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绩观角度看1937年8月周恩来南京之行
来源：王光霞   2026-08-25 16:26:38

　　摘要：1937年8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与国民党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谈判。在短短十余天的南京之行中，周恩来既参与全国抗战军事战略的讨论，又推动红军改编、南方游击队整合、政治犯营救、统战联络及舆论阵地建设等多项实务。本文以周恩来的政绩观为视角，梳理其在南京期间的主要活动，分析其"以民族大义为先、以人民利益为本、以实际成效为要"的施政取向，进而揭示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实践中所蕴含的务实、担当与远见。

　　关键词：周恩来；南京之行；1937年8月；政绩观；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引言

　　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政绩的本质、目的、内容和评价标准等问题的根本看法，集中体现为"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政绩、如何创造政绩、怎样评价政绩"。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核心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追求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实绩。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8月，国共两党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南方游击队整编、中共合法地位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化等问题亟待落实。9日，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会议，并继续同国民党谈判。至21日离宁赴西安，在十余天里，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军事战略、军队改编、政治犯营救、统战联络、舆论宣传等领域全面展开工作。

　　这一时期周恩来的南京活动，体量不大但密度极高，且每一项事务都直接关联抗日大局与党的生存发展。从政绩观的角度切入，可以清晰看到周恩来如何在极端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将民族利益置于首位，以务实作风推动具体问题的解决，并以战略眼光为后续长期抗战布局。本文即以时间为序，结合具体史实，从政绩观的三个维度——价值取向、实践路径与评价标准——对周恩来此次南京之行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

　　二、以民族大义为先：政绩观的价值取向

　　（一）军事战略发言：从"阵地防御"到"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

　　8月11日，周恩来与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分别发言。周恩来指出：正面防御不应停顿于一线及数线阵地，应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须采取游击战，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这一意见代表了中共中央对全国抗战军事战略的基本主张。

　　从政绩观的角度看，周恩来此时的发言体现了鲜明的"以民族大义为先"的价值取向。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内部主流意见倾向于以阵地防御消耗日军，寄望于国际干涉。周恩来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公开提出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主张，并非为了中共军队的局部利益，而是基于对中国国力、地形与战争长期性的科学判断，旨在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寻找出路。朱、周的意见对军委会制定全国抗战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后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抗战初期作战指导中确实吸收了运动战与游击战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这一表述背后是对中日力量对比的清醒认知——中国不可能速胜，必须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这种不图一时虚名、立足长远实效的战略思维，正是正确政绩观中"功成不必在我"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淞沪会战爆发当日的四条建议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同日，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建议四项：（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之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并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等。

　　这四条建议的排列顺序耐人寻味：第一条是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第二条才是红军改编开动。在民族危亡关头，周恩来首先考虑的不是中共军队的编制级别或地盘，而是如何巩固全国抗战的领导核心、推动全面抗战局面的展开。这种"先国事后党事、先全局后局部"的排序，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政绩观中"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根本立场。

　　同时，四条建议覆盖了政治（巩固决心、发表宣言）、军事（红军改编开动）、组织（正副总指挥任命）三个维度，显示出周恩来在复杂局势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这正是正确政绩观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思维——不单打一，而是系统推进。

　　三、以实际成效为要：政绩观的实践路径

　　（一）红军改编谈判：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明确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之上，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使党与红军取得合法地位，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等据此与国民党反复谈判，最终蒋介石、何应钦同意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同日，周恩来同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并转彭德怀等：南京已定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部队以速开为利，提议至少一个旅为先遣东进；毛泽东复电同意。

　　两份电报折射出周恩来在谈判中的实践智慧。面对国民党在编制、指挥权等问题上的限制，周恩来既坚持了"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原则底线（十项条件训令），又在具体表述上灵活处理——接受"战略游击支队"的定位，换取红军合法改编和迅速开赴前线的实际成果。这种"原则不让步、策略可灵活"的谈判艺术，正是正确政绩观中"重实干、求实效"的体现：不纠缠于名分之争，而着眼于军队能否尽快投入抗日战场这一实际目标。

