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绩观视角审视周恩来1939年浙江之行——基于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来源：王光霞   2026-07-21 10:01:52

　　摘要：2026年是周恩来同志逝世50周年，全国各地举办的“人民总理爱人民”“生命绝唱 举世哀痛”、“人民总理人民爱”等主题特展，诠释了其穿越时空的精神共鸣。1939年3月17日至4月6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双重身份视察浙江，代表党中央向闽、浙、赣三省党组织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对浙江党的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本文以“政绩观”为分析视角，结合《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中“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大维度，系统梳理周恩来浙江之行的历史背景、传达内容与实践路径，揭示其“为民造福、质量重于数量、实干担当”的政绩观内核，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历史镜鉴与缅怀学习的现实参照。

　　关键词：周恩来；1939年浙江之行；六届六中全会；政绩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建设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路线，针对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政策，强调巩固敌后根据地与党的自身建设。1939年3—4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公开身份，从皖南新四军军部进入浙江，在金华、天目山、绍兴、丽水等地开展为期21天的视察与传达工作。此行既是政治谈判与统战实践，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与政绩观示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摘编》中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周恩来1939年浙江之行，恰恰在历史情境中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重访档案（《中共中委周恩来来浙经过》等），还原历史细节，提炼政绩观意蕴。

　　一、背景与行程：在相持阶段中锚定方向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调整策略，对国民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汪精卫投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反共摩擦加剧。东南地区作为抗战前沿，新四军处于“一面临敌、三面受围”境地，浙江省会杭州沦陷，金华成为政治军事中心，党组织在大发展后面临巩固与隐蔽的双重压力。

　　在此背景下，周恩来此行肩负三重使命（据台湾“中统”档案《中共中委周恩来来浙经过》）：调和新四军叶挺、项英领导层冲突；调查永嘉临时省委机关破坏及周饮冰等被捕事件；

　　视察浙共工作，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行程脉络：公开活动与秘密传达交织。

　　周恩来1939年3月17日，悄然抵金（金华），避开国民党欢迎队伍，入住大东旅社后转中国旅行社（实为国民党监控场所）。其后行程如下：18—19日金华：会见骆耕漠、邵荃麟、严北溟等地下党与进步人士，接见新四军干部，赴北山罗店活动。20—24日天目山：会晤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达成不发展组织、不建武装、指定联系人（吴毓）三项口头协议；出席浙西临中开学典礼，作持久战演讲。25—30日绍兴：省亲扫墓，续家谱，访大禹陵；在越王殿座谈4小时，宣传抗日统一战线；题词“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等。

　　3月31日—4月1日诸暨、枫桥：大庙演说，动员群众；夜返金华。2—3日丽水、云和：视察铁工总厂，对工人演讲；与黄绍竑同赴干部教导总队训话。4—5日金华：召集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曾山、黄道等秘密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巩固重于发展，质量重于数量”党建方针；在金华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作《第二期抗战中应有之努力》演讲。

　　6日：离金赴赣。全程受国民党“中统”严密监视，档案逐日记录其会客、出行、谈话时间，却未能透视其政治内核——这正是周恩来“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的政绩实践智慧。

　　早在出行前，1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应邀出席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举办的校友座谈会。在会上就统一战线、抗战形势与前途、青年在抗战中的责任等问题发言，说：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战争，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东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伟大的!青年们一定要关心民族的存亡。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要把天下兴亡担在肩上，要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凡是有利于抗战的事都要支持、拥护；凡是不利于抗战的事都要抵制、反对。

　　二、从“政绩为谁而树”看立场：民心与统战的统一

　　周恩来常言“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绍兴，一个是淮安”。1939年回绍，他不仅祭祖续谱，更在越王殿座谈中直面国民党安排的“自由人”责难，从容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走访农家，了解粮荒，在枫桥大庙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种将个人血缘乡愁升华为民族救亡担当的实践，体现了“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立场——为最广大人民抗日救国。

　　在绍兴商会受国民党岗哨包围时，他闭门写日记、看地图，却仍抽出时间与警卫员谈形势：“现在虽然苦一点，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这种在高压环境下对底层战士的关怀，正是“把屁股端端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的生动写照。为民造福：从故乡情到民族责。

