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下打鬼子
来源：刘涛   2026-08-13 16:05:48

　　我的书柜里珍藏着一套厚重文史典籍——2015年6月河北省武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武安村典》，这是首部系统记述武安乡村发展变迁的志书。书中中册第1547页记载：“刘兆铭（？-1943），男，敌工队员，牺牲于蕙兰村，安葬于此村。”中华英烈网也收录了这段史实。薄薄几行字，便是一个人的一生。

　　我从未见过伯祖父，只知道，他是我父亲的大伯，也是父亲和爷爷一辈子的执念，因为他早早牺牲在太行山下，家里没有留下他任何一张照片。

　　我对伯祖父又何尝不是一种执念呢？我甚至按照我祖父的模样，想象我的伯祖父他肯定是个高个子，身轻如燕，就像李向阳一样威武，站直了像太行山崖上一棵拧着劲儿的松树。看人的时候目光定定的，不躲不闪，国字脸轮廓分明，带着河北武安人特有的硬朗。于是，有一天我在梦里就梦到了伯祖父，他肤色被日头晒成黑色，两把发亮的“盒子炮”时刻不离腰间，左手和右手都被磨出了茧子，军人练枪时特有的标记。

　　后来听了我父亲讲了伯祖父的故事，脑子里就有了新的画面，也是伯祖父练枪的样子，夜里就着一盏油灯，右手举枪，左手托腕，一瞄就是半炷香的工夫，胳膊酸得发抖也不放下来。

　　事实上伯祖父幼时读过几年私塾，能写一手端正的毛笔字，组织领导能力和口才一等一的棒，当年带队端炮楼，他总是第一个翻过壕沟，腰间的驳壳枪撞在胯骨上，哐当哐当作响。敌我兵力悬殊，武器更不在一个量级，可他偏偏能领着七八个人，在鬼子的枪口底下打出一个缺口，再趁着硝烟全身而退。不到二十岁那年，就被特批加入河北省武安县武东敌后武工队，组织上给他配了两把驳壳枪，那是武工队队长和骨干才有的待遇，枪身沉甸甸的，插在腰里，走起路来压得人身子微微往一边坠。

　　我还听村里的老人提起过伯祖父，说他后来竟真练出了如小李广花荣般左右开弓的本事。他枪法极准，一翻手腕，枪就能在掌心转半个圈，子弹出去，指哪打哪，从不落空。他是全村唯一一个被选中为敌后武工队的年轻人，其他年轻后生都被吸收为民兵或自卫队员。

　　说起河北武安县武东武工队，绕不开一个人——李干。李干是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附城村人，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毕业，1942年调任河北省武安县武东区武工队长、区分委副书记。后来他随刘邓大军南下，战功赫赫，1965年任安徽省芜湖地委副书记。伯祖父当年便是跟着李干打游击的。

　　父亲告诉我，伯祖父牺牲后，曾是李干亲自为他抬的棺。8个人抬一副薄棺，李干走在最前面，肩膀压得低低的，一声不吭。祖父和父亲生前常念叨，说伯祖父身手好、脑瓜灵，要不是走得早，随军南下后准能闯出一番天地。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要不是”。他就像董存瑞一样，提前牺牲在那个共和国诞生的前夕，终究没等到那个天亮。

　　1943年，伯祖父倒在河北省武安市矿山镇蕙兰村的一片麦田里。那个场景，我在心里重放过无数遍，我甚至想着有一天我能拍出以他为原型的抗战电影，片名就叫作《太行双枪》。我想象着那天夜里，他肯定是腰挎双枪，带着几个队员乔装潜入敌占区摸情报。月亮被云遮得严严实实，几个人沿着田垄猫腰疾行，裤腿被露水打得精湿。情报探到了，可天亮前，村里出了叛徒。拂晓时分，日军的马蹄声从三面压过来，踩得地皮发颤。他们借着麦浪掩护往外突，伯祖父翻过一道田埂时，一摸腰间——两把驳壳枪没了。不知是在麦地里匍匐时挣松了皮带，还是翻埂时磕落了。战争年代，枪是武工队的命，丢枪必寻，那是铁打的规矩。他回头看了一眼麦田，麦穗正在晨风里晃，齐腰深，黄澄澄的一片，藏两把枪进去，肉眼根本找不见。队员们喊他快走，他摆了摆手，猫下腰折了回去。

　　我总觉得，他回头的那一瞬，嘴角应当还是微微斜着笑的——像他每次冒险前那样，带着点不在乎，也带着点“我去去就回”的笃定。

　　他就那样弯着腰，在麦田里一寸一寸地摸，麦芒扎进脖领里也顾不上。枪找到了，一把，两把。他握紧了站起身，刚要迈步，敌人的机枪响了。二十一岁的身子扑倒在麦田里，血把脚下的泥土渗透成暗褐色。日军还不肯罢休，围上来用石头砸烂了头颅和面部。后来乡亲们去收殓，只找回几片衣襟和半只鞋。

　　同村一位与他一同参军的老人，活到九十多岁，提起这一幕依旧老泪纵横：“他本已经冲出去了，不回头就能活下来。可他认准了枪不能丢，硬是折回去了。在他心里，那两把枪比自己的命要紧”。

