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与恽代英：一段被“1924年起”延长了的革命友情
来源：王光霞   2026-09-13 10:42:46

　　摘要：张治中与恽代英的交往，长期被邓颖超“1924年起，他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同志时相过从”一语所笼罩，形成“三年深厚交谊”的印象。本文考订认为，这一表述中的“1924年起”适用于周恩来，而不适用于恽代英：恽代英受党派遣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在1926年5月（一说3月），同年1月方在国民党二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此前一直在上海、广州从事青年运动与统一战线工作。因此，张、恽二人的实质交往集中在1926年5月至1927年3月，即黄埔本校末期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期，前后约十个月，其中武汉分校半年为密度最高的共事期。本文依据《张治中回忆录》及相关党史资料重建这段交往，指出“黄埔四凶”这一由右派加诸的标签，恰是两人立场接近的硬证据；而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申请遭婉拒一事，则从中共方面界定了这段关系的性质——可争取的国民党左派，而非党内同志。本文认为，张恽关系应定位为“合作型左派同僚”：恽代英视张治中为可争取对象，张治中自定位为“挤在夹缝里”，双方在1927年3月武汉一别后终无再会。

　　关键词：张治中；恽代英；黄埔军校；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四凶；国共合作

　　一、引言：一段被引用“延长”了的关系

　　讨论张治中与恽代英的关系，几乎必从一句话开始：“文白先生是同我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1924年起，他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同志时相过从，曾为维护国共两党团结而努力。”[1]

　　这句话流传极广，且几乎总被当作对张恽关系的权威定性。但细读之下，它至少包含两个需要辨析的问题。

　　其一，这句话的归属存在歧异。检索显示，同一表述在不同来源中被分别系于两人名下。有文章明记此为邓颖超1983年所言[1]；但另有资料记载，“文白先生是同我们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一语，出自1985年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在张治中95岁诞辰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而邓颖超1983年的表述实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3]。两种归属各有来源，本文暂从流行较广的邓颖超说，但建议引用时核对原始讲话文本，不宜径以二手转述为据。

　　其二，也是本文的核心问题：“1924年起”这个时间起点，对恽代英并不成立。

　　张治中1924年夏进黄埔，此说见于其自述：“一九二四年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遂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4]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恽代英到黄埔的时间要晚得多。据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数风流人物”专栏、中国军网、《光明日报》等多种权威材料的一致记述：恽代英1924年从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5月被党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5][6]。中国法院网所载党史资料进一步记其职务为“政治主任教官、黄埔军校中共特别委员会书记（一说为干事，书记为熊雄）”[7]。

　　也就是说，1924至1926年春这两年间，恽代英主要在上海、广州从事团中央宣传、主编《中国青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及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工作，并不在黄埔[5][7]。张治中自述所记与恽代英“过从较多”，只能发生在1926年5月之后。

　　由此，本文提出一个修正性判断：张治中与恽代英的实质交往，不是三年，而是约十个月（1926年5月至1927年3月）。把“1924年起”这一适用于周恩来的时间起点平移到恽代英身上，会使这段关系的起止与性质同时失真。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修正并不削弱这段关系的意义，反而使之更清晰：正是在这浓缩的十个月里，两人完成了从同校共事到政治交锋、从可争取到终分手的完整过程。

　　二、黄埔：两个教官的十个月

　　2.1 恽代英到校时的格局

　　恽代英抵黄埔时，校内国共两党的斗争已经展开。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是中共方面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一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4]。

　　恽代英到校后，与政治部副主任熊雄等研究，成立了中共特别委员会（即中共党团），恽代英任书记，熊雄、聂荣臻、陈赓、饶来杰为委员[8]。他依靠这一核心，“坚守着黄埔这块重要阵地”，并注重团结国民党左派力量[8]。

　　张治中此时的位置颇为特殊。他自述“实在说，是站在中间偏左，因此遂为双方所不满，特别是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我常加攻击”[4]。他在黄埔先后任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9]。