　　8月1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指示迅速营救被俘后编入新疆盛世才部九十七师新兵营的原红四方面军第八十九师师长邵力坤等五名干部。这一细节看似微小，却折射出周恩来在军队建设上的细致与远见——即使在谈判最紧张的时刻，也没有忘记失散在西北的红军骨干。这些干部后来大多回到延安，成为八路军技术兵种的重要来源。

　　（二）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奠基

　　8月中旬，周恩来同何应钦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何答应中共可派人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并协助改编。17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请郑位三（赴鄂豫皖）、方方（赴闽西南）等速来南京。此后郑、方等陆续到达长江南北各游击区，为组建新四军进行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请叶出面改编南方游击队。这一安排极具政治智慧：叶挺是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的最佳人选，由他出面既能被国民党接受，又能保证共产党对部队的实际影响。周恩来还指示张爱萍等赴上海，组织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在上层知识界做统战工作。

　　从政绩观的角度看，南方游击队的改编是一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基础性工作。当时这些分散在八省十三区的游击队人数不多、装备极差，但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火种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未来新四军的核心力量。他没有因为事务繁忙而搁置此事，而是亲自与何应钦谈判、亲自部署派遣干部、亲自物色叶挺。这种"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的自觉，正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求。

　　（三）《国共合作宣言》谈判：政治底线的坚守

　　8月12日，周恩来同朱德与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内容。康泽提出：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写"与国民党获谅解、共赴国难"等。周恩来、朱德严词批驳，要求将中共意见转报蒋介石。

　　这一交锋表面上是文字之争，实质上是政治原则之争。国民党方面试图通过删改宣言内容，淡化中共的政治主张，将合作降格为单纯的军事从属关系。周恩来严词批驳，守住的是中共作为独立政党的政治尊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平等基础。最终，经过反复博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于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在谈判中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为了民族大义可以妥协（如军事编制），但为了政治原则绝不退让（如宣言内容），这种分寸感的把握，体现了周恩来"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的政绩观实践品格。

　　四、以人民利益为本：政绩观的民生底色

　　（一）营救政治犯：把同志从牢里捞出来

　　8月18日，周恩来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探视中共党员和革命同志，经交涉当场使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荆获释。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张琴秋、彭镜秋等以后也陆续出狱，一部分回到延安，一部分被派往国统区工作。其中张琴秋（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系8月14日被青海押至南京，经周、叶交涉不久获释。

　　同日，周恩来致电谢觉哉营救邵力坤等五名干部；此前在西安期间，周恩来还曾直接交涉释放西路军被俘人员（1937年8月7—8日，经与蒋鼎文交涉，西安行营监守所释放西路军干部240余名，含黄鹄显等33名营以上干部）。

　　这些营救行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为不易。首都反省院是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核心场所，要"当场释放"需要极高的政治谈判筹码。周恩来利用国共合作正式化的窗口期，以国民政府已承诺"释放政治犯"为法理依据，集中施压，在短时间内解救出一批党的骨干。张琴秋从青海押到南京仅四天即获释，效率之高说明周恩来对此事的高度重视和精准操作。

　　从政绩观的角度看，营救政治犯体现了"以人民利益为本"的根本立场——这里的"人民"首先是党的同志和革命同志。在周恩来的政绩观中，人是最宝贵的财富。军队可以改编、地盘可以让步，但同志的生命和政治权利不能牺牲。这种对人的珍视，与他在军事战略上主张"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一脉相承：战争的胜负归根结底是人的因素，保存干部就是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二）舆论阵地建设：为民众发声

　　8月中旬，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同期，周恩来同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报刊，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南京办事处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周恩来还同于右任商谈筹办事并请其题写报头，于欣然同意。

