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山中学与赵宗复的革命岁月（上）
来源：通讯员张小虎 作者：白尚立   2026-07-22 11:11:31

　　说赵宗复的革命岁月就离不开进山中学，因他就读、任教、任校长于进山中学。“进山”名称还是赵宗复的父亲赵戴文提出的。而赵宗复父子俩及进山中学又都与阎锡山有关联。所以，说进山中学，他仨都是绕不开的人物。

　　一、进山中学

　　进山中学起初的全称是山西私立进山中学，创办于1922年，是阎锡山召开的“进山会议”的产物。1919年我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俄国的十月革命使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急剧变化。阎锡山为了抵制以共产主义为主要对象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潮流，于1920年在省政府梅山的“邃密深沉之馆”召开了“进山会议”，提出“土地公有私种、资由公给、限制工商业”等办法。为了培养实行这些办法的干部，创办了进山中学。“进山”二字取自 《论语·子罕篇》 的“譬如为山”的“山”字，“进吾住也”的“进”字，合而言之，有“前进登高”的意思，由时任山西省督军府秘书总监、参议总长、赵宗复的父亲赵戴文提出。

　　创办初期，校址在太原省政府东侧的布弓街 ，后迁至太原北郊上兰村（今中北大学校园内）。校长起初由阎锡山兼任，到抗日战争开始停课时，历任校长有萧澄、张杰、李济生等。学生初期享受公费待遇，课本、伙食费、制服等均由学校供给，1924年改为半公费。1925年以后，对前五名的优秀生，每月发给奖金5元，每年发给制服一套。到1937年停课时，高、初中均办到第21班。

　　进山中学的特点是师资素质好，教学质量最高，民主气氛浓，特别是从1925年起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支部。进步师生在它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阎锡山征收房捐，声援“五四”惨案、抵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进行的“清校”、组织反日示威游行等。在这些斗争及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有不少同学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其中“进山八君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进山中学虽然是阎锡山创办的，但它却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学校。

　　进山中学于抗战爆发后停办，1941年夏秋之际在隰县南关占用原山西省立第九中学校址正式开学上课。第二年在隰县北郊后寺开办了进山二院。第三年秋在隰县大麦郊（今属交口县）成立了进山中学西校，同时在汾西县成立了进山中学东校。1944年秋，在第二战区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所在地吉县克难坡成立了进山中学克校，但克校受教育厅直接领导，在经费开支和工作安排上不与进山中学发生关系，具有独立性，1945年秋迁回太原，1946年初改称克难中学，与进山中学完全脱离关系。

　　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进山中学不仅办有初中班、高中班，还办有师范班、简易师范班、补习班等，培养出了大几千毕业生。可以说，进山中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最大的一所中学。

　　需要说明的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赵宗复任教或任进山中学校长期间，他千方百计利用进山这块阵地，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提倡民主，引导学生走向革命。可以说，赵宗复是进山中学师生中，进行革命的典型代表。

　　太原解放后，进山中学曾改称太原第六中学，校址在上马街。因其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后恢复原校名，并由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题写校名——进山中学。

　　二、其父不凡

　　赵宗复的祖籍是山西五台东冶镇 。父亲赵戴文，自号次拢，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初三生于东冶镇，是山西现代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极具影响的人物。他是山西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之一，是阎锡山最重要的助手，曾任察哈尔省主席、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长、山西省政府主席。1919年创办国民师范学校，赵戴文兼任校长6年，后改任学校监督。时国民师范学校是太原规模最大、经费最多、质量最好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在山西相当有地位，其学生遍布政府各个部门，故而民国以后的山西军政两届出身的人物几乎无不是他的学生。他对赵宗复影响很大，没有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赵宗复就不可能长期在阎锡山统治区里那样生活并为共产党工作，他的命运轨迹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赵戴文勤学一生，手不释卷，精通儒学、佛学，并不断接受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是学术造诣极深的大学者。他9岁入本村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从“三字经”、“千字文”始一步步学下去，到14岁时已能阅读经史著作。又读同乡人、当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晓然世界形势。其间，因仰慕清初学者陆陇的为人，自号次陇。17岁参加五台县书院考试，成绩优异，深得主考官嘉勉，批其文曰“蛟龙得雨，终非池中物”。24岁入晋阳书院，师从李菊圃先生，饱受宋明理学熏陶，造诣很深；27岁入令德堂（山西大学前身）饱学儒学的同时，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只有变法，要强国只有学外国先进科学的道理。敬德堂毕业后，赴祁县私塾学馆执教，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又受聘于山西大学堂和宁武学院山长。