　　面对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周恩来不以意识形态对立，而是肯定其“相对进步”，支持其抗日措施，达成口头协议：不在国民党机关发展党员，不发展武装，指定吴毓为联系人，拒交共产党员名单。这一策略并非妥协，而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以减少摩擦换取民心安宁的政绩选择。正如《论述摘编》所言：“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周恩来深知，在浙江敌后复杂环境中，若强行发展组织只会引发国民党镇压，损害群众抗日积极性。他以“交朋友方式”开展统战，使黄绍竑在相持阶段保持中立偏共态度，为浙江党组织生存与发展创造了空间。这体现了统战中的“为民”逻辑：争取黄绍竑。

　　周恩来指示浙江党：“共产党员不论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或群众团体工作，都要埋头苦干，不暴露，不突出；对友党友军……不浮、不躁、不卑、不亢，以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作用，争取更多的人同自己团结在一起工作。”这种克制、隐忍、示范性的工作作风，恰是“为民造福”政绩观在统战领域的延伸——不追求个人曝光与短期显绩，而以长久团结换取民族解放的最终利益。体现了对友党友军的“不浮不躁”的策略。

　　三、从“树什么样的政绩”看内涵：质量、巩固与潜绩

　　六届六中全会后，浙江党组织经1938年大发展，面临国民党渗透与特务混入风险。周恩来在金华秘密会议上明确指示：“浙江党组织经1938年大发展后，应‘巩固重于发展，质量重于数量’，审查可疑党员，严防特务混入，加强党员教育与军事干部培养，派干部到沦陷区工作。”党建方针：“巩固重于发展，质量重于数量”

　　这一方针直指当时党建“重数量轻质量”的隐患，体现政绩观中“质重于量”的辩证思维。在《论述摘编》框架下，这正是反对“数据注水”“数字政绩”，强调“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的历史先声。浙江省委随后下发《关于学习贯彻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决定》，在全省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贯彻，使浙江党在反共高潮前完成组织纯洁与战略转移（省委机关迁丽水），避免了重大损失。这种“潜绩”积累（组织巩固、干部培养）在1939—1941年反共摩擦中显现出决定性价值。

　　周恩来在皖南军部已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在浙期间进一步督促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动群众抗日。他在浙西临中演讲中以越王勾践、戚继光为例激励青年，在铁工总厂对工人说：“抗战期间，浙省尚有如此铁工厂，实堪告慰。”这些言行表明他所树的政绩不是高楼大厦的显绩，而是民族觉醒、群众组织力、工业支撑抗战的潜绩。

　　尤其在绍兴、枫桥、金华多地演讲累计8次，听众涵盖学生、工人、政工队、妇女营、青年营等，直接动员数千人。这种以思想启蒙与组织动员为核心的政绩，符合“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他不追求当场可见的“工程落成”，而追求持久抗战的社会根基。体现了战略指导上，敌后根据地的发展与群众广泛动员。

　　周恩来在金华分别接见《东南战线》《浙江潮》《青年团结》编辑，指出“要讲究斗争策略，隐蔽一点，并强调无论办报办刊物，都要十分重视加强和读者的联系”。在国民党封锁下，进步刊物是思想统战的“潜绩”载体，他要求“隐蔽一点”，正是防止显绩过早暴露而遭摧毁，体现了对政绩可持续性的深刻把握。说明了文化统战方面，刊物的隐蔽斗争。

　　四、从“靠什么树政绩”看路径：实干、方法与纪律

　　从3月17日抵金到4月6日离浙，21天高强度连续工作，周恩来日均睡眠不足5小时，在金华中国旅行社受监视环境下仍秘密召集会议，在绍兴越王殿座谈至凌晨2:30，在金华演讲后连夜步行返旅社（因汽车抛锚）。这种“真干才能真出业绩”的实干作风，与《论述摘编》中“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完全契合。

　　尤其在天目山，他拒绝轿子，与警卫员步行山路；在丽水铁工总厂“分召该厂职员个别谈话，言词尚无不妥”；在金华江南旅社与刘英、曾山、黄道等东南局、省委负责人密谈，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每一步都是用脚步丈量敌后统战地形，用谈话传递党中央意志。

　　周恩来此行方法以“国民政府副部长”公开身份掩护“党中央代表”秘密职能。在国民党档案中，他每日会客、宴请、演讲皆有记录，却未能察觉其在江南旅社一号房与黄道、曾山“秘密会谈，并于门口放一步哨”的核心传达。这种“一国两制”式工作法（公开统战+秘密党建）是树政绩的方法论典范，体现了统战工作，公开与秘密、统战与党建的辩证统一。