　　两人职务不同——一个管政治教育，一个管军事训练——却在同一校园内被同一种政治气氛所塑造。

　　2.2 “黄埔四凶”：右派给的标签，是最硬的反证

　　张治中在自述中记下了这样一个细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一九二五年夏，我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我的言论和态度，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因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我喊作'黄埔四凶'。”[4]

　　这里有个时间上的小问题：张治中说“到一九二五年夏”已被目为“红色教官”，而恽代英1926年5月才到校，“黄埔四凶”的称号应在恽到校之后方能成立。这一细节提示我们，回忆录中的年份记忆需谨慎对待——张治中的自述写于多年之后，部分时间节点与可考的党史记载存在出入，引用时应与档案材料互证。

　　关于“黄埔四凶”的确指，党史资料记载明确：“'黄埔四凶'是黄埔军校右派分子攻击左派里著名的四位教官：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张治中，他们在当时是富有极大爱国热情的教官。”[8]

　　这个称号的价值在于它的来源。它不是后人追赠的美誉，而是当年右派分子的攻击性命名。右派把张治中与恽代英并列，恰恰说明在同期政治光谱的观察者眼中，两人的立场足够接近，接近到必须归入同一类加以排斥。

　　更有力的证据是那份逮捕令。张治中记：“事后听说，当时广州方面逮捕恽代英、邓演达、高语罕和我四人的手令已下，后因我们不肯应约登舰谈话，蒋又恐强行逮捕，激起学生的抵抗，遂作罢论。”[4]

　　同列一份逮捕名单——这比任何定性都更直接地说明了这一时期两人的政治位置。

　　2.3 一次被婉拒的入党申请

　　理解张恽关系，还有一条关键线索：张治中曾向中共提出入党。

　　据其自述，就在“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之后，“我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首先向周恩来先生提出”。周恩来“当时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回复是：“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4]

　　人民政协网所刊《和平将军张治中》一文与此略有出入：作1926年提出，并记事后周恩来讲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根据当时的情况，张治中留在国民党内，可能对共产党更为有利”；张治中答：“中共的意见有道理、有远见，我就继续干国民党。”该文还引周恩来后来的感慨：“如那时张治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现在那就要么是我们的元帅，要么是革命烈士了。”[10]

　　两说在时间（1925年夏／1926年）与细节上略有差异，但核心事实一致：中共婉拒了张治中的入党申请，并明确了他留在党外更有利。

　　这一决定对理解张恽关系至关重要。它从中共方面给出了张治中的组织定位：不是同志，是同盟者；不是发展对象，是争取对象。恽代英此后在武汉分校对张治中的一系列争取，正是在这一既定定位下展开的——他不是在说服一位同志，而是在争取一位已被中央判定“留在党外更有利”的国民党左派将领。

　　这个定位，决定了这段关系的上限。

　　三、武汉分校：密度最高的半年

　　3.1 一套班子，两根支柱

　　1927年1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正式开学。蒋介石命张治中兼任分校教育长，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政治总教官是恽代英[4]。

　　同年2月12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正式任命恽代英为本校政治总教官，主持校务日常工作，恽代英还是该校中共支部的负责人[7]。

　　这套配置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构：教育长管军事训练，政治总教官管政治教育——一所军校的两根支柱，一根在国民党左派将领手里，一根在中共党人手里。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军事教育领域最具体的制度化呈现。

　　也是在这个岗位上，两人有了真正的公务交集。张治中时兼训练部长、学生总队长[11]；恽代英则“常请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等来校作报告”[7]，主持的政治工作实际覆盖全校。

　　3.2 “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

　　半年共事中，留下了一段最直接的对话。

　　张治中记：1927年3月中旬，他接到蒋介石电召重到南昌。临行前，“有一天，恽代英和我谈话，希望我作一篇文章，发表意见，表明态度”。

　　张治中的回应很硬。他告诉周佛海，要他转告恽代英：“革命是不要人教的，我自己会。”又对恽代英说：“你说总司令种种不对，我可以电请总司令设法改正，又何必这样误会呢？”[4]

　　随后他果然致电蒋介石，“很温和地贡献了一些意见”。他自评这个电报“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不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却也多少为共产党谋求蒋的谅解”[4]。