　　赵戴文本以儒学立身处世，却在30岁时学习佛学。如此，一方面成就了他的道德文章，另一方面成为了他后半生与阎锡山的亦师亦友，成为了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而终其一生的资本与阶梯。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39岁的赵戴文被山西当局保送公费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就读。期间，在山西同乡会结识了同乡阎锡山，并于年底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他便正式开始了革命生涯，由一心治学转向了终身从政。

　　第二年弘文学院毕业后，偕盟友阎锡山回国，先后任教于太原农林学院、晋阳中学。太原起义前及起义中，诸多重要工作的筹谋计划，他无不潜心钻研和参与策划，为起义的顺利进行，不计安危地做了大量工作。最后完成了由学者向政坛要人的转变，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紧接着，他帮助阎锡山勇夺兵权，护阎锡山应对袁世凯，与阎锡山共渡中原大战失败之难。全民抗战爆发前后，他积极主张、推行与共产党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共同抗战，坚持抗战。太原沦陷之际，随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山西省政府、八路军办事处等转移至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山西省吉县克难坡。

　　1943年12月赵戴文病危时，阎锡山曾前往探视，在病榻前赵戴文托给三件事：“一、宗复年轻，做事不稳当。希望好好教育他！”阎锡山答：“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我一定要教育他，你可放心！” “二、抗战胜利后回太原时，将我的家属照顾回去，勿使流落外地。”阎锡山答：“一定办到！”“三、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锡山答:“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他们的道路。”赵戴文说：“那我就放心了！”

　　不难看出，如果第二条纯是家事的话，那么第一条是对赵宗复政治“出轨”的不放心，因他的思想还停留于对国民党、阎锡山愚忠、死忠的层面；第三条则是儒家思想熏陶的结果，所体现的是民族气节、爱国精神。

　　阎锡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也使临终的赵戴文感到安慰。 在此之前，赵戴文亲自监督刻成“中国国民党党员赵戴文之墓”墓碑一通，其“中国国民党党员”是他给自己留下的惟一的一个头衔。

　　1943年12月27日（农历腊月初一日）上午9时40分，赵戴文因肝癌医治无效故去，时年77岁。他的灵柩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始由晋西运回太原，先停灵崇善寺，后安葬于上兰村窦大夫祠旁。

　　赵戴文共生四子、五女。长子效复、次子仰复早故，抗战中只有宗复、景复和儿媳、孙辈常来探视他。他有五个女儿，长女嫁张树宏、二女嫁徐士珙、三女嫁杨士达、四女嫁张复之、五女嫁崔培成。

　　三、童年及小学就读

　　赵宗复，1915年2月11日出生于老家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太原度过的，有几件事在他幼小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天吃饭时他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碗，母亲说要告诉他父亲打他，他害怕得躲避起来。傍晚父亲回来见院子里丢着不少识字画片，就喊他去捡，他误以为母亲已告诉了父亲，父亲要打他，就躲着没出来。赵戴文怒了，取了根混子就赶着打他，幸亏有人抱着他跑了出去。过后才知道，父亲喊他并不是因为打破了碗，而是嫌他丢弃了识字画片。父亲还讲了不少爱护书纸的道理。这件事对他影响极深，因此，他对书籍一生都爱护备至。

