周恩来与扎西会议：伟大转折后的关键推手与自我革命典范
来源：王光霞   2026-07-16 17:01:09

　　摘要：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5年2月5日至10日，党中央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内连续召开系列会议，史称“扎西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延续、完善与最终完成，扎西会议在党史军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周恩来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扎西会议期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他通过高超的政治智慧与耐心斡旋促成了“博洛交权”的平稳过渡，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在军事指挥分工上谦逊让贤，确立了毛泽东进入核心军事层的组织程序；主持签发红军精简缩编命令，重塑部队战斗力；亲自动员组建川南游击纵队，策应主力转移。本文基于详实史料，系统梳理周恩来在扎西会议中的多维贡献，揭示其顾全大局、实事求是、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论证其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 周恩来；扎西会议；遵义会议；博洛交权；红军整编；长征

　　一、 引言：转折之后的“正乾坤”时刻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在红军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然而，受限于战时紧迫的军事环境与短暂会期，会议仅持续3天。如常委分工、军事路线等许多问题并未得到及时解决，也就是说关于“常委重新分工”“总负责人更替”等组织程序问题未能当场落实，博古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最高领导层的权力交接尚存悬疑。正如党史学者所指出的：“遵义会议拨航向，扎西会议正乾坤。”

　　红军一渡赤水后因土城战役失利，被迫向川滇黔交界的扎西地区集结。在1935年2月5日至10日这短短六天里，中央政治局于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常委会议与扩大会议，统称“扎西会议”。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未竟的组织交接，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作出了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及红军缩编等重大决策。在这一系列关乎党和红军命运的关键操作中，周恩来以其特有的政治成熟度与宽广胸襟，扮演了“关键推手”与“稳定器”的角色。探究周恩来与扎西会议的关系，不仅是还原历史细节的需要，更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核心如何在危机中实现自我革新、达成高度团结的重要视角。

　　二、 组织重构的枢纽：促成“博洛交权”的和平交接

　　扎西会议最核心的议程，是解决中央领导集体的组织分工问题，即实现从博古（秦邦宪）向张闻天（洛甫）的权力移交（史称“博洛交权”）。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职务更替，而是涉及党内路线分歧化解与大局稳定的复杂政治工程，周恩来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润滑与推动作用。

　　（一）周博长谈：推心置腹解开思想疙瘩

　　遵义会议后，博古作为被批评的主要对象，思想上存在较大包袱，对解除总负责人职务一时难以转过弯来。1935年2月初，红军行至云贵川交界“鸡鸣三省”地域（云南水田寨一带）时，周恩来利用行军间隙与博古进行了一次深夜长谈。这次谈话被党史界视为“周博长谈”，极具政治艺术。

　　周恩来没有居高临下的指责，而是以现身说法剖析得失。他指出：“南昌起义失败告诉我们，中国革命要成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行……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是帅才，都不适合做领袖和主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

　　周恩来进一步分析，遵义会议上大家批评博古，是出于对革命负责的紧迫感，而非个人恩怨；中国革命当前的重心是打仗，必须由一个懂军事、通国情的人来领导。这番话既点明了博古“留俄、不熟悉中国农村实际”的短板，也肯定了其在遵义会议上保障发言权的组织原则性，最终使博古认识到“中国革命靠谁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而除了胜利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弃的”。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二）周毛与周张沟通：兼顾大局的人事布局

　　在敲定接替人选时，周恩来也与毛泽东、张闻天分别交换了意见。毛泽东从大局出发，考虑到张闻天曾留学苏联、在党内有理论威望且未直接卷入军事指挥错误，便于向共产国际解释，主动提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周恩来完全赞同这一审慎安排，并向张闻天转达了中央的信任与期望。

　　周恩来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洛甫（张闻天）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三）花房子会议：常委分工的正式落地

　　1935年2月5日黄昏，在水田寨花房子（郑家住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周恩来作为临时主持人，正式推动并通过决议：

　　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月6日清晨，博古将装有中央委员会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印章及重要文件的两副铁皮挑子交予张闻天。周恩来在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左”倾错误路线在组织上的终结与新领导集体的正式运转。

　　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这一交接的平稳实现，离不开周恩来的周密斡旋。他既坚持了原则（必须换人），又讲究了策略（说服而非斗争），避免了党内分裂，体现了极高的政治成熟度。

　　三、 军事决策的基石：明确分工与战略转兵

　　扎西会议在军事上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固化遵义会议关于军事指挥的分工，二是根据敌情变化作出灵活的战略转兵决策。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此过程中展现了服从真理、支持毛泽东的坦荡胸怀。

　　（一）军事职责的重新界定与谦逊让贤

　　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仍是最后决心的负责人。这一安排在扎西会议上得到重申与落实。表面看周恩来握有“最后决心权”，但他在实际运作中敏锐意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卓越能力，主动在实践中将指挥权重向毛泽东倾斜。

　　在扎西期间，周恩来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进入核心军事指挥层，提出“党和红军需要一个熟悉中国国情、懂军事的统帅”。这种组织程序上的谦逊让贤，为后来苟坝会议成立“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及毛泽东实际主导军事指挥奠定了心理与组织基础。

　　（二）参与制定“回师东进”战略方针

　　1935年2月7日，鉴于川军十二个旅沿长江布防，滇军三个旅向扎西急进，原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计划已无实现可能。在庄子上会议及随后的江西会馆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与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等共同研判，果断放弃北渡长江，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采纳毛泽东提出的“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方针。

　　这一战略转变极为关键。周恩来协助毛泽东说服部分急于北进的同志，统一了“有时向东，有时向西……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的机动战思想（《告全体红色战士书》精神）。正是扎西会议的战略转兵，才有了随后娄山关大捷与遵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 治军整编的执行：签发缩编与重塑战斗力

