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西路铸深谊：李先念与周纯麟的革命交往史考察
来源：王光霞   2026-07-17 15:05:59

　　摘要：李先念与周纯麟的交往，跨越红军长征、西路军征战、建国后重大政治节点等多个历史阶段，是中共党内“老战友”关系类型的典型样本。本文以《李先念年谱》、《周纯麟回忆录》及甘肃地方党史资料为基础，梳理二人从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时期的生死与共，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际在上海问题上的再度协同，再到晚年凭吊汪家墩的情感回响，呈现一段兼具战友情、同志谊与历史分量的交往史。这一个案，既折射西路军将士群体命运的共同底色，也提示统一战线与党内政治信任生成的微观机理。

　　关键词：李先念；周纯麟；西路军；红三十军；汪家墩；党内交往史

△李先念故居，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长丰村

△湖北省麻城市歧亭镇王奉咀村周家湾

　　一、问题的提出

　　在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将领群体中，李先念与周纯麟的关系颇具代表性：既非最高决策层搭档，也非泛泛上下级，而是在最严酷战场环境下结成的“生死之交”，并在数十年后重大历史关头再度形成工作交集。

△李先念

△周纯麟

　　李先念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周纯麟生于湖北麻城，两人原籍不同县。党史、军史叙述中更常见的提法，是把两人归为“鄂豫皖—大别山同乡”（红安、麻城相邻，同属大别山南麓、黄麻起义圈），李周纯麟（1913—1986，湖北麻城人，1955年少将），长征中在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任职；西路军时期任红三十军88师263团3营教导员。李先念时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是其直接上级。

　　二人交往主线可概括为三条：红军—西路军时期的上下级与共患难、1976年10月玉泉山汇报的政治协同、1980年代初凭吊汪家墩的晚年情谊。本文尝试把这三条线索放回具体史境中考察，避免将其简化为“将帅佳话”，而呈现其作为党史微观切片的方法论意义。

　　二、西路军时期：血与冰中的生死与共

　　1. 虎豹口渡河与“渡河先遣连”

　　1936年10月，会宁会师后，中革军委部署宁夏战役，红三十军奉命造船渡河。10月23日夜偷渡未果；24日，李先念与代军长程世才急调红263团百余名骨干组成“渡河先遣连”，交一营营长赵海丰、三营教导员周纯麟指挥。当夜先遣连从虎豹口强渡黄河，登陆后与敌接火，掩护主力陆续西渡。这一细节在周纯麟回忆录中有具体记述，亦见于《李先念年谱》相关条目。它的重要性在于：在渡河这一关键节点上，李先念对周纯麟已形成“可托骨干任务”的信任。

　　2. 倪家营—汪家墩： “铁钉九连”

　　西路军进入临泽倪家营地区后，1937年初，周纯麟带263团3营9连130余人据守汪家墩碉堡。该碉堡为清同治年间所建，高9米，墙基厚2米，是前沿制高点。9连在敌重兵围攻下苦守一昼夜，换防时仅剩9人。李先念亲临前沿，握着周纯麟的手说“你们打得好”，后誉之为“铁钉九连”。1983年，已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周纯麟借赴疆之机，专程绕道临泽汪家墩，手扶墩壁凭吊旧部，称“120多名战士为总部和兄弟部队安全献出生命”。

　　△红西路军战斗遗址——汪家墩碉堡位于临泽县倪家营镇汪家墩村，距县城15公里，建于清同治年间，高9米，四边长各11米，墙基厚2米，顶宽1米，有垛口，内设两层半，每层都有用木头搭成的楼板。墩子周围是一人多高的围墙，围墙外是2米多宽、1米多深的壕沟。由于这个墩子处在倪家营中上部，地势较高，因此红西路军进驻倪家营以后就将它作为防御工事。由30军88师263团3营指导员周纯麟先后带领9连和7连、8连轮番防守，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墩经过战争洗礼，已是弹痕累累，至今陈迹犹存。

　　汪家墩之战的意义，不只在战术坚守，更在它成为李—周关系中一个反复被唤起的符号：在李先念一侧，是对基层指挥员“敢打、能扛”的当面肯定；在周纯麟一侧，是终身携带的精神标识。

　　3. 祁连山左支队：爬冰卧雪中的细节

　　石窝山分兵后，李先念、李卓然率西行支队入祁连山。周纯麟回忆：“刚刚走出祁连山口，就遇上了大风……饥饿仍然严重威胁着我们。” 另一细节广为流传：途中杀马充饥，三营战士不肯杀李先念等人的坐骑，李先念劝“不吃东西明天怎么走路”。这类细节未必见于正式军史，但在亲历者叙述中构成情感记忆的骨架——它呈现的不是指挥链条，而是极端环境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人格互动。

