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山中学与赵宗复的革命岁月（下）
来源：通讯员张小虎 作者：白尚立   2026-07-22 11:14:19

　　六、晋西岁月

　　赵宗复毕业之际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柳忆遥从上海指示，已不能执行原定的赴日计划，让他去天津租界与苏联红军远东参谋部的情报负责人接头，决定让他转移到山西，利用社会关系建立情报网。为完成新的使命，赵宗复汇合了暑期从日本召回的赵中枢、肖希明一起到太原，组成新的战斗集体，开始抗日和对阎日的秘密情报工作。1937年8月，赵宗复等回到山西时，正值阎锡山高唱民族革命，大喊国共合作，呈现出一派轰轰烈烈的抗日景象。

　　1、工作于战动总会

　　早在1936年春，阎锡山以“自强、自救”为号召，把“中国青年救国团”等多个群众团体组合成一个新的团体——自强救国同志会，自任会长。同年8月在自强救国同志会主办的暑期学习班上，他不无忧虑地问学员们：“假如日本人打入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怎么办？”针对阎锡山提出的这个问题，同志会中的宋劭文、戎子和、张隽轩等递交了一个关于请求“组织抗日救国会”的报告。阎锡山对此予以肯定，但为了避免刺激日本，他提出宜把“抗日”改为“牺牲”更合适，并效仿孙中山的同盟会这个名称，定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10月18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举行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临时执行委员会——会长阎锡山，副会长赵戴文，执行委员梁化之、宋劭文、张隽轩等27人，并宣称：“本会以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为宗旨”。不过，牺盟会成立后一个时期内无有进展，鉴于此，经反复权衡，阎锡山认为要使牺盟会真正发挥作用，还得靠善于发动群众的共产党来帮忙。于是，便把共产党人薄一波请回了山西。

　　1936年12月以后仅三个月时间，牺盟会成员就发展到60万，1937年4月，从这60万会员中挑选出2万名招收为国民军官教导团的成员，分别在忻州、祁县、平遥、太谷等地组成了十个团进行训练。这为抗日战争爆发后紧急关头组建的抗日武装“山西抗敌决死队”奠定了基础。

　　紧接着抗战全面爆发，多地失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整部署，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937年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在山西大学成立。战动总会是一个由国民党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政府和共产党以及抗日团体共同派代表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直辖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主任由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其工作主要内容为：积极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优待抗属，救济灾民，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政治，扶持并保障抗日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战动总会实行区域达60余县，25支游击队，共计2万余人。

　　赵宗复取得了阎锡山的信任，被派往战动总会参加工作，先是担任编辑科长、宣传科长，后又代理宣传部长（部长李公朴未到任）。不久，他通过关系把赵中枢、肖希明先后调入宣传部，如此，有了阵地，工作起来也顺手多了。

　　当时赵宗复参加的情报组织有一条极为严格的纪律：不准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不准建立党支部和发展党员，不准与其他情报组织发生横的关系；各项工作仅是单线联系，以免相互影响，暴露苏联情报人员的政治面目。但考虑到山西的特殊情况，赵宗复向共产党员、组织部长南汉宸和武装部长程子华讲明了情况，工作上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同年11月太原失守后，战动总会撤退到离石县，年底赵宗复接到上级指示，令他开辟新的情报阵地。12月末，他和赵中枢借续范亭赴第二战区司令部开会的机会离开了战动总会，到了临汾第二战区政治部工作。

　　1938年2月，阎锡山在襄陵县（山西古县名，1954年10月襄陵县与汾城县合并为襄汾县）温泉村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赵宗复便以发起人身份进入了这一组织。当时的政治部由牺盟会负责人、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和当时尚未恢复中共党组织关系的刘岱峰负责。

　　赵宗复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拖住阎锡山”、“发展特殊化”等斗争策略，自觉、主动地进行了复杂巧妙的政治影响和谋略活动。

　　有一天，赵戴文郑重其事地问赵宗复：“薄一波、韩钧、牛荫冠究竟如何？咱们和共产党合作究竟如何？” 赵宗复说：“我看他们都是想在我们这里创造局面，同长官共事没有问题。 ”“这就很好。长官真是想领导大家做一番事业，如果不是有这回抗战的机会，咱第二战区是不容易发展的。” 赵宗复随即引证 《左传》 中信利之说：“‘共利之期即可获致共信’，共产党虽然善变，但在未变或已变之期，一定说甚是甚，比其它党派负责，可以合作。” 赵戴文连连点头：“好！那你就好好帮助（梁）化之干吧。你哥没了，你对化之当如兄长。”

　　梁化之是山西定襄人，名敦厚，字化之，生于1906年。为人儒雅温和，极为聪明。193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文学院英文系。毕业不久就担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先后任自强救国同志会、牺盟会总干事，是在山西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关键人物。他忠诚服务，日夜辛劳，参与机要，很受阎锡山赏识。阎锡山的私人印信由他掌管，一切机要公文都必须要他盖印方可生效，甚至阎锡山的一切特别开支，包括“御用团体”的津贴等费用都由他统一经营管理。他逐步成为山西政坛上新兴的活跃人物，曾被赵戴文称赞为山西的青年领袖。

　　这一时期，赵宗复奔走于晋察绥地区，遍撒抗日火种，动员群众参战，妥善地处理各种关系，发挥了别人无法发挥的作用。这既有利于抗战，也支持了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当时，赵宗复已成为第二战区抗日的颇具号召力的一面旗帜，很给阎锡山领导的第二战区支撑了门面。

　　2、创建政治交通局

　　1938年3月临汾沦陷，赵宗复随同梁化之、刘岱峰领导的第二战区政治部、牛荫冠 领导的牺盟总会转移到汾西山云镇。 当时日军已占领了山西的主要交通线，山西被分割成许多块互不衔接的小区域，致使第二战区政治部和山西新军各部之间、 牺盟总会与各区分会之间、第二战区总部与各军之间、省政府与各专员公署之间都失去了联系，对统一步骤协调作战诸多不便。 为了与分散在各地的牺盟中心区、新军政治部和各专署建立 联系，在政治部、牺盟总会和共产党员牛荫冠等的支持下，赵宗复利用赵戴文的关系，3 月间在第二战区政治部设立了政治交通课, 赵宗复、赵中枢任正、副课长。8月政治交通课扩大为政治交通局。赵宗复被任命为局长。这是赵宗复参加情报工作以来，能自己 操作的二、三百人的机构，规模不小，很受 锻炼。以后赵宗复还担任过第二战区政治部 宣传科科长 。

　　当时政治交通局分局遍布第二战区各个抗日根据地。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日夜跋涉，穿过日军封锁线，在传递文件、沟通联系、保证集中统一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政治部、牺盟总会的嘉奖。在政治交通局成立一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获奖“政治命脉”的锦旗。除了沟通战区政治部、省政府、牺盟总会和下属机构的联系，传送上下级之间的公文信函外，还通过打扫战场，获得日军在山西的部署情况和兵源情况。政治交通局为山西的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夏，柳忆遥指示赵宗复赴上海研究工作。赵宗复以到四川探母为名，从晋西出发，经大西南，转道河内、香港，专程去了上海，除与柳忆遥研究工作外，还接受了电台通讯训练，约定了联络办法，学习结束后于秋天回到晋西。当时弄到一台功率为5瓦的收发报机，在隰县鸭儿沟与上海联系，很可惜因电力不足未能接通使用。

