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科学眼”：周恩来与王大珩的战略协作与历史启示
来源：王光霞   2026-07-23 08:58:38

　　摘要：周恩来与王大珩的交往，集中体现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与战略科学家的深度协作。在《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编制、“两弹一星”工程攻关及中国光学事业奠基等关键历史节点，周恩来以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主持科技顶层设计，王大珩以科学家的卓越才识担当核心执行者。2026年适逢周恩来同志逝世50周年，亦是王大珩同志逝世15周年（2015年7月21日—2026年7月21日），在这样一个承载着双重缅怀意义的历史节点，本文通过梳理两人在长春光机所建设、大型光学仪器研制及卫星测控等领域的互动史实，揭示“政治家+科学家”模式对突破关键技术壁垒的决定性作用，并提炼其对新时代新型举国体制下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周恩来；王大珩；长春光机所；两弹一星；科学规划；科技自立自强

　　王大珩（祖籍江苏吴县 （今苏州市吴中区 ），中共党员，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光学科学家、教育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一、引言：小米与“科学眼”的隐喻

　　航空工业被称作“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1951年，新中国百废待兴。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投入60亿斤小米发展航空工业，同时批准王大珩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长春光机所前身），拨付经费1400万斤小米。在当时以实物（小米）作为主要财政计量单位的背景下，这一决策极具象征意义：它表明新生政权将粮食安全之外的有限资源，毅然投向了看似遥远却关乎国家长远命运的尖端科技领域。

　　周恩来总理曾言：“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而对于王大珩而言，父亲王应伟“国家要强，先得有自己的‘眼睛’”的教诲，是他毕生的信念。周恩来与王大珩，一位是统筹全局的政治家，一位是执着于“磨镜子”的科学家，两人虽直接会面次数有限，但在国家意志与科学路径上高度契合，共同缔造了新中国的光学传奇。

　　为扩大宣传，1953年8月30日周恩来和高岗联名致信毛泽东等：“我国现正在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真实地反映我国当前工业发展的水平，通过实物、模型、图表及科学的说明，以达到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目的，拟在北京筹建一个永久性的工业展览馆。展览馆内容暂以工业为主，辅之以交通运输和农林水利，对手工业及其它方面，根据今后的需要与可能再行逐步扩充。”展览馆馆址拟设在西郊公园，利用此次苏联展览馆扩充改建成为永久性的展览馆，以资节约。”为了便利工作的配合并能及时反映我国工业的发展情况。

　　二、《12年科技规划》：顶层设计与学科奠基

　　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同意李富春关于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的解决意见，致电布尔加宁：“为了使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并且使某些重要的学科尽快地接近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水平，我们科学家正在积极进行拟制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长期规划的工作。”我国科学家“希望苏联科学家在这个工作中给予他们直接的帮助”。根据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拉扎连科的建议，我们拟请机械数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自动控制与远程操纵、无线电工学等十六门学科的科学家来中国“短期讲学，并且帮助我国科学家进行拟制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长期规划的工作”。“这十六门学科都是中国科学界的主要的空白点或薄弱环节。”3月22日，尤金大使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派出十六位学者来中国。

　　根据周恩来年谱等相关史料。2月16日，由陈毅、范长江、张稼夫、刘杰等陪同，会见科学家钱学森，并委托钱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21日，审阅钱起草的《意见书》。《意见书》提出了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认为“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为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航空工业应实行“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的方针。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上，兼及设计和研究。22日，周恩来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并致函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事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四月十三日，国务院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和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王大珩作为核心科学家之一，深度参与了这一宏伟蓝图的绘制。

　　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工作的三百多名科学家，勉励科学家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学习苏联和其它一切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争取在十二年内使我国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对曾留学西方国家的科学家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则应该虚心学习。6月14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陈云、康生、林伯渠、邓小平接见参加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工作的科学家。在制订科学规划期间，多次听取汇报，并说：要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国的科学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

　　7月24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领导人开会，商谈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有关问题，并交待以后的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意见，8月下旬，陈毅主持召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并修正《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十月，《草案》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2月24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规划纲要（修正草案）》。

　　在《规划》筛选出的57项国家最重要科技任务中，第55项“建立统一的计量系统、计量技术和国家标准”由王大珩直接主持制定。同时，“建立国家计量基准”被列入四项紧急措施之一。这一定位，确立了光学与精密机械在国家科技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不仅在宏观层面推动规划，在微观层面也给予科学家充分的信任与支持。王大珩曾陪同周恩来接见苏联专家，就光学与计量问题进行专题汇报。这种“政治家听科学家讲课”的场景，体现了周恩来尊重科学规律、虚心求教的作风。正是基于这种信任，王大珩才能在随后的岁月里，将纸面上的规划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中国光学摇篮”。

　　三、长春光机所：从“八大件一个汤”到“科学眼睛”

　　1951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科院仪器馆。面对日伪遗留的废旧厂房和18名科研人员，他带领团队在长春的寒冬中起步。1400万斤小米不仅是经费，更是沉甸甸的期望。长春光机所始建于1952年。

　　1958年，北京展览馆。周恩来总理参观全国科技成果展，在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国产光谱仪前驻足良久，亲手抚摸仪器，赞叹道：“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科学眼睛’。”这句褒奖，是对王大珩团队“八大件、一个汤”成果的最高肯定。