　　在武汉分校期间，类似交锋不止一次。张治中记：“当时在武汉军分校任政治总教官的是恽代英，他曾多次在我面前说蒋的不是，意思是要我公开表示反蒋。我告诉他：'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并且把拟好的电报给他们看。他们看了说：'你的电报可以发，但没有多大的作用。'”[4]

　　这段记载信息量极大，值得逐层解读：

　　第一，恽代英的争取是主动、持续且有策略的。不是一般性的政治影响，而是具体的行动要求——写文章、公开表态。这说明在恽代英的工作部署中，张治中是被明确列入争取名单的对象。

　　第二，张治中的拒绝是有分寸的拒绝。他不是断然回绝，而是提出一个替代方案（打电报劝蒋），并主动把电稿“给他们看”。这个动作本身包含信任——他愿意让恽代英审阅一份将发给蒋介石的电报。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分歧的落点是“反蒋”而非“联共”。张治中在同一段自述中剖白了内心：“我是坚决主张实施联共政策反对两党分裂的，而眼看两党关系日趋恶化，无法挽救，自己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徘徊于两者之间，挤在夹缝里。这一段时间，其痛苦真难以言语形容。”[4]

　　“挤在夹缝里”这五个字，是理解张恽关系性质最准确的自我定位。

　　3.3 他们也一同被写进了邓演达的故事

　　同期还有一处交集，可视为两人政治处境的侧影。

　　张治中记，他从南昌回武汉后，邓演达揣测到他去南昌的经过，到他家里说：“我预备辞掉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张治中劝其赴南昌与蒋面谈，“一切都可以冰释”。邓答：“我去？他会不扣留我吗？”张治中知道“问题是僵了”[4]。

　　而在更早的中山舰事件后，蒋曾下达逮捕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张治中四人的手令；事件平息后，张治中与邓演达同去长洲要塞谒蒋，张治中激昂质问：“校长这种做法，是否顾虑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出来后邓演达对他说：“你真冒失，真胆大！”[4]

　　这句“你真冒失，真胆大”，是同列“四凶”者之间的评价，语气里既有惊异，也有认可。

　　四、关系的性质：合作型左派同僚

　　综合以上考订，本文认为张恽关系应作如下定位。

　　第一，不是密友，而是合作型同僚。目前所见材料中，没有任何私人交往的记录——没有书信往来，没有家庭走动，没有脱离公务的单独相处记载。两人的全部交集都在职务范围内：黄埔同校、分校搭档。“革命是不要人教的，我自己会”这样的话，也不像说给密友听的。

　　第二，不是同志，而是可争取对象。中共婉拒张治中入党并明确“留在党外更有利”[4][10]，这一决策从组织上划定了边界。恽代英的工作，是在这一边界内争取，而非跨越边界吸纳。

　　第三，两人的自我定位存在结构性错位。恽代英视张治中为可争取的国民党左派军人——这在他的工作逻辑中是“同盟者”位置；张治中则自认“挤在夹缝里”，既不愿反共也不愿反蒋——这在他的立场上是“中间偏左”。两者在1927年上半年的特定条件下可以合作，但一旦局势要求选边，错位立即显现。

　　第四，分手的方式是“未决”而非“决裂”。这是这段关系最值得注意的地方。1927年3月，蒋势力退出武汉，张治中辞教育长去南京；恽代英留校，后与陈毅负责分校中共组织[11]。两人就此分手。但在全部存世材料中，没有任何互相指责、公开决裂的记载。张治中多年后回忆武汉分校时期，语气是平实的、甚至带着理解；他记下的恽代英，是一个“多次在我面前说蒋的不是”的坦率同事，而非敌人。

　　这种“未决”的分手，恰恰符合两人在1927年春天的真实位置——一个往南京，一个留武汉，各赴其途，谁也没有向对方射出最后一枪。

　　五、终局：一别即永诀

　　1927年3月的一别，是终局。

　　此后恽代英转入地下斗争：7月奉中央之命赴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5]。1928年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组织部秘书长，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红旗》[5]。1929年6月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5]。