　　1939年12月，在山西发生了抗日战争史上的“十二月事变”(也称“晋西事变”)，阎锡山和共产党发生了军事冲突。在事变中，赵宗复曾向各分局发出“背离阎锡山，随同各所在地区的新军行动”的通电，这是公开与阎锡山叫板唱反调，故而激怒了阎锡山。

　　1940年政治交通局驻扎在隰县冯家村。有一天，决死队的一部分同志路经该村说：“后面有王靖国的一个团追赶我们，情况很紧急，你们也很快撤离此地吧，他们马上就会来到。”赵宗复说：“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不能随便离开这里，你们快走吧。他们来了我有办法对付他们。”王靖国是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十九军军长。一小时许，王靖国部的十九军六十八师刘效增部的一个团追来，摸了岗哨后，把冯家村团团围住，气势很凶。接着，缩小包围圈，把政治交通局的200多人围困在一个大院子里，还抓了隐藏在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梁维书、阴纫斋等7人，还扬言要缴政治交通局特务队的武器。

　　赵宗复挺身而出，站在大门口不许他们进入院子里，理直气壮地对那些要闯进院里的人喝斥道：“你们的带队总指挥是谁？告诉他，我们是奉阎司令长官和赵戴文主席的指示在此驻扎的，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就不动。你们胆敢闯进我们的院里来，引起的不良后果要由你们负责。”不一会儿那个团长到了，指责赵宗复说：“你们有通叛行为。为何决死队过来你们不打，而是茶水招待让他们顺利通过？”赵宗复将自己是赵戴文儿子的身份告诉对方，并说:“我们是坐山观虎斗，没想到祸从天上来。我们谁家也惹不起。再说，现在日本侵略者把我们赶到这山沟地带，国难临头，全国父老兄弟姐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而是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呢？你们的父老兄妹，有的在日占区，他们受苦受难，你们不心痛吗？凡是有中华雄心的儿女们，应当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赵宗复的一席话说得这个要闯进去缴武器的团长连连点头，说：“我请示阎长官和赵主席吧！”随即赵宗复电告赵戴文，汇报交通局被围情况，由赵戴文出面干预才解了围。因在此阻止了四五个小时，使决死队安全顺利地撤出了晋西，到达了太行解放区。

　　由于“背离阎锡山”的通电，让阎锡山对赵宗复大为恼火，遂以政治交通局“通共”为借口，下令将赵宗复撤职查办，将政治交通局撤销并派人接管，以“通叛”罪欲将赵宗复处死，但碍于赵戴文的情面从宽处理，仅以“年轻人做事荒唐”为由，撤销了他的职务而未“查办”。时赵宗复25周岁。

　　后来，政治交通局辗转到隰县城南车家坡村进行善后工作：一部分由商正英带领到延安抗大，一部分到了党政委员会，进山中学复校后到了进山中学，一部分留在隰县专属政卫营。

　　这块阵地的丢失，让很多问题困扰着赵宗复：与上级领导关系中断了，今后工作如何进行？走向何处？危急之际，他派赵中枢、肖希明赴西安、兰州等地设法与上级联络请示。此时的他，大有孤掌难鸣之感。情急之下，他果断地突破了“不准和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的纪律约束，直接找到了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说明情况，并请示以后该如何工作。王世英向党中央请示后，给他的批示是：不能将第二战区这个地方空白下来，一方面听候苏联情报机构的新指示，一方面将那些有旧关系但未暴露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当时被决定留下来的是赵宗复、阴纫斋、赵中枢、肖希明和梁维书五人，由赵宗复负责领导。

　　经王世英请示党中央，决定赵宗复的组织归中央社会部领导，由王世英负责联系，直接领导。中共中央社会部就是中央情报部，是中共隐蔽战线工作的指挥机关，部长为康生，副部长为李克农。

　　鉴于赵宗复与原有组织系统只是暂时中断联系，着眼于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全局，王世英要求赵宗复一面继续寻求恢复和原组织系统的联系，一面毫不犹豫地向阎锡山统治集团内部深入，展开隐蔽精干，长期打算，胆大心细的有效活动。实际上此后的活动已经纳入中共中央的秘密工作系统。到1942年王世英离开办事处后，由副处长曹言行负责与赵宗复联系。

　　3、二次婚姻

　　赵宗复原来的爱人张玉兰，是山西五台人，一位女师毕业的学生，1933年在北平结婚，是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做地下工作的贤内助。夫妻俩一直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只可惜卢沟桥事变后同回太原，因产后患病而去世。青年失偶，对于才二十二三岁的赵宗复来说，心情十分悲痛，但为了革命工作，在近三年多的时间里，把个人问题置之度外，全部精力都投放在当时政治交通局的工作上。其间，曾有不少人向他提婚，都被他他一一谢绝。“晋西事变”后，赵戴文对儿子赵宗复的信仰和行为渐不放心，为把儿子“拴”在身边，防其“出轨”，故亲自出面，干预他的婚事，要他尽快回到秋林与山西某要人的女儿结婚。 时赵宗复考虑，如回秋林，势必成婚，落入宦门受权贵之左右，那无异于作茧自缚。为此，他自己形成了别有见地的见解：“要么就像孙中山和宋庆龄那样，让她革命；要么就娶一位纯洁无瑕村姑为妻，我来帮她，便于今后的工作”。今天我们来分析他的这个想法，说明他对个人婚姻是十分严谨慎重的，纯粹是从党的革命工作出发做出的自我选择。 为此，他找阴纫斋商议，阴纫斋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父命当亦可违！”于是由阴纫斋作主婚，史景明保媒，于1940年初在隰县车家坡与一位逃荒过来被人收养的农家女儿赵熙赫结了婚。从订婚到结婚只有七天时间。

　　赵熙赫1926年生，原名“喜孩”，婚后赵宗复为其谐音易名为熙赫。熙，光明、兴盛；赫，双赤字相合——寓革命深意于其中。当时赵宗复曾写过一首诗曰:“名门多闺秀，我独不爱慕，农家有一女，舍此复何娶？”一时传为佳话。赵宗复未遂父愿，但免除了以后为革命工作的阻力。

　　婚后夫妻和谐相处，赵宗复白天忙着工作，晚上在灯下教熙赫识字。小学一年教完的课本，他在几天内就想教完。熙赫埋怨宗复太性急。他说：“学慢点可以，学贵有恒，要坚持下去。”

　　婚后，赵宗复的家就成为了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进山中学在隰县复校之后，赵宗复主持校务，家就搬到了学校内。但不几天，为了联络方便，他又将家从学校迁出，移住到南关外边。深更半夜来了客人， 赵熙赫就去了外间，他们在里屋内悄悄谈话，赵熙赫实际上成为了联络站的服务人员。