　　扎西会议另一项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的精简整编（扎西整编）。湘江战役后红军减员严重（从8.6万锐减至3万余），机关臃肿、“头重脚轻”，严重制约机动性。周恩来作为中革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直接领导了此次整编。

　　（一）签发《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

　　1935年2月10日凌晨2时，中革军委发布由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的《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命令规定：红一、红三军团取消现有师部，各编4个团；红五军团编2个团（后为3个团）；红九军团将现有人数以五分之三编为1个团并入五军团，其余编入三军团（后调整为各编3个团）。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便于调动队伍，会议决定对军队实行精简缩编，将原有建制的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

　　整编的核心是“消肿”：师长、师政委下放当团长、团政委，团长下放当营长，甚至出现了“十个连长一个班”的现象（如黄克诚、黄荣贤等干部的降级使用）。周恩来要求各军团“在干部与战士中进行必要解释的充分准备工作”，确保思想不乱、秩序不乱。

　　（二）甩掉包袱与优待技术人才

　　整编不仅是砍建制，更是丢包袱。凡两人抬不动的笨重物资（如大型X光机、印刷机等）就地寄存或销毁。周恩来深知技术人才珍贵，同日他与朱德、王稼祥、李富春联名发出《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针对山高路险、技术人员离队问题，要求“已规定了的马匹、特务员、练习生与行李担子的技术人员，应不使他们感觉缺乏”“对于有病的更要很好地照顾”，在严酷环境中尽力保留革命火种。

　　扎西整编使红军部队从“搬家式”长蛇阵变为精干的战斗队，毛泽东后来评价：“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一变革的直接执行者与推动者周恩来，功不可没。

　　五、 游击战场的布局：动员川南游击纵队

　　为策应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扎西会议决定抽调力量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开展游击战争。这是周恩来直接参与并极度重视的一项部署。

　　（一）亲自动员与嘱托

　　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禹王宫（或湖广会馆），周恩来亲自向被选调的100多名干部作动员讲话。他语重心长地指出：

　　“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伤病员要安置，部队要充实轻装，并决定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要服从中央决定，高兴地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我们在这里暂时分开，将来是会见面的。我们川北有了根据地，你们在川南搞起来，革命力量就大了。”

　　他那句“分开是暂时的，会派人接您们”的叮嘱，给留下来的干部（如徐策、余泽鸿、戴元怀、李桂洪等）莫大安慰。周恩来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开创苏区新的局面”，为游击纵队的斗争定了调。

　　（二）战略牵制的深远意义

　　川南游击纵队随后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掩护主力红军二渡赤水。许多干部（如戴元怀牺牲、李桂洪被捕后坚贞不屈）付出了巨大牺牲。周恩来对这一部署的亲自过问，体现了他对革命力量保存与战略布局的深谋远虑。后来李桂洪出狱汇报时，周恩来感慨：“你们虽然没有走到延安，可你们走的比我们更艰辛呐。”

　　六 历史评价：自我革命与维护团结的典范

　　扎西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组织上正式落地。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的表现，堪称党史中“自我革命、维护团结”的典范，其特质体现在四方面：

　　第一，政治上的清醒与自觉。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主动作副报告承担错误，在扎西会议中积极推动博古交权、支持张闻天平顺过渡、力挺毛泽东进入军事核心。他不恋栈权位，以革命利益为重，展现了“举重若轻”的政治定力。

　　第二，组织上的原则与艺术。在处理“博洛交权”这一敏感问题时，周恩来既坚持组织原则（必须结束“左”倾领导），又运用谈心谈话的艺术化解抵触，实现了和平交接，避免了党内震荡。这种处理内部矛盾的智慧，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第三，军事上的务实与放权。作为军事最后决心者，他能迅速识别并信服毛泽东的指挥才能，甘居“帮助者”之次席而全力辅佐，这种格局是红军此后连打胜仗（四渡赤水）的重要保障。邓小平后来评价周恩来“一生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在扎西会议中得到了生动印证。

　　最后，扎西会议改变了对中央苏区“无指示、无回电”的状况，针对项英连续发电报询问行动部署，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并转各中央分局，要求他们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地方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等策略，重新恢复对各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领导指挥。

　　结语：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是“正乾坤”的关键一役。它保证了遵义会议所开创的历史性转折得到实现，周恩来在扎西的六天里，以高超的斡旋促成领导层更新，以坚定的执行推动部队整编，以深远的布局部署游击战争，以无私的胸怀确立军事新局。他不仅是会议的参与者，更是会议成果落地的组织者与执行者。历史证明，没有周恩来在扎西会议期间的顾全大局与关键推动，遵义会议成果的巩固与新领导集体的顺利运转将面临更多波折。研究“周恩来与扎西会议”，不仅是对一位伟者的追忆，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如何通过自我革命走向成熟、如何通过团结统一扭转乾坤的历史逻辑的深刻体认。它也是长征战略转变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2、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批林整风汇报会讲话），载《党的文献》。

　　3、冯佳：《扎西会议：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人民日报》，2020年6月1日。

　　4、解放军报：《扎西会议：遵义会议的续篇》，2025年2月22日。

　　5、云南日报：《扎西会议 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2021年4月28日。

　　6、威信融媒：《扎西红色故事（上）》，2023年5月1日。

　　7、人民网：《长征中哪六次会议被认为拯救了中共和红军命运》，2016年11月15日。

　　8、四渡赤水纪念馆：《长征路上的今天——1935年2月10日》，2021年2月10日。

　　9、中国军网：《一支鲜为人知的英雄纵队》，2026年6月11日。

　　（作者：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