　　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狱中面对威逼利诱坚贞不屈，并写下那首著名的《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5][12]

　　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被杀害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年仅36岁[5][12]。就义前，据记载他“神色坦然，昂首挺胸步出国民党南京军人监狱的牢房，走向刑场”[13]。而张治中走的是另一条路：国民党军系、淞沪抗战、湖南省政府主席、新疆谈判、北平和谈，最终留在北平，成为“和平将军”2][3]。

　　此时距恽代英就义已过去十八年。两人在1927年3月武汉一别后，再无会面记录。恽代英1931年就义时，张治中不可能没有得知消息——但存世材料中同样没有留下他对此的任何表态。

　　六、余论：为什么值得重写这段关系

　　如果对张恽关系的考订只停留在“不是三年而是十个月”，那不过是订正一个日期。本文认为，修正的意义在于三点。

　　其一，它还原了史料引用的严谨边界。“1924年起”一语出自对张治中与中共整体关系的概括，其中各人的起始时间并不齐一。将之平移到具体人物身上，是当前人物关系史写作中的常见疏漏。本文的考订提示：引用权威表述时，必须核验其中每一个专名所对应的史实，而不能整体照搬。

　　其二，它把这段关系放回了真实的国共合作结构之中。十个月，两个岗位，一份逮捕令，一次被婉拒的入党申请，一串“要我反蒋做不到”的对话——这些具体而微的事实，比“深厚友谊”四个字更能说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际运作方式：它是在共同岗位上形成的、有明确边界的、随时可能因局势而终止的政治合作。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黄埔四凶”这个由右派给出的称号，至今仍是理解这段关系最有力的证据。一份同时写着恽代英与张治中姓名的逮捕手令，比任何后人的追述都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不是他们有多亲密，而是在那个分裂即将到来的时刻，他们站在了同一侧。

　　恽代英就义时36岁。他留在武汉分校的那些政治讲义、那些争取张治中的谈话、那些“你的电报可以发，但没有多大的作用”的判断，最终都没能挽回1927年的分裂。但正是这些未竟的努力，构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真实的质地——不是宣言里的团结，而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岗位上，为守住团结做过的具体的事。

　　参考文献

　　[1] 曾昭铎. 爱国将领张治中的传奇一生[EB/OL]. 新华网, (2012-04-05)[2026-09-03]. https://news.cntv.cn/china/20120405/116260.shtml

　　[2] 民革市委会赴安徽开展“观故居，走多党合作之路”活动[EB/OL]. 澎湃新闻, （[2026-09-03].

　　[3] 周海滨. 张治中“捡字纸”发现辛亥革命 曾三谏蒋介石[EB/OL]. 中国新闻网, (2011-09-14)[2026-09-03]. 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1/09-14/3325066.shtml

　　[4] 张治中. 我与共产党[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张治中回忆录. 北京: 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另见光明网2007年7月1日转载；另有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

　　[5] 恽代英：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N/OL]. 人民日报, (2021-05-12)[2026-09-03]. https://cpc.people.com.cn/n1/2021/0512/c64387-32100728.html

　　[6] 恽代英[N/OL]. 新华社, (2009-07-16)[2026-09-03]. https://www.gmw.cn/01gmrb/2009-07/17/content_949790.htm

　　[7] 恽代英[EB/OL]. 中国法院网, [2026-09-03].

　　[8] 常州三杰纪念馆. 恽代英与黄埔军校[EB/OL]. 党报头条, [2026-09-03]. https://www.dangbaotoutiao.com/dsbl/c_149780.html

　　[9] 张治中[EB/OL]. 人民网, (2013-02-25)[2026-09-03]. https://cpc.people.com.cn/daohang/BIG5/n/2013/0225/c357210-20593447.html[10] 张静生. 张治中曾提出入党[EB/OL]. 人民政协网, (2025-06-17)[2026-09-03]. https://www.rmzxb.com.cn/c/2025-06-17/3734632.shtml ［摘自《黄埔》双月刊第216期《和平将军张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