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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 |谈谈抗战时期八路军的电话通讯
来源:知乎-言信   2022-06-23 17:15:28

  抗战八年,八路军之所以能一步步学会现代化作战,跟日本军的这个“老师”是分不开的。抗战期间,八路军从“日本老师”身上学到不少现代化技术,其中,晋察冀八路军所掌握到的最先、也是最有效的一个现代化技术就是电话通讯。截止到抗战爆发的第三年,1940年,晋察冀电话网已遍布到各军分区、各前沿情报站点。

  1937年11月7日建立的晋察冀军区,初建时下属有四个军分区,以后增加了赵侗的第五军分区、孟阁臣的第六军分区。但1938年7月,五分区合并进一分区;1939年1月,孟阁臣六分区也被一分区吞并,晋察冀军区又回到当初四个军分区的状况。再以后,从平西挺进军要求回延安的邓华被晋察冀军区挽留下来,在山西的雁北地区重新组建第五军分区。

  当时晋察冀军区联系这五个军分区的通讯方式,基本上靠的是电报往来;而各军分区自己内部的通讯方式,就是依靠当年从日本军那里获得的有线电话。

  抗战期间日伪军很重视部队的通讯配置,电话机、电话网线分布在每个据点和炮楼,起码日军在小队、伪军在排一级。鬼子进山扫荡,中队以上规模的都要沿途拉上电话线以保持相互间的通讯。反之,八路军跟日伪军交战,只要是伏击战,在缴获品中常会有电话机出现。

  这种从战场上缴获的手摇直流电话机,很快在一分区广泛使用。最初用在部队与指挥所之间的相互联络,使用的是从日伪军手里缴获的“软线”。以后,发现日伪军各据点、驻防村之间使用的明线是“硬线”,可以与“软线”配合使用,于是,八路军在战场之外,也可以大量获得日伪军的电线。正是由于大量的缴获了电话和电线,当然还有必须的电池,一分区八路军建立了自己的电话系统。

这种手摇电话机,在八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农村还随处可见

  我了解了一下,持续到解放后的八十年代,当年抗战时期的手摇电话机仍在我国广泛使用。直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南北农村一直使用的手摇电话机才被拨号电话机陆续更替。那时的室外电话线路基本上都是“硬线”,即裸露的没有橡胶绝缘外皮的合金线,所以很容易成为雨天雷击的导线。因为“硬线”的成本低,“软线”的成本高,所以,只有从电线杆上引进室内的线路部分才会使用有橡胶绝缘外皮的“软线”。

  大都用于室外的“硬线”只能在线杆之间拉线,无法隐藏,所以也叫“明线”;“软线”则可以掩埋在地下,也可以隐藏在灌木丛之间,所以常用于“暗线”。当年晋察冀的习惯也称暗线为“飞线”。作战时战场上临时拉起的电话线也叫“飞线”。比如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期间;百团大战期间;一分区各参战部队,一般在团一级,都拉起了各部队与指挥所之间的联络用“飞线”。

这是1941年一分区一团在涞源县作战时拉起的电话“飞线”

  除了在战场上,一分区在自己根据地的辖区之内,当然主要指易、涞、满这三个县的八路军控制区部分(以后成立的龙华县实际上是易县的一部分,我没有计算在内,其余划定在一分区管辖的三个县:定兴、徐水、蔚县基本上都在日伪军控制范围内,没有建立公开的抗日根据地),在主要的村子和交通要道,都建立了有一部电话机的情报站点。

  1941年秋季大扫荡,杨成武率领的机关大队在完县、唐县的结合部一带活动,消息好不闭塞。梯子沟突围后,一进入易县的南大平地,就有了埋藏的“飞线”和掌管着电话机的情报站,杨成武立刻通过电话,了解到狼牙山地区发生的一切敌情通报。当知道了日伪军已经离开了狼牙山腹地,杨成武立即率领机关大队返回到狼牙山九连山。

  当年,这些掌握有起码一部电话机的情报站点,统由当地抗日干部及民兵中的骨干分子所组成,每个站点三四个人,设站长及工作人员,在敌情通报和指挥系统上面隶属一分区司令部侦察情报科统管。即,所收集到的敌情必须在第一时间由情报科通过司令部参谋长交杨成武知道。但不是绝对,日常工作中政治部所属的锄奸科亦有一定的管辖权限。

  在蔺柳杞的回忆中:“在日本侵略军大举‘扫荡’时,军分区机关很多干部分散到电话站上来,任务是组织当地民兵,瞭望放哨,保护好电话情报站。”