　　公开场合（天目山、学校、工厂）：宣传持久战、统一战线，树“显绩”（鼓舞士气、扩大影响）；秘密场合（旅社房间、夜间谈话）：传达六中全会、部署组织巩固，树“潜绩”（党的领导强化、安全防线构筑）。正如他指示：“不在国民党机关内发展党员，但以交朋友方式开展统战工作。”——不混淆阵地，不逾越边界，以合法掩护非法，以公开保护秘密。

　　纪律方面，黄绍竑要求周恩来开列浙江参加地方工作的共产党员名单，遭其坚决拒绝，拒交名单是共产党的纪律。在国民党“中统”档案中，周恩来生活简朴，“身着黄呢军服，肩披大衣”，在绍兴“不敢接受地方招待者三次”，在金华拒绝设宴铺张。这种严守党的纪律、保护组织机密、保持廉洁底色的行为，廉洁奉公是政绩的“清廉基石”。

　　周恩来还在诸暨将五六封信交县长夏高扬收藏（内容不明，推测为组织指示或掩护信），在金华将皮包、纸包交由副官廖某传递，显示其严守保密纪律、不留书面痕迹的谨慎。这与《论述摘编》强调的“廉洁是政绩的底色，也是100前面的那个1”高度呼应。“1”是从政底线，代表着清廉本色、党性修养与道德操守，更是干事创业的前提。守住这个“1”，所有付出才有意义；一旦丢掉这个“1”，哪怕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财富再多，到头来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五、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

　　1 统一认识，强化领导

　　此次传达统一了闽浙赣地区对六中全会路线的认识，浙江省委随后下发学习贯彻决定，强化了党对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省委机关迁丽水，建立电台、秘密联络点，为浙西南成为“浙江抗战大后方”奠定基础。周恩来指示的“巩固重于发展”使浙江党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未被彻底破坏，保留了骨干与阵地。

　　2 鼓舞斗志，扩大统战

　　8次公开演讲、多次座谈与题词，极大鼓舞了故乡及东南前线斗志。黄绍竑在回忆录中称周恩来“高瞻远瞩、坦诚待人”，其后在浙江推行若干进步措施（如允许政工队活动），直至1941年才全面转向反共。周恩来争取到的“相对安全窗口期”，使浙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在1939—1941年间初步建立。

　　3 政绩观启示：历史与现实的贯通

　　从周恩来1939年浙江之行反观《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可提炼三重启示：

　　立场启示：政绩为谁而树？——为民族解放、为人民抗日、为战友团结。周恩来在绍兴对族亲行三鞠躬、在龙山对青年演讲、在铁工厂对工人勉励，皆以“人民”为中心，不以个人权力扩张为目的。

　　内涵启示：树什么政绩？——质量重于数量的组织巩固、持久战思想的社会动员、统战团结的政治格局。他拒绝“显绩冲动”（如在国民党面前扩张组织），选择“潜绩深耕”（审查党员、培养干部、隐蔽战线）。

　　路径启示：靠什么树政绩？——实干（21天连轴转）、方法（公开秘密结合）、纪律（拒交名单、廉洁简朴）。这恰是“钉钉子精神”“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原型。

　　结语

　　周恩来1939年浙江之行，是在抗战最复杂阶段的一次政绩观示范之旅。他以党中央代表身份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国民政府副部长身份维系统战大局，以故乡人身份动员群众抗日，在多重角色中始终坚守“为民造福”的根本立场，在党建方针上坚持“质量重于数量”的辩证内涵，在工作路径上践行“实干+方法+纪律”的复合逻辑。

　　同年7月，面对白色恐怖，26名党代表从全省各地秘密出发，乔装打扮、跋山涉水聚集到平阳县凤卧山区，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扎进了深山茂林之中。因为担心敌人破坏，会议地点从冠尖转移到马头岗，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从此掀开了浙江党史新的一页。

　　当我们今天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重温周恩来烽火千里回浙江的历史细节，应当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危难时刻的方向选择，是利益面前的纪律底线，是显绩与潜绩之间的历史耐心。周恩来在浙江21天的足迹，早已化作一座无声的丰碑——它告诉每一名党员干部：政绩不在纸上、不在墙上、不在汇报里，而在群众心里、在组织根基里、在民族前途里。

　　参考文献

　　1、浙江省档案馆藏：《中共中委周恩来来浙经过》，《浙江省党派调查月报》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号。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3、习近平：《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年版。

　　4、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党史90年90事：周恩来烽火千里故乡行》，《浙江日报》2011-04-08。

　　5、林威杰：《1939年周恩来的皖南浙江行》，《党的文献》2019年第1期。

　　6、《浙西南革命历史概况》，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