　　4、深入核心

　　赵宗复在隰县成婚之时正是其父赵戴文在陕西宜川秋林摔裂了膝盖骨之际，老人卧床不起，很是想念自己的亲人，故急召附近的赵宗复来秋林。按照党的指示，经对情况的分析，他虽被阎锡山撤职，身处逆境，但身份并未暴露，正是打入阎锡山组织心脏，继续开展工作的极佳时机，应该趁势而入。所以，此次赴秋林旨在深入虎穴而得虎子。

　　于是，几天后，由阴纫斋、史景明陪同，西渡黄河，到达了赵戴文的住处。见儿子回来，赵戴文很是高兴。寒暄之后，阴纫斋巧妙地说：“赵主席，我完璧归赵地把宗复给您送回来了。”“这就好了，我不放心的是怕他出了轨……你是他的老师，他跟着你，我倒放心。”阴纫斋趁势将赵宗复在车家坡成婚，他和史景明作月老与主婚人之事作了说明。因既成事实，赵戴文也无可奈何了，只能各怀心思相视一笑而已。

　　赵宗复心里很清楚，到了新的活动地点，首先要巩固对老父亲的依靠，以便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情报活动中逾越障碍，获得高度机密情报。可在赵戴文的心灵深处掩藏着无以言说的天伦伤痛：长子效复抗战之初逃居稷山县被土匪当作阔佬被杀，次子仰复留学美国不久因悲观厌世而自杀，唯有三子宗复自幼聪明、敏而好学、志高质尖，学有所成，多年来为其所爱，尤其当老妻姚松贞流落陕西三原忧郁自杀后，更把母亲的一份厚爱也倾注到宗复的身上。然而，赵戴文政治上并不迟钝，饱经世事的不凡经历让他确信，感情深处至爱至亲的爱子，却是自己政治信仰上的叛逆，如此，常常让他矛盾、警觉、惶恐，有时会感到不寒而栗。

　　此时的赵宗复依据王世英的指示，迅速着手调整组织，精干队伍，先后输送史景明等二十多位因“晋西事变”而难以存在的中共秘密工作者和进步青年回延安，同时确定赵中枢、阴纫斋、肖希明、梁维书等原地坚持隐蔽斗争，并由杨有多担任他与王世英之间的秘密交通。后由于情况变化，广东籍的肖希明缺乏社会基础，只好撤回晚安。

　　按照逐步向阎锡山集团内部深入的预订计划，赵宗复于1940年5月参加了国民党，9月抓住阎锡山为恢复蒋介石的信任而派梁化之到重庆的机会，又得以和第二战区政治部的王竹咸、智力展同时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接受考察训练。年底返晋，适逢阎锡山成立“同志会基干”的干部组织，他趁机打入，取得了“基干”身份，并担任干部委员。同年12月，他又多了一个山西省政府参事的头衔。赵宗复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配合我党另一系统的地下党员杜任之，一起给阎锡山施加影响，坚决反对阎与日“和谈”，并及时将阎锡山的动向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此后，赵宗复又加入梁化之、李江宗派的“最后同志”进入阎锡山的组织核心。这一系列活动，为在阎锡山统治中心区从事抗日活动和革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深得王世英赞赏。

　　之后，逐步把赵中枢发展为第二个“基干”，被阎锡山任命为隰汾区灵石县战功团团长，统委会主任；梁维书为第三个“基干”，任“第二战区党政委员会”专员；阴纫斋是他的恩师，也是他身边的得力助手；另外，还有久经考验的出色的联络员杨有多。如此，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获取情报的网络体系。

　　赵宗复经过上述一系列调整组织和新的隐蔽进攻，成功地取得了阎锡山同志会的三个“基干”，并进入梁化之的宗派组织，接近了党团组织核心。

　　整个抗战时期，蛰伏晋西一隅的阎锡山，始终对蒋介石保持了统一形势下的割据局面，自立门户，我行我素，唯有“阎会长”的同志会才算真正的领导党。赵宗复素常以机警灵活的行动方式，包括向阎锡山直接进言，在山西特殊化的整个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而对于赵宗复来说，已经取得的“打入”成就，可以说如虎添翼。有了同志会的组织身份和地位，凭借父亲这棵大树，以自己的才能、品德和隐蔽斗争经验，一旦发挥起来，其势锐不可挡。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是一方封闭的天地，阎锡山的组织和人事的内核是由宗族血缘、乡里故旧、同学同事连缀起来的一个封建体系。阎锡山的一切军、政、特、经、文、教等活动，尽管五光十色，花样翻新，实质上仍是这方土地上演出的老一套。而这一切，为赵宗复提供了复杂而宽敞的斗争舞台。想想自辛亥革命以来，出自五台的阎、赵、徐三家成了山西政治经济枝叶的主干，所以一旦当赵宗复得到阎锡山统治集团的某种认同，即使是尚存疑惑或仅是表面上的认同，也就大有可为了。他把自己的秘密组织约束到精而再精，小而再小，而把自己的活动圈子扩展至最大最广。在政客中周旋，在各种层次上的朋友海洋里荡漾；搞谋略不露底蕴，做情报不言情报；或左右逢源、纵横捭阖；或推心置腹、深交暗用，如此这般地在阎锡山统治集团上层进行了有声有色而又鲜为人知的大量活动。

　　赵宗复的成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当作插向山西的一柄利剑，予以特殊保护和使用，由中央社会部领导中的一二位同志专门负责经管。赵宗复每次所反映的情报，均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阅处。1941年毛泽东曾在他的情报上亲笔批示：“以上是最近一个多月的消息，今后如何变化，当难预料。如果苏胜德败，美日决裂，则阎(锡山)之投降准备有拖延可能，否则难免逆转。”并批示及时通报有关各方。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在克难坡的几年间，心中自有他的尺寸，始终没有让赵宗复接近权力。因此，从1941年起，除让赵宗复担任名义上的第二战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外，实际上做的是由阎锡山兼任校长的进山中学的领导工作。在阎锡山看来，这也算是重用，也算厚爱，人尽其才。

　　5、经营进山

　　1941年春，赵宗复、阴纫斋、梁维书等在克难坡谈论抗战形势发展前途时，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战争不论延续多长，中国终将战胜日本；胜利后，百废待兴，国家需要很多有知识的人才从事建设。但如今战争已造成广大青少年失学，因此，兴学育人，及早为社会培养众多有知识、有才能的人是刻不容缓的事。办学校，为革命和建设培养知识青年，是理想的合法斗争形式。考虑到战前的太原进山中学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校，于是，他们以挽救战时失学青年，为国家培育建设人才为由上书阎锡山，恳请恢复进山中学，并请阎锡山兼任校长。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认可。

　　同年10月底，进山中学在隰县南关原山西省立第九中学旧址正式复校。阎锡山又自兼校长，赵宗复任校务主任，履行校长职责。他团结广大师生，为开创民主进步的教育事业而辛勤奋斗。

