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是周恩来逝世50周年。在开国少将乔信明(湖北大冶人)的革命生涯中,与周恩来的交集虽无单独会面的详细记载,却在1939年皖南战略方针的制定与执行这一关键历史节点上形成了深刻的上下级呼应。本文从周恩来赴皖南确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切入,梳理乔信明以“江抗”参谋长身份(化名汪明)执行东进任务的战术实践,回溯其怀玉山被捕后在狱中建立党支部的斗争经历,以及晚年瘫痪仍著《掩不住的阳光》的精神传承,阐释周恩来所关怀的新四军干部队伍如何在战略框架与个人命运中诠释“铁军精神”,为新时代研究新四军历史与周恩来军事思想提供多维视角。
关键词:周恩来;乔信明;新四军;江抗;向东作战;铁军精神;方志敏

周恩来视察皖南
引言:当我们回望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壮阔历史时,一条隐伏的战略红线将两位看似交集不多的革命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位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皖南制定新四军发展方针;一位是开国少将,在东路战场执行东进任务。

乔信明(1909—1963),湖北大冶人,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他早年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怀玉山突围被捕后在狱中建立党支部;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团长、“江抗”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军区后勤部长、华东野战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投身空军后勤建设。他与周恩来的直接交往虽未见诸详细记载,但1939年周恩来赴皖南传达的战略方针,直接成为乔信明东进抗日的行动纲领——这种“顶层设计”与“战术执行”的历史交汇,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50周年的回望与一条战略红线的牵引。
一、战略方针的顶层制定:周恩来1939年皖南之行
1. 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背景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精辟阐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游击战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是在战区和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奔赴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当时新四军整体处于“一面临敌、三面受围”的不利态势,帮助新四军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成为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在军党委会和排以上干部大会上,周恩来分析了武汉失守后的形势,指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南、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最高的财富地区。”他提出在敌后确定发展方向的三条原则: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方向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未注意就向哪里发展。
2. “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确立
在前后20天时间里,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将领广泛交谈,深入听取各方面意见,先后4次作报告和发表演说,
基于上述原则,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反复研究,商定了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明确概括为三句话:“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后中央正式表述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向南巩固:巩固皖南军部所在地和苏南茅山根据地,警惕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防区;
向东作战:出击沪宁地区,使江浙沿海敌人不得安宁,影响国际国内;
向北发展:多抽调部队过江,加强江北领导,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抗日根据地。
这一方针于1940年2月19日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正式确认,成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根本遵循。
二、东进征途的战术执行:乔信明与“江抗”的东路烽火
1. 化名汪明:江抗总指挥部参谋长的任命
1939年2月周恩来确定方针后,陈毅立即返回一支队贯彻部署。同年4月,为防止国民党借“越界活动”破坏东进,新四军第六团决定改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番号东进。
5月1日,叶飞率六团700余人从茅山出发,在武进戴溪桥与江抗三路汇合,成立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梅光迪
副总指挥:叶飞(化名叶琛)、何克希、吴焜(化名吴克刚)
参谋长:乔信明(化名汪明)
政治部主任:刘松青(改名刘飞)
乔信明由此从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大队长转任东进主力线参谋长,在周恩来确定的战略框架下,开启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波澜壮阔的敌后游击战篇章。
2. 黄土塘首战与浒墅关夜袭
1939年5月8日,江抗部队到达无锡梅村,以梅村一带为基地开展游击战争。
黄土塘战斗(5月30日):江抗二路司令吴焜率部回师梅村途中,在黄土塘与下乡“扫荡”的日军遭遇。经半天激战,击毙日军30余名(内含内含大佐1名),东进首战告捷,震惊日伪。
夜袭浒墅关(6月24日):为策应茅山根据地反“扫荡”,江抗雨夜奔袭京沪铁路关隘浒墅关车站,全歼日军55人、伪军一个中队,焚毁车站并炸毁路轨,迫使京沪线交通一度中断,上海各大报纷纷登载胜利捷报。
此后,江抗二路二支队继续东进青浦、嘉定,曾“夜袭虹桥机场,震动整个上海”。从5月东进到9月西撤,江抗从1000余人发展到5000多人,超额完成“人、枪、款”三大任务,验证了周恩来“向东作战”方针的正确性。
3. 郭村保卫战与黄桥战役:从参谋到团长的火线指挥
1939年10月,江抗西撤至江阴西石桥整编,随后开赴扬中岛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乔信明任挺进纵队1团团长,从此在叶飞、管文蔚麾下参加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战役。
郭村保卫战(1940年6月28日):李长江指挥13个团围攻郭村,乔信明率1团加特务营共4个营坚守。面对强敌,他根据当年抗日先遣队作战经验,建议向南打开缺口打破包围,得到纵队领导采纳。7月1日凌晨,乔信明与政委刘先胜各率1个营出击,击溃李长江部3个团,奠定胜利基础。此战被陈毅称为新四军“东进序曲”。
黄桥战役:郭村保卫战后,乔信明率1团参加黄桥战役,亲率1团1营直捣顽军独立6旅旅部,致中将旅长翁达自杀。战役胜利后,乔信明腿伤加重致下肢瘫痪,但仍坚持工作。
从皖南方针的“纸上蓝图”到东路战场的“血火实践”,乔信明以化名汪明的隐忍、以团长乔信明的担当,完成了对周恩来战略部署最忠实的执行。
三、狱中斗争的党性原则:方志敏最后岁月的见证人
乔信明与周恩来战略脉络的交汇之外,其个人革命历程中怀玉山被捕与狱中斗争的经历,同样体现了党对革命同志的营救与关怀这一周恩来始终秉持的理念。
1. 方志敏最后任命的红军指挥员
1934年,乔信明随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1935年1月底,部队在江西玉山怀玉山被围。危急时刻,方志敏把部队集合成一个团,任命乔信明为团长,要求他把部队带上怀玉山高峰隐蔽,保存革命力量。这是方志敏生前任命的最后一位红军指挥员。
突围失败后,乔信明昏迷被俘,关押于南昌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在狱中,方志敏机智避开监视,三次给乔信明递条子指示:“在狱中要以列宁同志为榜样,为党工作,坚持斗争,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
2. 组织狱中党支部与党的营救
方志敏牺牲后,乔信明遵照指示,在狱中建立秘密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发展到30多名党员,领导难友坚持斗争。面对敌人审问,他大义凛然:“老子是师参谋长,又兼团长,是共产党员,名字是乔信明……想把老子怎么样就怎么吧!”
全面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和徐特立大力营救,乔信明于1938年2月结束三年多牢狱羁押,重归战场。这一经历,正是周恩来所强调的“党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同志”的生动写照——从方志敏的狱中指示到徐特立的营救接力,党的关怀贯穿了乔信明最黑暗的岁月。
四、铁军精神的世代传承:晚年瘫痪与《掩不住的阳光》
1. 瘫痪身躯下的空军后勤建设
黄桥战役后,乔信明下肢瘫痪,但奇迹般重新站立。1950年,他调任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后任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在空军后勤这一全新领域,他以“没有大批优秀的、精通业务的干部,是不能把空军后勤工作搞好的”为理念,狠抓组织建设与干部培养。
他常说常对后勤干部说:“我们开支的每一分钱都是人民用艰苦劳动换来的,必须把它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病情逐渐加重后,他仍坚持上班,突击任务时与大家一样夜以继日,病重无法坚持时才念念不忘地回机关询问工作情况。