1939年的晋察冀军区所属地区的电话线示意图

  实际上,杨成武是在看到连续几年的日军大扫荡中,一分区保护没有战斗力的文职机关干部的招数无非是“集中隐蔽”、“转移外地”、“分散隐蔽”几种。这些隐蔽方式都是被动的,消极的躲藏式的,不如分散到各电话站点更可靠些,还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做一些实际工作。所以,魏巍、蔺柳杞等人都接受过这种分散到电话站点的隐蔽方式,既做了反扫荡工作,也可以不必随大队活动,在分散隐蔽中保全了自己。

  在1942年大生产以前,一分区对各部队缴获的电话机和割来的电线,只做表扬,没有物质方面的奖励。1940年初马辉任特务营营长期间,特务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经常到冀中去运粮回一分区。每次运粮如果顺手,马辉总要沿途割回一大堆电话线来。1942年大生产开始后,每次到敌占区割回电线,是要被记入大生产的成绩上的。

  八路军会割日伪军的电话线,反过来,日伪军也割八路军的电话线。1941年秋季大扫荡,那些掩埋不深的电话线被日军发现,被全部掠走。所以,在1942年春天晋察冀开展“大生产”以后,一分区下发通知,反今后再缴获电话机或在敌占区割来电话线(干电池也包括在内),当事人无论干部战士,除了记入大生产成绩,另外还有“分红”,以金钱或实物作为奖励(一分区自己出产的毛巾、烟草;或者是缴获的饭盒、水杯)。

  当然,抗战期间对电话机的使用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通过在涞源县上下台电话站的线路,参战的各团团部均有一条电话线路保持着同一分区南管头村指挥部的电话联系,但参战的各团之间却没有建立起电话联络系统,因为当时还没有这样的通讯技术。各团之间有事情商量,要靠团领导亲自到其他团去跑一趟。一团长陈正湘为了在同一时间与其他各团共同出击,甚至动用了“燃起火堆”这种最原始的告知方式。

  也正是因为黄土岭战场上各团之间没有电话联系,各团对其他兄弟团的进退均不知道,只能以“枪声”和目测己方阵地上是否出现了日军的钢盔来判断兄弟团是还在继续战斗,或者已经撤出了战场。

  其实,我对电话这种通讯方式的关注,源自于1942年的一件往事。

  很长时间以来,我查看抗战时期1942年以后的有关史料,看到徐德操参谋长来到一分区后,放着现代化的电话机不用,总要派他手下的一个参谋到各团专门去送通知,同时取回相关的资料报表。我很纳闷:用电话问一下不行吗?还要专门的参谋去跑?不是舍快求慢吗?

  一位一分区的子女为我解开了这个迷惑。

  她是我的一位亲戚,或者曾经是我的一位亲戚,按关系说我应该叫她嫂子,可惜后来离婚了。她父母抗战时期都在一分区政治部,锄奸科的干部,她给我讲过不少一分区抗战往事。很早以前,靠了冀察军区参谋长易耀彩的帮助,她当了几年电话兵——话务班总机交换台那种,所以能够以内行身份给我讲解手摇电话机。

  她说,这种手摇电话机有三大缺陷,第一是电话线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并切断,即使埋藏在地下也是如此;第二是受当年电话技术的局限,顶多在一两个县的范围内通话,无法打再远一点的“长途电话”;比如从易县打到涞源县,由于距离远,声音衰减的厉害,打这种电话的人没有心平气和说话的,都跟喊叫差不多,所以,“远程通讯基本靠吼”;第三是最致命的,就是保密性极差,只要在这条线路上设置的任何一部电话机都可以听见你的通话。

  在蔺柳杞回忆黄土岭战斗的文章中:“电话站长老田还悄悄地招手说:‘听,这是杨司令在说话……’”

  抗战时比较随便,不知道领导正在讲话时,电话是不能被沿线的电话机管理人随意偷听的。幸好是好奇,自己人在偷听,如果是敌人呢?解放后的电话兵,我主要指那些掌控着总机交换台的话务战士,一上岗位时就被申明几条纪律,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领导讲话的时候话务班的战士是绝对不许可偷听的。

  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的司令员是郭天民,他就是警惕性极高的一位指挥员。看到回忆录,二分区一位团长跟他通电话,刚说到要害的事情,郭天民立即打断他:这种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当面再说。