　　当时进山中学是共产党同蒋介石、阎锡山在教育战线上争夺青年的阵地之一，其中既有蒋介石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也有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赵宗复为了把这块难得的阵地建设好，在机构设置、人员调配以及如何对待阎锡山的“同志会”等问题上颇费了一番心思。 在人员配备上，赵宗复着重依靠了原政治交通局的一些在政治上可靠的人员，将他们安排在学校的各个部门。他把教师出身且在教育界有一定声望的阴纫斋（第二战区副司令杨爱源的侄女婿）调来任训育处主任，他出外时由阴纫斋代理校务主任职责，俩人配合十分默契。教务处主任由梁化之的三弟梁祥厚担任，他有教学管理的经验，虽然和梁化之是亲兄弟，但有质的差别，是一个搞学问的正派人，军训处主任由王家模担任，总务处主任由康平夫担任。

　　进山中学和阎锡山统治区的其他学校一样，同志会必须建立，师生都得集体参加。赵宗复就设法将它控制在自己的直接掌握之中，他自任“同志会进山中学校分会 ”主任特派员，一切重大活动都需通过他，按他的意见进行。由于他的运筹，同志会的副主任特派员和军训主任等始终没有操在顽固派手中。对于梁化之、王靖国等派系的教职员，他一般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态度，还根据他们大多数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文化知识水平都不高的情况，鼓励他们与学生跟班上课，发给课本和讲义，关心他们成长，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有进步表现。

　　从复校之初，进山就实行周会制度。每星期日上午，都把学生集合在南院操场的讲台前开会。赵宗复每次讲话都有新内容，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剖析，也讲人生哲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精辟分析，使学生学到了许多知识，增强了对真理必然战胜强权的信心，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和责任感；他讲述抗日战争中军民英勇奋战、团结御敌的动人故事，激起了学生们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启示了学生们报效祖国的民族意识；他给学生们讲古今中外为国家、为民族，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的事迹，以及弱者战胜强者、哀兵必胜的历史典故。他又用许多发愤图强、勤奋刻苦、坚韧不拔为人类文化科学事业奉献一生的伟大人物的光辉形象，鼓励学生们的求知欲。他亲自为校门撰联：“联系广大群众，团结革命青年”；为了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还亲自编写了一首校歌：“我们是青年的猛士，敢对惨淡的人生 ，敢见淋漓的鲜血。嘿！敢说、敢笑、敢叫、敢打、敢骂。对内团结驯如羊，对外抗战猛如虎。我们誓不做俘虏，大敌当前不低头。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那钢铁的声音，为进步青年响彻宇宙。多高的山，多远的路，有腿有脚就能走。耻不若人的志气，要把世界进步精神一起来吸收。 ”

　　赵宗复还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课外活动中，每逢“五一”、“五四”、“七七”、“九·一八”、“一二·九”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作报告，讲纪念的意义。还编印活教材，让教唱抗日的、革命的歌曲，排演进步节目等。

　　虽身为领导，但赵宗复还亲自兼课、听课，进行教学改革，虚心向有知识的人请教，主张“取他人之长而长之，鉴他人之短而去之”。在他兼授历史、语文、英语等学科中，教课严谨，一丝不苟。他讲课题材新颖，深入浅出，口才出众，极受欢迎。

　　为适应抗战需要，当时学校都实行军训和军事管理，学生的日常活动都由军训队长领导进行。赵宗复从培养抗日人才的角度出发，重视军事训练。通过训练，使学生养成了良好的组织性、纪律性，毕业时都具备了初级军官的基本知识和业务能力。

　　在晋西四年多的日子里，在阎锡山严密的统治和思想禁锢的小天地里，赵宗复以其独特的身份和地位、丰富的斗争经验、杰出的教育宣传才能，开拓和耕耘了进山中学这样一所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解放区，独具风格而难能可贵的进步和革命青年的学习园地。这块园地的逐步巩固和发展，使广大师生接受革命启蒙的洗礼，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为抗战胜利返回太原后蓬勃的学生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卓有成效的地下情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改造青干校

　　1942年，赵宗复兼任了青年干部学校校务主任。 青干校是阎锡山为控制其军政干部专门培养“服务士”（小特务）的学校，其任务是向阎锡山密报军政干部的言行。为了加强对青干校的控制，阎锡山派他的侍从秘书徐建三亲自抓学校的教学工作。赵宗复接手后，经过多方运作，终于推动了同志会干部管理委员会主任杨贻达，以师生之谊给他指派了思想进步、为人正直、性格豪放、胆略过人、宗复信得过的李祥瑞担任同志会校分会主任特派员。 有了李祥瑞这一助手，赵宗复的意图便能逐步得以贯彻。

　　赵宗复还根据青年学生特点，加上文化课程，多方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李祥瑞也钻缝觅隙地进行工作，和许多脑筋不糊涂的学生建立了关系，使部分学生在政治上逐步转向进步。

　　抗战胜利后，青干校由晋西迁回太原，次年5月改为国民师范学校，阎锡山要赵宗复辞去兼职改派校长。赵宗复及时适当地活动了一番，争取到李祥瑞继续留任，此后又从进山调了几个教员过去，国民师范学校的工作没有受到削弱。在此期间，李祥瑞常常派爱人杨慎以带孩子玩的方式从进山后门到赵宗复家传送材料和交换情况。可以说，从青干校到国民师范，李祥瑞不仅是赵宗复改造青干校的助手，而且也是隐蔽战线斗争中的一位战友。赵宗复曾赞誉李祥瑞为“国师一雄”，与“进山三杰”乔亚、刘鑫、韩建民齐名。

　　7、延安之行

　　早在1944年初，国民政府就承诺中外记者到国共两方地区参观访问，他们要营造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坚持先到艰苦抗战的第二战区，然后再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阎锡山闻讯后非常重视，几度亲自出马在克难坡安 排了一连串的活动，指定山西大学校长徐士瑚做译员，具体事务交由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化之主持。赵宗复、阴纫斋也被调来参与接待工作。 5月26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6人，经西安、洛川到达第二战区长官部驻地山西吉县克难坡。5月28日、29日在阎锡山会议室进行了三次座谈，大部分时间由记者提问，阎锡山主谈、答问，军事问题由参谋长郭宗汾进行解答。几天后赵宗复被委以少将参事，代表司令部和山西经建会秘书长、徐一清的儿子徐士珙一道随团赴延安参观访问。

　　在去延安的路途中，一位中国记者为了给大家解闷，说他善于相面，大家纷纷找他相面，最后赵宗复也来凑热闹，希望给他相一相面。那人详细地看了手、面部之后说，老赵你日后苦难重，有杀头之灾。见那人说话一本正经，赵宗复便顺势半开玩笑地问，你既有先见之明，有无解救之法？那人说：“留头，我劝老兄留下头。”原来，早在卢沟桥事变后，赵宗复和赵中枢、肖希明回山西工作，为了表示抗日决心，他们一起到太原东华门路理发馆推成光头，共同商定不到抗战胜利，绝不留头发。听了记者的话后，赵宗复从此留了头发。

　　这位记者的话，一语成谶，后来赵宗复还真有杀头之灾。不过，在敌人心脏中搞情报工作，哪有不付出甚至献出生命的？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于5月31日进入陕甘宁边区，6月9日到达延安，接着进行参观、访问和与中共领导人谈话。参观团到达延安的人数是21人，其中外国记者有斯坦因、福尔曼 、爱泼斯坦、蒲罗钦科、武道5人和夏南汉神甫。