2. 《掩不住的阳光》:铁军精神的文化丰碑
1959年夏天,乔信明与夫人于玲将亲历的方志敏狱中斗争写成长篇革命历史纪实小说《掩不住的阳光》。小说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被俘同志的狱中斗争为主线,再现了方志敏不畏威逼利诱、英勇赴死的革命气概,以及赵天明(原型乔信明)成立秘密党支部、开展狱中斗争直至重返抗日战场的历程。
这部作品是唯一由亲历者回忆方志敏最后岁月英勇斗争的纪实小说,手稿尘封50年后于2011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乔信明以瘫痪之躯、垂暮之年,为铁军精神留下了一座不朽的文化丰碑。
3. 1963年的谢幕与历史的回响
1963年9月,乔信明因长期疾病折磨在南京逝世,年仅54岁。原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李果在悼文中写道:“他始终保持着党的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传统作风……在病重无法坚持工作以后,他也念念不忘工作。”
从1939年周恩来在皖南制定方针,到1963年乔信明在南京谢幕,这条跨越24年的红线,串联起一位开国将军对战略方针的忠诚执行、对狱中指示的坚决贯彻、对铁军精神的文化传承。周恩来所关怀的新四军干部队伍,正是这样一群“掩不住阳光”的人。
五、历史启示:战略与执行、领袖与战士的辩证统一
2026年回望这段历史,周恩来与乔信明的交集虽多为战略部署与组织脉络上的交汇,却浓缩了三层深刻启示:
1. 顶层设计必须依靠战术执行的落地
周恩来1939年提出的“向东作战”方针,若没有陈毅、叶飞的决断,没有乔信明(汪明)等前线指挥员的流血牺牲,便只能是纸上的蓝图。乔信明在黄土塘、浒墅关、郭村、黄桥的每一场战斗,都是对周恩来战略思想最生动的注解——战略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在于干部。
2. 领袖关怀体现为对干部的全周期呵护守护
从方志敏狱中三次递条子,到徐特立营救出狱,再到周恩来对新四军干部队伍的整体关怀,乔信明的命运轨迹体现了党对革命同志“被捕—营救—重用—传承”的全周期守护。这种守护,不是个人恩惠,而是组织体系的制度性关怀。
3. 铁军精神超越时空与身体状况的限制
乔信明下肢瘫痪仍著《掩不住的阳光》,证明了铁军精神不在于四肢是否健全,而在于信仰是否坚硬。周恩来在文革困境中保护干部、在病榻上处理国务,与乔信明在瘫痪中写书、在病危中询问工作,构成了同一精神谱系的两种表达。
结语
1939年2月,周恩来在皖南云岭的祠堂里,对着新四军排以上干部勾勒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蓝图;同年5月,乔信明化名汪明,在东路战场的硝烟中将其变为现实。从怀玉山的铁窗到梅村的稻田,从郭村的交通壕到南京的病榻,一条隐伏的红线始终牵引着两位革命者的命运。
2026年,当我们纪念周恩来逝世50周年时,乔信明这个名字提醒我们: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由无数像乔信明这样的“执行者”来承载;而领袖的伟大,正在于他们制定的方针,能被一群“掩不住阳光”的战士用生命去兑现。《掩不住的阳光》——这既是乔信明小说的书名,也是周恩来与乔信明那段跨越时空交集的最好注脚。阳光之下,战略与执行同在,领袖与战士同行。正是掩不住的阳光,割不断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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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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