　　赵宗复的两位舅父从老家来太原投奔赵戴文，赵戴文却叫他俩去当兵。不料其大舅父不幸死于湖南的一次战役中，因此，母亲伤痛得很，很厌恶打战。赵宗复同样对大舅父死于战火中极为痛心，因此也非常厌恶战争。

　　赵宗复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军阀混战、内忧外患、困难重重的年代，他幼时随姐姐们在太原天主堂的加辣女校幼稚班幼读，儿童们大多顽皮，洋姑奶奶们动不动就责骂，还要禁闭楼上，他就以烧洋楼相威胁，她们就直呼他为“小义和团”。因此，他幼小的心灵上种下了嫉恨外国人与爱国的萌芽。

　　刚入太原国民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有一天他穿了件新衣服跟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们玩儿，不料受到了普通家庭孩子们的讥讽，从此，他就远离那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们，力求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们在一起。不知不觉间影响到了以后的生活作风和性格。这些，对他以后参加革命工作都有深刻影响。

　　赵宗复1921年6岁时入国民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因天资聪颖，敏而好学，门门功课都好，老师常常夸奖他，同学们给了他个绰号——“圣人”。他穿着朴素，上下学无须人接送。起初，一进大门佣人总要说一声“少爷，回来啦。”他听后很不自然，而后更恼火，对看门的说：“以后不要叫我少爷。”但佣人们叫惯了，又怕主任责怪，仍称“少爷”。他遂向父亲说了此事，父亲同意他的做法，召集佣人说以后不要叫他少爷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附属小学老师知道他是赵戴文的儿子，便让他带一个儿童募捐队进入省公署进行捐款活动。对于他的这种“无法无天”，阎锡山十分恼怒，但碍于赵戴文的情面，也只能迁怒于卫兵，打了卫兵军棍才作罢。赵戴文看在眼里怒在心中，声色俱厉地要对儿子罚跪，赵宗复不但不跪，还据理力争。就在此时，阎锡山跟父亲不爱学生不爱国，还害怕学生搞革命行动，所有这些，在他头脑中和幼小的心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四、就学进山中学

　　1926年夏，赵宗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进山中学，是所有录取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很是给父亲长脸。时年招收两个班，编为进六班、进七班，他被编入进七班。他的初中、高中都是在进山中学度过的。

　　进山中学是当时太原市入学考试最严、办学质量最好的一所学校。招收学生都要经过初试、复试、口试三次考试和三次发榜才作裁定，决不滥收一名不合格的学生入学。时任校长赵乙峰受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很大，他主张“兼容并蓄，发展个性”，在聘用教师时重视知识才能与学术声望，而不注重其政治倾向和学术流派，故而聘用了不少思想先进学识渊博的知名人士到校任教。

　　阎锡山把进山学校视同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工具，从创办之初所设的机构“劝学”、“考查”等名称与委派的校长人选都围绕其用意。但是事与愿违，进山中学却较早地出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

　　1925年进山中学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纪廷梓为负责人。纪廷梓是进山的一位学生运动领袖，在1924年曾赴广州参加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苏联东方革命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被捕牺牲。1926年进山党支部建立，开展共产党秘密活动。因聘用教师有不少是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所以他们较早地对学生进行了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的启蒙教育，使进山中学成为在山西传播共产主义、哺育革命新生力量的摇篮和基地之一。因而学生中追求进步、思想活跃者甚多，有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同时，进山中学师生先后掀起了几次民主运动，比如抗阎锡山房捐斗争运动，因声讨日本侵略中国、屠杀同胞罪行游行遭国民党纠察队打死进山初中学生穆光正酿成的“12·18惨案”，迫使阎锡山查封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等。赵宗复参加了后一次学生运动，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受到了很大影响。

　　在进步教师和进步同学的教育影响下，赵宗复思想日趋左倾，他开始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以及苏联的革命文艺书籍，并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著作和杂文。到1929年升入高中，语文教师宋振寰和张伊林向他们介绍了创造社、太阳社和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使赵宗复逐渐明确了进步的方向。