　　延安之行是阎锡山送上门来的一次机会，赵宗复1933年人党以来的所有活动和送出的情报，完全得到中央的认可，并确认从晋西事变后只与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保持垂直单线联系。在延安，他曾与徐士珙一起接受毛泽东的宴请，公开接触薄一波、徐向前、南汉宸、韩钧、续范亭、杨尚昆等一批领导同志。

　　有一天夜晚，毛泽东派人悄悄把赵宗复叫去，单独跟他谈话。他随着来人到了毛泽东住的窑洞内，毛泽东招待他吃饭。因他不会喝酒，让人给他端来一杯延安配制的饮料，他一边喝，一边聆听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称他是“在白区做情报工作的一面红旗”。还特意询问他："在阎锡山身边工作，困难一定很多吧？" 他坦诚回答："好比在刀尖上跳舞，但想到能为党工作，就什么都不怕了。" 毛泽东赞许道："你在敌后的贡献，不亚于前方打胜仗。记住，越是黑暗的地方，越需要光明的种子。" 这番谈话让赵宗复深受鼓舞，离别时，毛泽东恳切地对他说：你父亲已故去了，在抗日的问题上他倾向我们。他是有民族自尊心的，应该算是一个开明人士喽！你今后的任务很艰巨，回去后要向阎锡山多做工作，让他走抗日的道路。

　　临别时毛泽东赠送他一件粗毛呢大衣，让他披着回去，告他说：“外边风大，不要受了凉。”赵宗复非常珍视这件大衣，在抗日战争中伴随着他转战各地，解放战争中，也一直珍藏在箱底。每当形势险恶时，他总要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默默无言，凝视远方。直至文革开始，他蒙受不白之冤，仍然告诉妻子要藏好这件大衣，准备将来交给革命博物馆。

　　毛泽东秘密接见中给予的关怀和教诲，使赵宗复受到极大的鼓舞，而秘密工作系统领导的指导和与有关同志研究交谈，又使他各方面更加充实。目睹革命圣地的崭新风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件，使他在短时间内思想理论上获得了很大提高。

　　延安之行，赵宗复直属中共中央情报部门，与国际组织解离了关系。

　　返晋后，阎锡山单独亲自召见徐士珙、赵宗复，听取他们汇报。赵宗复着重把陕甘宁边区跟国民党统治区做了比较，指出国民党正在走下坡路，提出“第二战区可以缓和一下态度，与共产党维持相当关系，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独特性，是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阎锡山表面上认为他说的对，但实际上内心深处恐惧起来，立刻就在边区贸易方面表现出收缩和戒备。

　　8、救援革命同志

　　进入阎锡山的领导层后，赵宗复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搭救中共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免遭杀害。

　　1943年，梁化之的“肃清伪装分子”（“肃伪”即反共）活动，受到阎锡山的赞赏，在晋西各县普遍推行。有一天，石楼县的“肃伪”专员史龙通知进山中学说：“你校师范班学生高培英在任石楼县妇救会秘书时，参加过薛家沟的中共党员培训，请送回石楼县处理。”高培英的丈夫刘展得到消息，心急如焚，星夜赶往几十里外的青干校去找赵宗复求救。赵宗复当即以学校名义复信，说明材料不够充分，不能以此扰乱学校的教学秩序，要他们寄来确凿的材料，由学校审查处理。史龙看到学校态度如此强硬，没有敢再纠缠。高培英受到保护，得以继续学习，免遭横祸。1943年4月，地下党员杜任之在孝义县兑九峪清虚宫的“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上关于粮食问题的讲话，被第二战区视察处负责人薄右丞向阎锡山加油添醋地作了汇报，说杜任之在孝义地区要搞“政变”。阎锡山于同月22日密电下属：“杜任之讲话有叛变嫌疑，即派宪兵押解回部。”赵宗复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给赵戴文送信，希望他设法营救。当杜任之被押送路经隰县时，赵宗复已在路旁等待，他安慰杜任之并告诉他：已派人骑车给我父亲送信了，估计信能比你提前两天到达克难坡，并说信中列举诸多事实为你辩护，证实你无辜。在赵戴文父子的大力营救下，杜任之幸免于难。

　　救援剧宣二队是赵宗复最突出的一件事。

　　剧宣二队最初由光未然等于1935年在武汉成立，叫“拓荒剧团”，在武昌集训后于1938年9月从武汉出发奔赴华北，他们28人在晋东的太行山、晋中的太岳山和晋南的中条山等公演了许多抗日剧目。1941年赴黄河边的晋西第二战区，依战区号码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演剧宣传二队”，简称剧宣二队。实际上剧宣二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许多队员为共产党员，并建有地下支部。时赵宗复借口学校师资不足，请求支援，通过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王世英同志的介绍，进山中学与剧宣二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互相配合开展工作，同时进山中学也成立了进山剧团。赵宗复对剧宣二队在工作和政治方面都很支持。

　　梁化之从1943年就组建了“流工队”、“真理辩证处”（回太原后正名为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即特警处），在隰县和乡宁县扎了南北两大营，不断派人出没于进山中学和剧院二队进行侦查。

　　1945年1月26日，梁化之忽然率领流工队几个首领人物徐端、张亦山等从克难坡来到隰县，在蔡沟的“真理辩证处”以执行中央电令抓共党嫌疑和汉奸嫌疑为由，将剧宣二队队长王负图、队副赵辛生、高来等13人拘捕，并命队员田冲为代理队长。田冲要求梁化之接见队员，队员们抓住“汉奸”这一条激昂抗议，梁化之只好让步，当场释放了史民、朱天民、张帆三人。梁化之对被捕的同志软硬兼施，重点是赵辛生，对他多次用活埋来威胁，逼他交出组织关系，但他们都挺住了。

　　几天后，拘捕在蔡沟牢房中的原支书史平，在看守掩护下回队召集几位地下党员成立狱外支委会，由田冲担任支书，大家认为只有通过赵宗复才能获得信息，并通过他向各方面沟通情况。

　　第二天深夜，田冲来到赵宗复家门口，赵熙赫闻声开了门，赵宗复在昏黄的油灯下正洗脚。田冲窘迫而又急切地说：“是高来让我来找你的，他被捕了。”“嗯，我听说了。说说什么情况。”田冲详细介绍了审讯和抗议的情况，最后提出要求：“狱内外的同志们都希望你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下逮捕二队这些同志的内幕，以便研究对策。”赵宗复专心致志地听田冲说的每一句话，冷静地思考每一个细节，最后毫不犹豫地答应尽力协助，并让田冲一过年到克难坡找他。

　　正月初的一天，田冲在克难坡的一座小院里找到赵宗复。赵宗复告诉他：梁化之说的中央电令是假的，第二战区所有电台都没收到过有关剧宣二队的电报；关于对逮捕这13人他们几个态度不一，徐端最顽固，他肯定剧宣二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张亦山附和徐端，梁化之则犹豫不决，因如找不出证据没法向社会交代，更没法向军委会政治部交代；逮捕这13人是最后请示阎锡山经其批准的。他还告诉田冲，截止现在，他们毫无收获，已形成了僵局。

