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周刊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来源：三晋革命文献馆 王海勇   2022-01-29 18:55:35

　　《生活》周刊创刊于 1925年10月11日，原为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刊，次年 10 月起，由邹韬奋任主编，1929 年《生活》周刊社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由邹韬奋独立经营。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原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1922年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部主任，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他以犀利的笔锋，力主抗日救亡的正义舆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抨击黑暗势力，2009年被公众评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突然炮击并占领沈阳，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血的教训教育了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的编辑们，从此，他们在日益高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锻炼，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邹韬奋迅速在《生活》周刊上打出了抗日救亡的大旗，以大量篇幅讨论抗日救亡问题，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报道爱国军民反抗侵略的英雄事迹，特别是每期头版刊出的《小言论》时事评论文章，多数为邹韬奋执笔，很受读者欢迎。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生活》周刊从1月30日出版的第 7 卷第4期开始，一直到6月4日的第22期报道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几乎每期都有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还及时编发了“紧急号外”，并在2月20日出版第7卷第7期的同时，单独增出4个页码出版《临时特刊》，刊登《上海血战抗日记》。《上海血战抗日记》随后在第 期、第10期上两次续完。

图1、1932年3月5日第7卷第9期《生活》周刊

　　为了增强直观视觉效果，在3月5日出版的第7卷第9期《生活》周刊上，又创刊了《上海血战抗日画报》，热情称颂了十九路军奋勇抗敌的悲壮事迹。笔者的“三晋革命文献馆”中正好珍藏有此期周刊(见图1、图2、图3)。此期周刊还在最后一页刊发了反映当时战事的《上海战区图》(见图4)。《上海血战抗日画报》分别又在3月12日的第10期和3月19日的第 11 期上各出版了一期。“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的《生活》周刊社，当时成为了上海的新闻中心，询问战局的电话昼夜不停。从“九·一八”开始，抗日救亡就成为了邹韬奋所办报刊始终不变的一个主题，《生活》周刊也因此变成以新闻评述为主的完全的新闻周刊，进一步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图 2、“上海血战抗日画报”第1期第1页

　　图3、第9期《生活》周刊中刊登的“上海血战抗日画报”第1期第2页及“上海血战抗日及”第2号

　　邹韬奋与《生活》周刊的同仁们除编辑出版刊物外，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和号召下，不仅组织读者支援抗日前线，而且还直接参加战时后方服务工作，为十九路军采购军用物资，并发动群众捐款，开办了伤兵医院，起了实际的组织作用，受到市民的热烈赞扬。

图 4、第 9 期《生活》周刊中刊登的“上海战区图”

　　由于《生活》周刊在全国及海外华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它的发行量一度达到15.5万份，直逼当时名噪一时的《申报》，创下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成为当时全国销路最大的杂志。

　　在大声疾呼抗日救亡的同时，《生活》周刊则坚决抨击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如在1932年5月14日出版的第7卷第19期《生活》周刊上，针对5月5日签订的《中日停战协定》，邹韬奋在第1页的“小言论”栏目中，以《丧权辱国中的喜气洋溢》为题发表评论，指出：“据报载当张似旭(代表郭泰祺)，冈崎(日公使馆秘书)，白克朋(英使秘书)等三氏携重光葵在医院中签过字的‘停战协定’到英领署后，举坐欢然，英使即首举香槟祝中日两国和平之实现，全场喜气洋溢，我方情报司长张似旭亦起立致谢，谓‘此次停战谈判，因诸君不倦的努力，及热忱的合作，得达成功之域。’罗外长亦不以关于此次协定‘外间颇有非议者’为然，谓‘日方最初要求驻兵范围，甚为广阔，迭经争议，乃缩小暂住地点?????? 交涉经过，实已智穷力竭’，意颇露踌躇满志之意。汪蒋慰郭氏电，亦有‘认为力持大体，不辱使命’语，亦认为可告无罪于国民，除活该牺牲的民众外，在官场方面大有丧权辱国中喜气洋溢之概。

图5、1932年5月14日第19期《生活》周刊

　　外人喜气洋溢不足怪，日人喜气洋溢更不足怪，至于我国始终高唱决不签丧权辱国条约的官吏亦喜气洋溢，这是最可痛心的现象。”此期《生活》周刊笔者的“三晋革命文献馆”亦有所藏(见图5)。

　　《生活》周刊这种立场鲜明、针锋相对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因而不断对邹韬奋进行恐吓诽谤，无效之后，到 1932 年7 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邮局对《生活》周刊禁邮。此后，邹韬奋预料到国民党当局绝不会放过《生活》周刊，于同年10月，预先写好一篇《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文章，准备随时在最后一期上发表。他在文章中写道：“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的报格，尚须屈服于干涉言论上的附带条件，记者为自己的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他号召读者“把对本刊言论的同情移到实际方面的努力，共同奋斗，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随后，作为对国民党当局迫害的一种回答，邹韬奋又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发起组织的、一个反对国民党当局黑暗暴政、保护人民民主权利的人民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1933年6月2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无耻地暗杀了，邹韬奋也上了被暗杀的黑名单。在朋友们的多次劝说下，邹韬奋被迫于当年7月14日登上意大利轮船佛尔第号前往欧洲流亡，《生活》周刊由胡愈之、艾寒松等继续编辑出刊。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查封《生活》周刊。16日《生活》周刊出版最后一期——第8卷第50期。这期的首篇是署名“同人”的文章《最后的几句话》。该刊同人坚定地认为：“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

　　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在第二页上还刊发了邹韬奋一年前写的告别文章(见图6 笔者的“三晋革命文献馆”珍藏的这期停刊号)。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中国军民有组织、成建制地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英勇还击的第一战，是中国人民因长期遭受日本侵略欺侮、民族内心深处压抑己久、随时准备报仇雪耻的总爆发，是中国人民对日本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重一击。

图6、1933年12月16日8卷50期《生活》周刊停刊号

　　淞沪抗战中中国军民的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为日后的全民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作出了榜样，它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增添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今天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90周年，笔者结合自己的馆藏写成此文以示纪念，同时坚信中国人民这种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必将永远激励全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