　　在谈判最紧张的时刻，周恩来没有忘记舆论阵地的重要性。他深知，抗战不仅需要枪杆子，也需要笔杆子；不仅要打军事仗，也要打宣传仗。《救亡日报》和《新华日报》的创办，为中共在国统区打开了一扇面向民众的窗口，使党的抗日主张能够直接触达城市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

　　这种"两手抓"的工作格局——一手抓军事谈判、一手抓舆论阵地——体现了周恩来政绩观中"全面政绩"的意识。他不把政绩局限于某一项具体事务，而是从全局出发，军事、政治、宣传多线并进，形成合力。

　　五、以战略眼光布局：政绩观的长远维度

　　（一）统战联络：结交地方实力派

　　在南京期间，周恩来会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商定相互派人建立联络关系，后中共中央派罗世文到刘处工作。另会晤冯玉祥、白崇禧、龙云等，商谈合作抗日。周恩来还同邵力子商定办报事宜，同于右任谈《新华日报》筹办并请题报头，后多次保持联系。

　　这些会见看似是礼节性的，实则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刘湘是四川军阀首领，控制西南腹地；龙云主政云南，是西南国际交通线的重要节点；冯玉祥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在西北军中有深厚影响；白崇禧代表桂系，是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的关键军事人物。周恩来在南京期间集中会见这些地方实力派和党国元老，目的是在国共合作的大框架下，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统战网络，为长期抗战争取最广泛的支持。

　　这种"结交一人、影响一片"的统战思路，体现了周恩来政绩观中"谋长远、布大局"的战略眼光。他不满足于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谈成协议，而是同步向地方实力派渗透影响力，为中共在抗战中后期向华中、华南、西南发展预留空间。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早期联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情报收集和统战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办事处网络：构建抗战外交与联络体系

　　在南京期间，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与国民党商定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这一安排表面上是处理国共之间的日常联络事务，实质上是在国统区建立了中共的半公开机构网络。八路军办事处后来成为中共在国统区开展统战、营救、宣传、情报工作的核心枢纽。南京办事处筹办《新华日报》，兰州办事处营救西路军人员，武汉办事处协调长江局工作——这些机构的设立，使中共在国统区的活动从"地下"走向"半公开"，从零散走向系统。

　　从政绩观的角度看，办事处网络的构建体现了周恩来"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理念。他深知国共合作不会一帆风顺，提前在关键城市布点，既服务于当下谈判联络之需，也为未来可能的局面变化预留了回旋余地。

　　六、结语

　　1937年8月周恩来南京之行，时间不过十三天，事务却横跨军事战略、军队改编、政治犯营救、统战联络、舆论宣传五大领域。从政绩观的角度审视这段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以下特征：

　　第一，以民族大义为先的价值取向。周恩来在南京的所有活动，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抗日"二字。无论是国防会议上的战略发言，还是红军改编谈判中的妥协让步，抑或《国共合作宣言》中的原则坚守，其根本目标都是推动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这种"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政绩观，是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直接体现。

　　第二，以实际成效为要的实践路径。周恩来在谈判中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在军队改编上务实灵活，在南方游击队整编上提前布局，在营救同志上雷厉风行。他不追求表面文章，而注重实际成果——军队能否尽快开赴前线、同志能否尽快出狱、报纸能否尽快创刊，这些"实事"才是他政绩观的核心内容。

　　第三，以人民利益为本的民生底色。营救政治犯、保护干部、建设舆论阵地，这些工作的共同指向是"人"——保护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争取最广泛的民众支持。在周恩来的政绩观中，政绩的终极评价标准是人民是否受益、同志是否得救、抗战是否胜利。

　　第四，以战略眼光布局的长远维度。会见地方实力派、构建办事处网络、部署南方游击队改编，这些工作在当时未必能立即见效，但为中共在抗战中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关键基础。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的历史担当，正是正确政绩观的最高境界。

　　1937年8月的南京之行，是周恩来政绩观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如何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关系的经典案例。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理解和践行新时代正确政绩观，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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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