　　所谓“八大件”，即电子显微镜、高温显微镜、万能工具显微镜等八种精密光学仪器；“一个汤”则是指光学玻璃熔炼工艺。这些成果的取得，绝非易事。王大珩曾回忆，第一炉光学玻璃出炉前，坩埚炸裂，熔浆四溅。他捡起残片，对着光审视，鼓励团队：“杂质太多，说明原料提纯不够。”这种在失败中砥砺前行的精神，正是周恩来所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写照。

　　1959年，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制的光栅刻划机和第一块光栅在长春光机所诞生，填补了我国光学领域的一个空白。

　　周恩来对长春光机所的关怀，不仅限于口头表扬，更体现在政策支持上。在他的过问下，光机所获得了稳定的人财物支持，迅速成长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光学基地，为后续的“两弹一星”工程储备了人才与技术。

　　四、“两弹一星”：光学测量的无声功勋

　　在周恩来领导中央专委组织“两弹一星”攻关的峥嵘岁月里，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承担了所有光学观测与测量设备的研制任务。这些设备虽不直接产生爆炸威力，却是判定试验成败、获取关键数据的“眼睛”。

　　1964年5月27日周恩来到北京展览馆参观工业展览。当得知国内四个重型机器厂同时组织会战，先后攻下高难度的冷轧辊，打破了苏联的技术封锁时。称赞中国职工：为中人民长了志气，为社会主义做出国了很有意义的贡献。

赵九章1964年12月27日给周恩来总理的关于中国研制人造卫星建议的信

　　核爆观测：同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王大珩主持改装的高速摄影机，成功记录下核爆火球的动态过程；他研制的光冲量计，精确测量了爆心的光能量。这些数据对于评估核弹威力、改进设计方案至关重要。

　　导弹测控：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电影经纬仪）的研制，解决了导弹飞行轨迹的精确测量难题。王大珩提出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所方针（即研究所负责从研发到生产制造的全过程），确保了设备在紧迫工期内的高质量交付。

　　卫星上天：1965年，“651”会议（人造卫星研制会议）召开，会议持续42天。王大珩在会上作技术报告，参与“东方红一号”的总体设计。长春光机所研制的轨道测量设备，精准捕捉到了卫星的运行轨迹，让《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

　　1973年6月30日，周恩来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日本自动化电子仪器设备和医疗器械展览会，并会见展览团负责人和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在谈到中国最近试验氢弹的问题时，请小川大使转告田中首相：我感谢田中首相在众议院答辩时讲，中国的核武器不威胁日本。日本是唯一的原子弹受害国家，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试验的立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们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的。林佐一公使对我们这次氢弹试验向我们的司长提出抗议，根据贵国政府的立场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很理解，正如田中首相理解我们的立场一样。我们应该相互理解。大使阁下知道，我们搞试验的尘埃要通过我国四亿人口的地区，如果说有害的话，我们自己首先受害。我们不会拿这个做儿戏的。

　　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对科技工作者的关怀无微不至。他多次强调“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并要求妥善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王大珩曾动情地说：“我要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努力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政治家的信任与科学家的忠诚，构成了攻坚时期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五、战略传承：从“863”计划到大国重器

　　周恩来虽于1976年逝世，但他奠定的科技兴国战略思想，深刻影响了王大珩等后世科学家。1986年，王大珩与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上书邓小平，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即著名的“863”计划。这一计划的出台，直接源于老一辈科学家对周恩来时代科技规划的继承与发展。

1980年，王大珩主持国际激光会议期间受到邓小平接见

　　此外，王大珩晚年还积极推动成立中国工程院、呼吁发展大飞机和大型光学工程。他在2000年考察上海飞机制造厂时，抚摸着运-10飞机的机身，眼神中满是对国家航空工业腾飞的期盼。2017年，C919首飞成功，若王大珩与周恩来在天有灵，定当倍感欣慰。

　　六、历史启示：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周公”与“大珩”

　　回顾周恩来与王大珩的合作历程，对于当前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以下深刻启示：

　　坚持政治领导与专家路线的统一：周恩来不懂具体的光学公式，但他懂得尊重科学家、善用科学家。他通过制定规划、配置资源、营造环境，为科学家创造了潜心研究的氛围。这启示我们，在重大科技项目中，要善于发挥战略科学家的引领作用，避免外行粗暴干预内行。

　　重视基础研究与“长板”培育：当年的1400万斤小米，没有全部用于购买现成设备，而是投入到了光学玻璃等基础材料和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上。这种“把钱花在刀刃上”的远见，造就了今日中国在光学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我们更应重视基础研究，甘坐“冷板凳”，培育不可替代的“长板”技术。

　　弘扬“科学眼”精神：王大珩一生磨一镜，追求的是看清世界的本质。这种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是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核心动力。正如王大珩总结的十六字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传承创新、寻优勇进。”

　　结语

　　从1951年1400万斤小米奠基的长春光机所，到今日中国空间站上璀璨的巡天望远镜；从周恩来总理抚摸光谱仪时的欣慰笑容，到王大珩星在宇宙中的永恒运行，一条红色的科技报国脉络清晰可见。周恩来与王大珩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光辉的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它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将有限的资源聚焦于国家最紧迫的需求，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管苏清. 中国“眼睛”观苍穹——记“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大珩[J]. 黄浦报, 2018.

　　[2]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一次会议，竟然开了42天……丨“651”会议[EB/OL]. 2024-10-19.

　　[3] 科学大院. 光学盛世，如你所愿 | 忆光学科学家、教育家王大珩先生[EB/OL]. 2018-05-16.

　　[4] 王大珩. 我的自述[M]//宣明主编. 王大珩.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949—1976）[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作者：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