　　根据赵宗复提供的信息，狱内外支委会统一了认识，决定采取步骤：立即向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发电，控告梁化之假借中央名义以汉奸嫌疑罪名非法逮捕和刑讯剧宣二队的同志；争取社会舆论，准备打持久战，靠团结自救；利用他们三人间的认识动摇梁化之的信心，让他骑虎难下，给他台阶让他做个“解铃人”。

　　给国民党军委政治部陈诚发电报、信件需过黄河到宜川，不料被关卡上的哨兵查获落到了梁化之手里，这样，对剧宣二队的封锁更严密了。不得已，史民让同志们把他关在窑洞里半个月减食，弄得瘦弱不堪后借送他到第二战区某军医院的时机，让他半路上渡过黄河潜入重庆，把剧宣二队受迫害的消息宣传出去。霎时重庆就炸了锅，新闻媒体、社会名流纷纷责难。陈诚的质问性电报发到第二战区长官部，梁化之沉不住气了，又带了原班人马来到蔡沟勒令交出史民，并将王负图、赵辛生转移到一个秘密机关，进行刑讯。

　　田冲第三次来找赵宗复求援。赵宗复说：“梁化之扬言要把二人解往吉县是假，他们感到此事棘手，把二人交给智力展了。你们放心，智力展是不会认真用刑的。”停了停认真地说，“王定一（本地人，后加入剧宣二队）供出了他跟赵辛生接触多，认为赵辛生可能是共产党员，因给他介绍过一些进步的书，他也向赵辛生表示过要去延安，还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究竟是王定一受刑不过屈打成招，还是瞎编的，还是梁化之放出的烟幕弹，不好说。我猜测可能是瞎编或烟幕弹。你们好好思考一下。”赵宗复提供的情况坚定了剧宣二队同志们斗争的信心，因剧宣二队支部是直属延安中组部的一个“特支”，它不允许和地方党发生直接联系，更谈不上发展党员。

　　最终，梁化之举不出剧宣二队的任何罪证，不得不将扣留在狱中的所有人员都释放了。

　　赵宗复提供的准确信息坚定了“特支”斗争的信心，也鼓舞起狱内外同志们斗争的勇气，为剧宣二队能够取得“一·二六”事件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人所不知的是，当时赵宗复已处于被阎锡山、梁化之怀疑之中。

　　9、软禁于吉县

　　几年间，梁化之多少次的强势暴戾大多被赵宗复一一化解，虽表面上二人心平气和，实际上都在暗中较劲。不过梁化之的强势暴戾也引起了好多人的不满，形成了反梁局面，直至有人称“反梁”运动。然而有一件未经深思熟虑几乎失去理智之事，把赵宗复推向了“反梁”的风口浪尖。

　　王定一当时是第二战区政治部的一个小干事，想摆脱梁化之的控制，愿意到进山教书，校务主任梁维书聘他为进山东校教员。梁化之见此恼羞成怒，借口有政治问题把王定一扣了回去，硬说王定一和国民党军委会驻晋的剧宣二队王负图、赵辛生、蓝光等有共产党关系，还假造了支部名单，强迫王定一加以承认，于是就发生了把剧宣二队13人一齐扣捕的“一·二六”事件。

　　赵宗复感到梁化之欺人太甚，联想到之前在进山中学的几件压抑之事，觉得这个亏不能暗吃。于是，就在吉县冒险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亲笔信：一方面说梁化之派人在学校鬼祟行事，私拆自己的信件，假冒自己的名义向剧宣二队借书，意在罗织自己和剧宣二队来往的罪名，如对他有意见最好直接批评；另一方面谈到对剧宣二队也不应该压迫过甚，他们不过是一群文人，实在不可以肃伪处理。结果阎锡山断定此次“反梁”运动是由赵宗复鼓动的。时有人告密赵宗复延安之行有某些秘密活动，所以，阎锡山把赵宗复软禁在吉县严密考查。

　　阎锡山考虑到同赵戴文的关系，为注意影响，就设法掩人耳目。他将赵宗复安排住在自己的旁院，允许赵宗复到他二姐家（亦是阎锡山的内侄徐士珙家）吃饭，让人们看到赵宗复在大道上自由地往来，又派“服务生”(经过训练的小特务）日夜“侍奉”，一应所需。就这样隐蔽地将赵宗复软禁起来，又使外人难以察觉。

　　“纪委”的沈洪江跟赵宗复很要好，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趁赵宗复到徐士珙家吃饭之际，也闯到徐士珙家去吃饭。饭后，他陪赵宗复走了一段路，并建议他去做阎锡山的工作，以求获得自由。赵宗复叹道：“试试吧，自来疏不问亲。梁与阎的关系比我亲。”沈洪江说：“儿子同老子的关系怎么样？”赵宗复笑了。于是共同研究了如何从阎家四少和五少身上做文章。这两位少爷平时对赵宗复颇讲兄弟情谊，对他们的表兄梁化之倒蛮不客气。

　　为了给四少和五少在阎锡山面前有议可奏，沈洪江又有意识地在几个有影响的朋友面前提出如下怀疑：“赵主席坟土未干，宗复就受到梁化之的排挤，被软禁了起来，是不是因为他老三（梁祥厚）是进山的第二把手，把宗复挤开，他梁家想独占进山？”不多时，社会上就议论纷纷，说这是梁化之有意陷害赵宗复等等。还有人说“赵主席在世和不在世大不一样！”“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阎锡山太轻信梁化之，陷害忠良！”这些话逾传逾广，自然传到了阎公馆，四少和五少到他老子面前又奏了一本，阎锡山即命“纪委”收集外间对梁化之的反映。于是，“纪委”决定由沈洪江和另一委员张纯明办理此事。张纯明为人正派，与沈洪江很友善，对赵宗复也一向崇敬。沈洪江提议：尽量搜集梁化之专横跋扈和排斥异己的材料，但不要涉及梁与赵之间的问题。二人想法一致，即分头进行，从汾西到石楼县，把搜集到的材料整理起来，约定时间向阎锡山汇报。掌握阎锡山日程表的参事叫徐培峰，曾任赵戴文的秘书多年，对赵宗复甚好。徐培峰把汇报时间安排在晚上11时，命前后侍卫不许放外人进入，他则守护在房门口。“纪委”向阎锡山汇报完毕，阎锡山点头说了声：“好！”不久决定将赵宗复释放。释放前,问赵宗复：“愿回进山，还是改任 《阵中日报》 总编？”赵宗复说愿回进山,，就又匆匆上任了。

　　阎锡山对赵宗复的这一番“管教”“惩戒”，反而让赵宗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同情，甚至平时不爱说话的杨爱源副长官也把赵宗复叫去安慰了一番，并且在阎锡山面前为赵宗复做了一番恳切的解释。