　　国民革命武汉政府时期的1927年3月，曾留日四川人、地下共产党员罗任一代表武汉政府来太原推动阎锡山参加国民革命，同时开展共产党地方工作。后来蒋、阎勾结公开反共，阎锡山以保护为名禁闭罗任一于司令部，直到1930年春夏之交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中原大战之前才把他释放了。罗任一来山西时，阎锡山指定赵戴文与他打交道。被禁闭时，他所带的书刊被收缴由赵戴文过目查看，并放置其书房。时年仅12岁的赵宗复在书房偷偷地阅读这些读物，其中就有《共产主义ABC》。他还经常偷偷把扣留的书报拿到学校让几个要好的同学看，有不懂的还请教他们。起初感到好奇，时间一长，受益匪浅。当他看到汉口《中央日报》上郭沫若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文章时，竟情不自禁地对郭沫若的观点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表示赞赏。

　　之后的1930年，赵宗复在《进山校刊》以沙龙为笔名撰文参加时事论战。第二年年底以进山学生会的身份，参加了声讨日本侵略中国的游行和祭奠穆光正烈士的活动。

　　在进山中学引导赵宗复走向革命的重要引路人有两位：一位是在省立一中图书馆任主任的张磐石，赵宗复与其接触后，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产生了参加革命活动的要求；另一位是他的英语老师、赵府的家庭教师阴纫斋，阴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严格要求，对赵宗复的评价是：“这后生不俗气，人家在公馆也不让佣人叫少爷，既聪明又勤奋，将来很有出息。”

　　五、就学燕京大学

　　1932年夏，赵宗复进山中学毕业后赴北平投考燕京大学。他找到年初已到北平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张磐石，在其处如饥似渴地读起马列书籍来，并经常研讨读马列书籍的心得体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他几乎忘记了高考，跟他一同而来的赵守封已考入北京大学，徐会云因有事耽误了考试，他勉强考入了燕京大学。

　　1、初入大学

　　燕京大学时为中国最美丽和有成就的大学。在教学思想上，虽为教会办的学校，但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提倡民主，支持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故而近现代许多重大历时事件都与燕京大学有关。早在“五四”时期，校长司徒雷登就立场鲜明地站在爱国学生一方，认为中国学生运动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所以，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他派人领回殉难的燕大女生魏士毅的遗体，举行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并在图书馆旁树起“魏士毅女士纪念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燕大百多名学生参加南下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时已改任教务长的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赵宗复考入的是新闻系，后因慕名洪业教授而转入历史系。

　　洪业教授赴美留学获文学士、文硕士，1922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撰写《清朝开国史》，胡适特别赞赏洪业，称赞他对燕京大学的功劳特别大。

　　赵宗复在燕大求学期间刻苦学习，学术思想认识和专业理论水平方面已有见地。

　　开学不久，他就为母校进山中学十周年校庆寄回来一篇题为《给》的文章，叙述在燕大的生活感受。他讲到：“北平东交民巷外国军警雄赳赳气昂昂，国人经过时自行车不许响铃，汽车不许按喇叭，军人不能武装通过；哈德门大街旁外国军队在操练，朝阳门外美国兵、日本兵打野操，枪炮声隆隆，终宵齐鸣，甚至日本兵大白昼在王府井大街演习巷战。所有这些，我听了，我看了，我流泪了！“九一八”那天，学生要出发检查日货，军警武力解散群众，北大一女生被军警揪着两条辫子被捕拖走了。时代向前迈进，斗争就在眼前。咱山西差不多还在中古的封建时代，我希望同学们虽然在山清水秀的上兰村，但不要忘记污秽的中国社会，满地荆棘的中国前途，危机四伏的世界。希望同学们课余时间多读点社会科学的书报，及时读书，及时充实自己，及时健全自己。”当时年仅17岁的赵宗复能有如此爱国进步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当时陈翰伯主编的《燕大周刊》是每星期出版的进步刊物，赵宗复积极支持刊物，先后发表了不少论述历史、针砭时弊、呼救危亡的文章。