　　西路军最终从肃北石包城、蘑菇台一路西进，4月底余部抵星星峡，仅存数百人。对这一群体的后续安排，李先念后来在多场合提及“西路军同志是党的重要财富”，周纯麟亦属其中一员。这种共同命运感，是二人关系最深层的基础。

　　三、1976年：历史转折点的再度协同

　　西路军后，二人长期各在一方：李先念逐步进入党和国家领导核心；周纯麟历任华东军区、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职务，1976年10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急需掌握上海动向。10月9日夜，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周纯麟汇报上海兵力、民兵、班子情况，李先念详细询问并追问研判，成为中央决策上海问题的重要一环。 这一事件在《李先念传》、《周纯麟回忆录》中均有记载，其关键性在于：

△华国锋向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详细讲述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

　　信任路径：在中央尚在厘清各地班子之际，调一位与自身有老战友关系的战将来京当面汇报，既是信息渠道，也是政治信号；

　　专业判断：周纯麟长期主政上海警备区，对当地兵力、民兵、派性结构有第一手认知，其判断直接影响中央对上海的处理节奏；

　　关系性质：此时二人已是“老战友+现任领导”双重身份，协同基础仍是1930年代结下的信任。

　　此事常被归入“稳定上海”叙事，较少从人际史角度解读。但放回李—周关系链看，它恰是“西路情谊—建国后政治信任”贯通的关键节点。

　　四、晚年：记忆、凭吊与情感回响

　　1980年代，李先念先后任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周纯麟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赴疆参加陈潭秋烈士纪念馆揭幕之际，周纯麟未等会议结束，即绕道临泽汪家墩，追忆与李先念并肩作战情景。 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公务行程，不如视为个人情感的政治表达——它以空间回访方式，把1937年与1983年叠合。

　　李先念生前多次谈及西路军，强调“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英勇的、忠诚的”，并推动相关史料整理与纪念设施建设。周纯麟作为幸存指挥员之一，其回忆录、访谈构成西路军叙事的重要一手材料。二人在晚年虽无密集往来，但共享一套记忆符号（“铁钉九连”、虎豹口、祁连雪、汪家墩），这套符号又反向强化其关系的历史重量。

　　五、交往史的方法论提示

　　李先念—周纯麟关系，可提供三点延伸思考：

　　第一，党内“老战友”关系不宜仅作道德化叙述。其生成通常经历“战场共患难—组织长期分离—重大关头再校验—晚年记忆互证”四阶段，每一阶段都嵌在更大制度结构中。脱离制度谈情谊，易流于浅；脱离情谊谈制度，易失于冷。

　　第二，西路军群体是中共党内一支特殊“情感—信任网络”。因经历极端的集体创伤与幸存者认同，其在建国后人事、统战、史料建构中持续发挥作用。李先念作为西路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对这一网络的凝聚具有枢纽意义；周纯麟则是网络中的地方节点。

　　第三，微观交往史可补宏观叙事之隙。对1976年10月上海问题的既有研究，多聚焦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顶层互动，引入周纯麟这一中层环节，可呈现决策信息链如何从“中央—大区—警备区”贯通。

　　结语

　　李先念与周纯麟的交往，起点是虎豹口夜渡与汪家墩血战，中段是玉泉山一夜汇报，末端是临泽凭吊。三段相隔四十年，却共享同一组底色：在制度性信任尚未完全成型或面临压力的关头，共同经历锻造的个人信任成为政治运作的隐性资源。这一逻辑，既不浪漫化，也不工具化——它只是党史中反复出现的一类真实机制。多年后，周纯麟还会对人说：我的本事，是跟着先念同志学的。跟着他，学会了怎么看地图，怎么分析敌情，怎么在绝境里找出一条生路。

　　今天汪家墩碉堡弹痕犹在，周纯麟1983年手扶墩壁的身影已成史料。重读这段交往，意义不在于复述“将帅情深”，而在于理解：一个政党何以在极端环境中凝聚人、在长时段中维系信任、在关键节点调用记忆——这些问题，比故事本身更值得追问。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李先念年谱：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李先念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3] 周纯麟. 周纯麟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4] 甘肃发布. 安西战役：忠勇志士 大地当歌[EB/OL]. 澎湃新闻，2021-06-03.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37462

　　[5] 临泽县旅游局. 到汪家墩，来一场刻骨铭心的红色之旅[EB/OL]. 澎湃新闻，2020-05-27.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573926

　　[6] 李先念在长征途中[EB/OL]. 相关党史资料，2016-08-01.

　　[7] 何光耀等. 李先念与中原突围相关史料汇编[G]. 湖北党史网.

　　（本文课题：中原解放区和江汉区历史编研  省级课题  本文作者系湖北新四军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