　　在这种情形下，梁化之遂感到了孤立。

　　七、一如既往

　　1、第二次软禁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宗复组织自己的学生和手下的工作人员成立情报网，搜集阎军情报，并通过太行军区第八兵站 （代号909站）进行传递。 1946年4月24日 ，太行军区情报处太原情报站，派王天庆通过在进山读书的弟弟与杨盛钦取得联系。杨盛钦取得赵宗复的同意后将乔亚、卫兴华介绍给王天庆，建立了以乔、杨、卫为核心的进山地下组织，组织领导进山学生运动和军事情报工作。在乔亚、卫兴华、杨盛钦、刘鑫、李建唐、韩建民、梁维书、李祥瑞、卫吉祥等进山师生的努力下，搜集到大量情报，为太原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7年12月，进山中学不断有学生被阎特逮捕和传讯，进山成了敌人追查进步人士的重要目标。为了保护进山进步势力，赵宗复以无力解决教员生活困难为由愤而辞职，推荐李济生出任校长。他的辞职迅速得到阎锡山、梁化之的批准，遂调任他任省政府新闻处处长，刘鑫也调到教育厅工作，负责与乔亚的联系。

　　1948年8月，赵宗复代理教育厅厅长，同月29日，情报人员曹瑞亭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被捕后招供，所带情报被截获，并供出了赵宗复及与其来往密切的乔亚、刘鑫、杨友多等人，赵宗复第一次被捕。考虑到与赵戴文的关系，阎锡山并未对他下狠手，只是将其软禁。为了保护这些同志，赵宗复将计就计，将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还供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并在特务头子杨贞吉的寓所编造了所谓的“自白书”诱骗敌人。他的假自首策略取得了效果，除乔亚外，被捕的其他同志相继释放，但他本人还处于半自由状态，吃、住都与梁化之在一起。综合各种情况，看看也不会有什么进展，于是，释放他恢复工作。赵宗复矜持一段时间后，还是着手开展情报工作并及时送出。期间，他安排指挥情报人员先后五次送出阎锡山从战略意向到战役战术的多种重要情报，为解放太原发挥了重要作用。

　　情势的发展出乎人的预料与想象。短短一个月后，解放军已围攻太原。在此期间，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铺设情报网络，精干情报人员，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收集阎锡山防御体系的枝梢末角，特别是关于重点防御体系的铺设、位置与火力点状况，并通过可靠人员及时送出城外。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起义人员的意外举措，导致发生了“进山八君子事件”和赵宗复的第二次被捕。

　　3、二次被捕

　　八君子事件源于我地下工作人员策动阎军，最后被告密导致失败而8人惨遭杀害。

　　先简单了解一下这八君子。

　　刘鑫（1923—1949），山西洪洞县人，曾给赵宗复任局长的政治交通局当通讯员。1941冬随赵宗复到进山中学担任军训队长，1947年11月随赵宗复在山西新闻处任干事，教育厅任科员。1949年3月受党的指示，配合策动起义，侦察并联系出城路线。

　　韩建民（1923—1949），山西芮城人，1945年9月到进山中学工作，先后任“同志会”校分会专职特派员，副主任特派员，政训处主任。在赵宗复领导下，以“同志会”作为合法斗争工具进行革命活动和斗争。

　　李祥瑞，紧跟赵宗复领导国民师范学生积极配合进山中学的学生运动，与进山三杰乔亚、刘鑫、韩建民齐名。在曹瑞亭被捕叛变、赵宗复也被捕的情况下，党组织让其撤离，但他毅然留下，一是打探被捕同志的消息以设法营救，二是利用合法身份做阎军军官李子发的策反工作。

　　卫吉祥（1925—1949），山西临汾人，曾就学进山中学，毕业留校工作，曾协助韩建民进行学运工作，1947年与我党取得了联系，为解放太原做了大量工作。

　　尚勉旃，中共党员，1949年3月初，将绘制的太原市阎军的内外碉堡、地堡及重要设施和一些军事、政治情报交给交通员送往解放区。被人告密，交通员被捕叛变，他也被特警指挥处抓去。

　　李心平，任山西省祁县同志会分会主任时被我军俘获，后接受任务回太原，联手策动其本族兄弟、敌军连长李兴旺及其营长张兴华起义投诚。商定好起义计划并拟定帮助他们通过封锁线，不料由于敌师长李子发的告发而被梁化之逮捕。

　　梁维书，山西霍县人，1942年秋在汾西县背林山区创立进山中学分校，为解放区输送人才，后在进山中学二院主持工作。1947年与赵宗复密切配合兴办学校，1947年夏担任山西省参议会议员。1949年3月在争取阎军起义工作中被出卖被捕。

　　李建唐（1925—1949），山西大宁县人，曾就读进山二院，受赵宗复影响，思想积极要求进步，经刘鑫引介，毅然参加了“909”情报站工作。他利用职务之便，收集了许多情报，为我军解放太原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3月与刘鑫一同被捕。

　　1949年1月，韩建民任战动团督导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城外防区活动，不久便通过尚勉旃认识了曾被人民解放军抓获，后表示愿意立功并接受任务回太原的李心平。他俩联手策动李心平的本族兄弟、敌军连长李兴旺和营长张兴华进行起义投诚。赵宗复、刘鑫、韩建民商定了争取他们起义的计划，包括越过封锁线等具体事项。2月底，尚勉旃告诉韩建民，李心平兄弟起义的事条件已经成熟，而且能拉动较多的部队人员，且人员可靠，绝无问题。赵宗复再次征求刘鑫的意见，刘鑫亲自见尚勉旃，也认为条件成熟了。鉴于当时相当严峻的形势，他们认为起义之事宜早不宜迟。于是，刘鑫派卫吉祥通知李祥瑞和梁维书随时准备行动；赵宗复通知杨友多、姜绍烈出城到前线探测，包括计算行程时间以及观察岗哨情况等。大家都等韩建民的最后通知。

　　谁料3月6日这天情况突变。晨8时赵宗复和梁化之同车到省政府上班，梁化之去了自己办公室，赵宗复到教育厅。刚坐下不久，梁化之的卫士柏光元过来说：“主任请厅长过去。”赵宗复随即前往。梁化之对赵宗复说：“李心平不知你见过没，还有尚勉旃，他俩同韩建民、刘鑫、李祥瑞、梁维书共同策划，要李心平的一个兄弟和一个营长投敌，并且掩护他们跑，还想拉上你走。这是一个军官向我报告的。”停了停接着说，“这些，也许你知道。可会长（指阎锡山）认为你不知道，是他们计划强迫你跑。不过，我认为你不能不知道。刘鑫昨晚10点多已被扣到指挥处了，我还没有见他。”赵宗复一听，心里都明白了。他郑重其事地说：“政治上的道理，我是希望能有个机会和你或会长谈谈的。”梁化之随即一摆手：“我不要听。”赵宗复说：“那么，其他事情你也无须过问了。”随即二人相随去了阎锡山的东花园内北厅，进入后院正房西间。赵宗复因此第二次被捕。阎锡山亲自审讯：“宗复，你我叔侄一场，为何要通共？”赵宗复坦然回应：“我通的是救中国的共产党，不是搞独裁的国民党！”恼羞成怒的阎锡山对他施以酷刑，甚至让亲信“劝”他自杀，以“保全名节”，然而被看守士兵暗中保护。