　　赵宗复是学历史的，他的两篇用文言体写就的《汪梅村年谱稿》和《李自成“叛乱”史略》都刊登在被世界汉学者公认为“学术上颇有贡献”的史学刊物《史学年报》上。年轻学子登堂入室，足见其才学素质；当时包括他自己都不提倡文言体，但他如此为之，也足见其语文和文学底蕴的深厚。

　　2、秘密入党

　　赵宗复学习成绩很好，洪业、邓子诚两位教授鼓励他埋头读书留学美国，走学者、考据家的道路。但他认为国难当头，留学当专家、学者是个人主义表现，婉言谢绝，决心献身革命事业。

　　燕京大学很早就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党组织活动更加活跃，但毕竟是地下组织，尽量秘密，许多公开的工作都交由燕大的反帝大同盟出面来做。

　　反帝大同盟是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的简称，是一个国际保卫和平组织，早在1927年由宋庆龄、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人发起成立，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群众性的反帝统一战线组织。到1932年春，燕大内的反帝大同盟停止了活动，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读书会，当时继承了反帝大同盟的传统，主要工作是：控制学生会的领导权，出壁报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参加校外的抗日活动，在内部学习花岗的《中国大革命史》、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米丁的《唯物辩证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赵宗复入学后，不仅参加了读书会，还参加了“国际问题研究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是1930年5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的社会科学界的统一组织，其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中国革命，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批驳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新兴社会科学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参加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

　　赵宗复在燕大一年级参加读书会时，就与当时北平西郊区共产党的组织发生了关系，1933年5月经张同浚、王助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进行团的西郊区委宣传、交通工作。同年12月底转入中国共产党。

　　秘密加入共产党后，通过件件为党工作之事，他也逐步成长起来。有一天，一位摄影师打扮的人背着一架照相机来找他，说奉掌柜的指派来给他照相。他很奇怪，没有这回事儿呀。只见摄影师径直取出相机和装底板的木盒子做出要照相的样子，却从木盒子里取出一张纸片交给他。原来是上级要求他把印好的宣传品转到另一处，他这才恍然大悟。又有一回是他跟另一个同学去照相馆取早些天拍照的相片，取出来一看是皱着眉头一股怒气冲冲的样子，同学说重照一个吧，他说这样就好，拿上照片就出门。走了几步后，他压低声音附在同学耳边说，这社会有什么让人舒眉展眼的呢？有什么可乐的呢？我故意照成这样子，以免北平侦缉队通缉时容易从照片上认出。

　　作为省主席的儿子，他不穿西服，不享受高级厨师的烹调，不享受未名湖岛西餐厅的咖啡和西点，而把父亲寄给他的钱订报买书和接济了穷朋友和国民党监牢中的同志。期间，他给母校进山图书馆寄去《资本论》、《辩证唯物论》等书籍，并为校刊《进山》撰写了《左倾时髦论》等文章，宣传革命思想。

　　司徒雷登任校长时找他谈话，表扬他学业有成，才思敏捷，鼓励他去美国进修学位，还承诺由校方推荐他就读哈佛大学，希望他将来成为史学界的新星。他说：“吮吸着祖国母亲乳汁长大的儿子，在母亲遭受强盗欺辱的时候，我怎能丢弃她逃之夭夭？”司徒雷登校长在他的《学生登记表》内填写评语“该生出身豪门而思想激烈”，说明此时赵宗复的革命表现已被校方所注视，也显示出了他后来的发展方向。

　　3、代号“640”

　　赵宗复入团转党时，正处于日本侵占东北，又企图向我内蒙、华北进犯之时。在这国难当头之时，苏联红军也作了阻击日本侵略的准备。基于这种状况，赵宗复自觉服从党的指示和组织安排，参加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对日情报组工作。当时领导他的组长是上海人柳忆遥，通讯联络地址为上海国际真如电台。

