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正值周恩来同志逝世5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溯至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的召开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转折点。作为会议主持人与当时党和红军军事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在会上审时度势,坚定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打破了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指挥,促成了“通道转兵”的实现。本文以“局”的视角切入,通过梳理通道会议的历史背景、决策过程及周恩来的关键作用,揭示其在伟大转折开端中的决定性贡献,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勇于破局的崇高政治品格与战略智慧。
关键词:周恩来;通道会议;通道转兵;长征;毛泽东;破局智慧;伟大转折

通道转兵
一、引言:生死棋局中的“落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一盘棋”思维,革命工作好比下一盘棋,要下好、下赢这盘棋,得心中有局。若无目的、无“棋路”、无章法地落子,走一步看一步,迟早得输。1934年冬,中央红军正处在一盘濒临死局的棋面之中:湘江战役的惨败让8.6万大军锐减至3万余人,而前方仍是博古、李德坚持的北上湘西“口袋阵”。如何在绝境中布局、破局、成局,成为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首要课题。
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一场被李德称为“飞行会议”的紧急会议在恭城书院召开。这不仅是一次军事路线的辩论,更是一场关于“局”怎么破的生死较量。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与军委实际负责人,以关键一票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转出了红军的生路,也转出了中国革命的曙光。本文以此为核心,探讨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中如何以破局之功,开伟大转折之局。
二、危局:湘江惨败后的生死抉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因“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采取“大搬家”式甬道行军,虽突破三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11月底至12月初的湘江战役成为红军史上最惨烈的败仗——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鲜血染红了湘江两岸,当地百姓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之痛。这是惨重代价与错误路线的僵局。
根据周恩来年谱等有关史料: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占领渡口,与国民党军激战,红军开始渡湘江。30日,周恩来到前线指挥军委纵队渡江,并关照毛泽东等人过江。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六师在广西灌阳新圩作战,掩护红八、红九军团向湘江前进。12月1日凌晨,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在全县大田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今日战斗关系重大,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红军将被敌层层切断,要不顾一切牺牲,保证红军全部突过封锁线。下午,除红三十四师、红六师一个团、红八军团部分兵力外,全部渡过湘江。部队从西征开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周恩来支撑着困难的局面。
惨败之后,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于12月11日攻占湖南通道县城。此时,部队面临向何处去的致命抉择,棋局已到悬崖边缘。博古、李德的主张: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甚至以“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施压。
客观军情:蒋介石已识破红军意图,在此期间,国民党判断中央红军将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选在湖南洪江、蓝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调集近20万重兵在湘西武冈、绥宁、靖县一带布下“口袋阵”,北上无异于自投罗网。
内部共识萌芽: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已交换意见,认识到原定计划等于送死,必须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
12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在通道召开,与会者共七人: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会议由周恩来召集并主持,焦点集中在战略方向之争,过程激烈而紧张;会议的交锋:三方立场的对峙。
博古、李德:固执坚持原计划,李德在会上强词夺理,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博古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不再固执己见但仍犹豫不决。
毛泽东(列席):明确指出“避实就虚”的战略思想,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主张放弃北上湘西,改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甩掉强敌,开辟新根据地。他形象地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为什么要去钻口袋?”
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明确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形成多数意见。
以上问题,根据周恩来年谱信息,早在12月上旬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焦点是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红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三、破局:周恩来的关键一票与决断
在会议陷入僵局、博古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投出了至关重要的一票,成为破局的核心枢纽。
1 审时度势:从“三人团”到支持毛泽东
作为当时中央“三人团”成员及红军军事指挥的实际主持者(湘江战役后李德已无法全面指挥,真正部署作战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沉重面对总参关于湘江惨败的报告,认识到继续北上必然导致全军覆没。
在会上,周恩来发言:“我赞成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现在如果仍然向湘鄂西进军,红军就会陷入敌军重围,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红军必须改变原定的进军方向,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样既能出敌不意,摆脱敌军围阻,又能寻找更有利于红军发展的地方。”他明确表态:“现在必须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执行。”
李德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愤愤写道:“这次他(毛泽东)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由于周恩来在党内军内的特殊地位,他的表态使赞成票形成实质多数,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放弃了北上湘西的原计划。
2 从决策到行动:发布“万万火急”电令
通道会议虽未形成长篇决议,但周恩来以果敢的行动力将决策迅速转化为军事部署。12月12日晚19时30分,周恩来与朱德联名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全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这是长征途中最高等级的军事电令,也是西进贵州集体决策的标志。
会后,13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参谋长。刘伯承、周昆、黄更调回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周恩来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转兵贵州、夺取黎平的战斗行动,召集军团干部交代任务,使红军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行军方向的战略调整。同日起,中央红军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进入靖县新厂、平茶,向贵州进军;一路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这一行动成功避开了国民党军的主力伏击,使红军主力得以保存。
四、成局:伟大转折的开端与品格彰显
通道会议及随后的转兵行动,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周恩来的作用贯穿始终,其政治品格在破局中熠熠生辉。
1. 第一次集体否决共产国际顾问的错误
通道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集体决策形式否定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主张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正如通道转兵纪念馆总结的精神:“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
2. 为遵义会议奠定前提
如果没有通道会议采纳毛泽东主张、实现转兵贵州,红军将在湘西全军覆没,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乃至遵义会议。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的果断决策,为红军争取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和相对稳定的环境,使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可能。周恩来后来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回忆:“在进军途中,能听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的正确意见,破例请毛泽东参加通道会议……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3. 周恩来政治品格的集中体现
在通道会议这盘棋中,周恩来展现了卓越的“局”者风范:
实事求是的破局精神:从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中反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勇于否定错误方针。
顾全大局的胸怀:作为最高领导人之一,不计较个人地位与面子,支持曾被排挤的同志,以党和红军的生存为最高利益。
勇于负责的担当:以实际主持者身份拍板定案,承担转兵的决策责任,并在会后亲自部署落实,确保决策不走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同志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任何时候都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把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维护和巩固党的政治大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一评价在通道会议中得到生动印证——周恩来的关键一票,转出了红军的生路,也转出了中国革命的曙光。
结语
棋局永恒,精神长存。革命如棋,有失才有得、有得便有失,先舍后得、能舍能得。如果一粒棋子都不愿意失去,就必定会落得满盘皆输。布局、破局、成局,个中奥妙在于“局”——既着眼于大局,又着力于细节。通道会议虽仅历时一天,却因周恩来的主持正义与果断决策,成为长征史上“伟大转折的开端”。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从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周恩来始终站在正确路线一边,以“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的政治勇气,推动党和红军走出死亡陷阱。历史证明,通道转兵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教条主义的胜利;周恩来的关键作用,不仅在于那一票的分量,更在于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颗在生死关头敢于担当、在真理面前勇于低头的精神,至今仍是指引我们前行的不竭源泉。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当我们面对各种困局与挑战时,仍需从周恩来与通道会议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心中有局,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勇于破局;顾全大局,终能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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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央视网:《“通道转兵”史料揭秘攸关中央红军命运内情》,2016-08-31。
[11] [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12] 刘伯承:《回顾长征》,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作者: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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