　　1949年3月10日，刘鑫、韩建民、梁维书、李祥瑞、卫吉祥、尚勉旃、李心平、李建唐同时被敌人枪杀，史称“进山八君子事件”。太原解放后很快查明，此案是李子发直接向梁化之告密的。李子发是阎军师长，两次被我俘获均释放，期待他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准备起义投诚的张兴华向李子发说出了他们准备起义的情况，没想到李子发彻底出卖了所有人员。李子发怙恶不悛，解放后终被镇压。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时赵宗复被监禁在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家后院的一个防空洞里。梁化之假惺惺地到牢房里对赵宗复说：“老弟，上次看在赵主席面上放了你，这次我可无法救你了，不过只要你彻底交待，把太原全部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出来，我保你活命。”赵宗复义正词严地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更不知道太原的共产党组织。”他把已写好的给阎锡山的一封信交给梁化之，又说：“我父亲标榜孔孟之道，尽和贪官军阀混在一起，我和父亲不是一条路，要杀你就杀吧。”他决心为革命献身。

　　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借口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请他商谈和平谈判，逃往南京。临行前，梁化之请示对赵宗复的处置情况，阎锡山沉思良久说：“城在，我要活的；城破，我要死的。”其实，碍于赵戴文的情面和社会影响，阎锡山一直对赵宗复在杀与不杀之间徘徊。实际上梁化之也是如此，待阎锡山赴南京后，他思忖良久。他很清楚：会长一来念及赵戴文的旧情，二来怕杀了赵宗复影响不好。可顽固到底的他，总觉得留着这个人终究是个祸害，遂打算直接处决。时阎锡山的生活秘书、堂妹阎慧卿已跟梁化之同居。得知此事，急忙拦住梁化之。她说：“老汉（指阎锡山）在的时候都没处理他，你凭什么处理？赵老先生就留下这么一棵独苗苗（其实还有老四），你怎忍心断人家的根？想想赵老先生当年是怎么对你的！”情人如此说，在这种事情上拗不过她，杀赵宗复的事就暂且搁了下来。

　　然而，太原城就要解放了，形势十分紧张。4月23日晚，梁化之在准备自焚前执行阎锡山逃离前“城破，我要死的”的决定。他派他的一个马弁一手持枪，一手持毒药逼赵宗复自杀。赵宗复对那个马弁说：“兄弟，你毒死我有什么好处？我为山西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我还要继续为人民做更多好事。你为什么要杀我！你杀了我，你就有罪了。”这时传来两声巨响，解放军的炮弹已落在绥靖公署大院。赵宗复继续给马弁做工作，他又问那个马弁：“解放军进城后你打算怎么办？”马弁说：“还不是等死。”赵宗复接着说：“不！只要你现在保护我，解放军来了，我一定保护你。”马弁被赵宗复感动了，自动扔掉手中的毒药，用装有砂子的麻袋堵住关着赵宗复房间的门，持枪站在门口，成了赵宗复的卫士。两个小时后，解放军先锋队冲进绥署大院，赵宗复连同其他阎锡山集团被俘人员一起，被送往榆次县源涡村俘虏营集训。

　　太原解放之后，后续工作陆续展开，这时候总指挥徐向前接到一封密电，内容是：“必须找到赵宗复。”中共太原市工作委员会派张瑛等搜寻到他，把他接回太原，参加接管工作。

　　就在派车去接时，被关了好长时间的赵宗复表示想去洗个澡，结果洗着洗着，一下子就崩溃大哭起来：“我太想念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啦，他们没能够等到今天。”此时。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在隐蔽战线深入虎穴舍身往死收集情报工作者的心情，如今解放胜利了，是多少人的鲜血流淌生命付出所换来的啊，他怎么不想念那些倒在漫漫黑夜甚至是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革命同志。

　　3、功高德劭，垂范后世

　　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国为民，殚尽竭虑。

　　1949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任命赵宗复为山西省政府委员，文教委副主任，教育厅厅长。华北局人民政府任命邓初民为山西大学校长。邓老兼职多，又多在北京，故又任命赵宗复为山西大学副校长，代校长(邓不在校时)。赵宗复从 1949年11月15日任职到1953年夏，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为山西大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开端，树立了一位值得弘扬和学习的领导榜样。

　　1953年8月12日 ，中央高教部下达全国院系调整计划，对山西省的调整是“山西大学校名取消，其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分别独立为太原工学院和山西师范学院 ”。随即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太原工学院在西学专斋原址独立建院。中共山西省委任命赵宗复为太原工学院院长。 他非常重视办好院校的根本，多次亲赴外地聘请众多优秀的，具有真才实学的知名教授来校教学，同时也非常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给青年教师提供外出进修、学习的机会。 他任人唯贤，能人治校，在工学院的教学、科研、图书馆、后勤等重要部门都启用专家和骨干教师担任领导，并独立发挥作用，开展工作。他非常注重科研成果，多次表彰在科研方面获得优异成绩的教师。 他对待同志满腔热情，给予教师、同志以关心和爱护。在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工作的十四载，有口皆碑，是一个深孚众望的教育家。

　　然而，在混沌时期，他惨遭迫害。1966年6月21日，赵宗复的尸体在太原工学院土木系的三楼被发现。他是自杀，抑或被害，没有人知道了。也许是他不堪忍受那些对他人格的侮辱和政治上的诬陷，才绝望地走上人生的尽头吧。时年他才51岁。“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山西省委落实政策，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1月12日，在太原市双塔烈士陵园为他隆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1980年初，中共党史办编辑出版 《中共党史人物传》，其中第一批500人中就列有赵宗复的经历和业绩。 1992年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出版《赵宗复革命事略》专集。

　　1993年，中共太原市党史研究室出版《赵宗复与进山中学地下斗争》一书。 1996年6月21日 ，太原工业大学隆重举行大会，纪念知名教育家、太原工学院第一任院长赵宗复同志逝世30周年，会上成立了"赵宗复奖学金基金会”，并给首批获奖学生颁发奖学金。1997年出版的 《热血沃土》，由李凯明、王天庥、翟凤仙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9年6月21日 ，赵宗复同志铜像落成揭幕仪式在太原理工大学北区图书馆举行。 2000年8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 《赵宗复文集》。 2001年7月3日，赵宗复校长铜像落成典礼仪式在太原进山中学教学楼内举行。 2006年 《师坛春暖，寒狱凝辉》 李蓼源著，编入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十一辑)。

　　如今，太原理工大学有一条路，就叫“宗复路”；晋西革命纪念馆内陈列有赵宗复铜铸胸像；太原进山中学高中部辟有信仰园——赵宗复纪念馆，馆内陈列有赵宗复铜铸胸像和全身铜像。

　　参观晋西纪念馆时，我站在赵宗复铜铸胸像前不知该说什么好。继而参观赵宗复纪念馆时，静伫于他的全身铜像前许久许久。那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面庞，戴近视眼镜小背头，而又英姿奕奕的神态，手持公文包，或许是书卷，正风尘仆仆向我们走来，是去跟地下工作者秘密接头，还是急匆匆去营救革命同志和仁人志士，抑或是去作演讲，去研讨教学改革方案……他那睿智祥和的目光，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又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参考资料：赵宗复纪念馆，武俊连的《隰县女婿赵宗复》。

2026.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