　　时华北有两个有势力的军阀，一个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一个是阎锡山的山西军。柳忆遥通过他在南开中学同班同学张永兴发展了南开中学的另一个同学于毅夫在东北军司令部做秘书工作，还需要有位能在山西军里工作的情报人员。通过推荐、谈话，赵宗复成为了为苏联红军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工作的一名战士，代号为“640”。

　　1935年，赵宗复利用社会关系将牛佩琮安排在阎锡山办公室，建立了太原情报点，并利用他二姐夫、徐一清之子、榆次晋华纱厂经理徐士珙经常往来平津经商的条件传递情报。同年夏，他的同学姚曾张毕业，通过其父赵戴文的关系，介绍姚曾张到傅作义领导的绥远省政府当秘书，还介绍他参加了为苏联红军服务的情报工作，布置给他收集日军在华北活动的情况和国民党动向的任务，教给他密写方法及联络办法。1936年夏，宁夏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宁夏特别支部书记王森由赵春宵介绍赴北平协助赵宗复为苏联红军情报部门工作。王森问赵宗复关于苏联情报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赵宗复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外国人在中国搞情报是非常困难的。赵宗复给王森布置的任务是观察日军的人数、装备、动向，尤其注意军用飞机和火车的运输情况，并给了王森一本小册子，上边有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的图片供他识别。

　　早在赵宗复成为苏联红军远东情报组织成员初期，接受党组织指示，介绍当时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也是阎锡山资深幕僚赵丕廉的儿子赵中枢参加了这一情报组织。

　　时同乡同族赵中枢（赵健）就读北平师范大学，赵宗复想利用他的社会背景做情报工作。其父赵丕廉还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阎锡山政府驻南京办事处主任。

　　有一天，赵宗复在西河沿宿舍问赵中枢：“有一件对抗日救国极为重要的事情，但危险性很大，你干不干？”赵中枢说：“只要对抗日救国有益，我就干。”“目前，日军逐步侵入华北，中国红军提出抗日的主张，而蒋介石却一次又一次围剿红军，阻击红军北上。苏联红军为阻击日军进一步入侵，可能在必要的时候出兵，因此，想摸清由新疆进兵内蒙的军事路线，同时，了解一下当地军人的态度和动向。你敢不敢去冒险完成这个任务？”赵中枢想了一想说：“我姐夫续世名在绥远省政府当秘书，我可以在那里落脚，见机行事。” 1933年底，赵中枢便去了一趟包头，亲自察看了当地的地形，次年初回到归绥（后改称呼和浩特）后遇到一位管档案的丁先生，他告诉赵中枢：“两个月前，省政府曾派出一个考察队到新疆考察，对那里的地形摸了个一清二楚。”赵中枢以他姐夫续世名的名义开了借条，拿到了这份考察报告。这份报告除了描述新疆的地形地貌外，还有由绥远到新疆的交通路线图。赵中枢写信告诉赵宗复，赵宗复亲自去了一趟绥远，把资料带回北平，且提供给了苏联红军远东参谋部。

　　鉴于当时苏联红军对日本的情况了解有限，急需搜集日本军队的一些情况和日本国内的社会动态，赵宗复和赵中枢于同年夏天共商留学日本、以留学生身份进行情报工作的计划。赵中枢赴日后考人日本明治大学，通过在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学习的山西老乡赵荫铎，知道了日本各兵种的编制和识别方法。 在几年时间里先后获得了日本海军舰队的编队组成、军舰名称、排水量、最高时速、主炮口径等海军资料和陆军运输车辆能力等资料并制成胶片，送回国内。后将这些资料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提供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和有关部门。

　　后来，人们称赵宗复、赵中枢为“红色二少”，其中赵宗复为大少，赵中枢为二少。

　　赵宗复还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广泛结交各种人，积极审慎的发展人员，布设网站，建立起由北平、天津到太原、绥远，以至日本的情报网，获取日军以及蒋介石反共反苏的情报，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