  1941年秋季一分区反扫荡中,杨成武9月24日在张家庄布置当夜一分区主力三团、二十团强攻被日军占领的上隘刹、下隘刹、南管头、松山几个村子,吸引围困狼牙山北的鬼子到山南来,给狼牙山上被围困的军民造成向北突围的机会。讲完电话刚一挂上,杨成武不顾疲劳,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立即带部队转移,不再停留在张家庄。

  因为他知道:这一通电话打完,足以暴露他所在村子的位置了,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

  现实中,敌我双方偷听对方的电话这种事例并不少见,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都屡次发生。其中,共军吃亏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张家口教导旅在狼窝沟阻击战中,被进攻的敌人偷听了电话。原本进攻狼窝沟的敌军已经打算撤退了,临撤退前,打算偷听一下共军方面的情形。这一偷听,只听见据守在狼窝沟的教导旅一个劲跟张家口要援兵,说实在守不住了。于是,敌人不撤了,反而加紧进攻,结果导致狼窝沟阵地被过早被敌军攻陷。

1946年8月集宁城下会战中的八路军团一级机构电话指挥作战

1948年12月21日,华北军区第2兵团的电话后在围攻新保安的堑壕中铺设电话线

  我想,1942年的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因为涉及到部队改制,关系到各团里面的各级领导人的任命和部队编制的详细情况,所以才不能动用电话,宁可舍“现代”求“原始”,让参谋辛苦去跑一趟,以保证不致在电话的通话中泄露情报。

  只可惜,不久以后,由于司令部电台台长、作战科一个老资格参谋以及一分区其他干部的不断叛逃,日伪军对我一分区各部队领导人和部队的人员武器编制已经了如指掌了。没有在电话中泄密的情报,结果被“人”给带了过去,好不懊恼。

  如今,解放军总参通讯部是一个独立的管理部门,我查遍一分区司令部当年设置的各种机构,没有设置专门的进行“电话通讯管理”的这个部门。当年一分区掌管通讯联络的是机要科,在机要科内设一部电台并掌管密码本,保持着同晋察冀军区的通讯联络。

  1942年初,由于一分区电台台长刘长生的叛变,这个密码本落到了日军的手里。其实,早在一年半前,1940年8月,由于肖克挺进军的电台台长吴其增叛变,晋察冀军区与各军分区之间的联络密码早已暴露。

  既然通讯属“机要部门”,所以管理权限就不在作战科,而在机要科。巧合的是,一分区的机要科长刘子进、副科长强培珊、电台台长、和管理各情报站点电话的侦察科长白儒生、副科长王洁涛,都是陕西人。说明当年陕西红军的文化底子,要高于南方的江西红军。

  一分区的前身是一一五师独立团,独立团原本有一个团(曾宝堂、肖锋的三团)是陕北人组成,8月陕西三原县云阳镇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又补充进两百名关中兵,也是陕西人。上面这几个后来成为了一分区“要人”的陕西人(包括1939年黄土岭战斗就成为营教导员得李尚德),当时都是带领陕西兵的连指导员和副指导员,老资格的陕北红军。

  我前两天刚看到一篇文章,纪念贺龙与习仲勋之间的友谊的。介绍1937年8-9月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于一二〇师的红军人数太少,贺龙希望能在人口较陕北要多的关中地区补充进一些陕西兵。当时习仲勋二话不说,立即在关中地区的老百姓中间进行动员,征召了一些陕西兵补充进红军。

  后来组建为八路军四纵、肖克挺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宋时轮支队,其主要成员就是刘志丹的陕北红军。

  一分区司令部由机要科和侦察情报科共管电话通讯,但那时候技术力量很弱,连一个通晓电话方面的通讯参谋都没有,只有一个电话通讯班,由粗识一点文化的战士们所组成。这些战士们顶多是拉个电话线,摇摇电话机能通话就行了的那点水平,不具备任何维修能力。这是受到当时的八路军科学文化水平所限制的。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基本上还是一个“文盲”的军队,无法与从明治时期就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基础教育的日本军队相比较。

  查当时的一分区主力各团,只有陈正湘时期的一团设置了“通讯主任”这个职务。这个职务听着唬人,但实际上只起着“通讯参谋”的作用,职权是指挥电话通讯兵、通讯兵、通讯骑兵。经查,邱蔚时期的一团,邱蔚、肖应棠时期的三团,宋学飞的二十五团都没有找到“通讯主任”这个职务的设置记载。因为“通讯”这项工作其他参谋都可以代管,又何必再设专人呢?

  我讲这些内容的目的,是做一个历史技术性分析,说明当年八路军的通讯技术处在一个很弱的地步,是一步步慢慢才提高的。

  2016-5-27 周五 晨 5点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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