　　这场战斗太小，小到县志里没有任何记载，小到敌我双方都未必记得具体日期。可它同样是一条二十出头的命，用最决绝的方式，把自己种进了太行的泥土里。

　　有段日子，我将这些家族记忆写成了一首诗，投给了保定市文联的抗战征文。我没抱太大期望。可2026年年初，一通保定市文联的电话，竟真的穿过风雪，打进了我的手机。

　　动身去高碑店时，邯郸的雪意正浓。天是灰蒙蒙的，风里带着凛冽的哨音。家人说，路远，雪大，不值得。再说没有稿费，没有奖品，何必折腾这一趟。可我执意要走——心里揣着一团火，一团从太行山南麓的厚土里生长出来、燃烧了八十多年的火。那是伯祖父留下的火种，我必须带着它，去见一见那些同样记得这段历史的人。

　　是个周日。我顶风冒雪，从河北武安到邯郸，再从邯郸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转车到保定高碑店，辗转三地，四百多公里。一路上的雪越下越大，车窗外的太行山脉被白茫茫覆盖着，偶尔露出一截褐色的山脊，像老人青筋突起的手背。我靠着窗，恍惚间觉得伯祖父当年也是沿着差不多的方向，从太行山里走出去的。只不过他走的是夜路，没有高铁，没有暖气，脚下是碎石和冻土，头顶是鬼子的侦察机。

　　到了会场，我提前了两个小时，恭敬地坐在角落里，看着工作人员挂横幅、调试音响。后来人渐渐多了，当地的市委副书记、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悉数到会。当我的名字被念起，当屏幕上闪过八路军穿着草鞋依然昂首挺胸扛枪行军的黑白影像，我仿佛看见伯祖父穿梭于枪林弹雨中，腰挎双枪，百步穿杨，从1943年的麦田里走出来，穿过八十年的风雪，与此刻的我重叠在一起。那一刻，我觉得两天一夜的奔波，都值了。我的热泪，也终究是控制不住喷涌而出，流满了我带着雪花的羽绒服。

　　更深的暖意，接踵而至。我这份“冒雪而来”的笨拙诚恳，竟被细心的文联师长们留意了。她们未曾料到，一个外地作者，会为了一场并无物质收益的文学之约，如此义无反顾。她们把我的经历做成了短视频，文联主席转发给了市里的书记、市长，甚至推给了央视网。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一次平常的赴会，一首发自内心的诗，竟能被这样温柔地看见和珍视。

　　仪式结束后，一位保定文友开车送我去高铁站。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河北邯郸。他笑了：“邯郸？是那座等了您三千年的城吗？”车窗外的北国雪野急速后退，我的心却被这句话熨得滚烫。三千年的等待，八十年的铭记，一百公里的奔赴——这些数字在我心里翻涌着，忽然就有了一种浩大的、属于历史也属于个人的重量。

　　返程路上，雪已停。北国的原野在夕阳下泛着淡金色的光。我手里攥着那三本红色的荣誉证书，它们不重，但在我心里分量很沉。因为我知道，这荣誉不只属于我，更属于伯祖父，属于邯郸那片红色土地上所有不屈的记忆。八十多年前，他用二十一岁的命去拼一个念想——让后头的娃娃们，不必再在枪口底下过日子。如今念想成真了，而我做的，不过是替他走完了一段风雪路，替他在八十多年后，听一听这太平年月里的掌声。

　　那一代人多是如此。心里没有太多弯弯绕绕的道理，只认准一条——不能退，退了身后就没路了。回望九十年前的长征，七百三十五天，十四省，两万五千里，四十余座雪山，二十四条江河，六百多场血战。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在用脚底板丈量信仰的长度。仅河北武安一县，在册抗日烈士便约有一千三百名，武伦佩、瞿坚白、贺进……这些名字如今刻在石碑上，冷冰冰的，可他们当年也是热乎乎的人，会饿、会冷、会想家。

　　如今伯祖父牺牲的麦田还在，年年泛金浪，收割机开进去，半天就收完了整片地。当年伯祖父匍匐过的那条田埂早已平了，种上了玉米和蔬菜。村子里通了水泥路，路灯亮到后半夜，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在广场上追逐嬉闹。

　　八十多年前，他用21岁的命去拼一个坚定的信念，为了这个国家。

　　信念早就成真。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扛枪打鬼子，到扛锄头拔穷根，再到扛起日子往前奔，骨子里那股劲儿，一直没断过。那信念，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弯下腰、摸到枪、站起身、迎着子弹往前迈的那一步。也是风雪天里，一个后辈揣着一首诗，辗转四百公里去赴一场约的那一步。

　　那段打鬼子的烽火岁月，值得我用一生去书写和热爱，因为中国军人和太行山的抗战故事，永远写不完。

　　作者简介：刘涛，男，80后，河北武安人。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员、邯郸作家协会会员、武安作家协会会员、神钲书院社员。曾20次斩获省市征文比赛一、二、三等奖。累计1000余篇作品刊发于《河北日报》《邯郸日报》《燕赵都市报》等报刊及抗日战争纪念网、搜狐、新浪等主流平台。有长篇纪实作品入选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好人风采录》（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