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信 |侦察连脱险保定城——“应急机智”的一段故事
来源：知乎-言信   2023-01-04 09:00:17

　　在我所收集的一分区抗战故事中，我在使用上是十分谨慎的，我防备的是不要将“民间的故事”演变成“真实的历史”。在这些抗战故事中，不失为一些很有意思的八路军逸事，比如这一次要讲的“八路军武工队巧妙脱身保定城”。这段故事发生在潘永堤和王栋带领的三团侦察连，具体时间在1943年的上半年。

　　华北抗战八年，日伪军占据着几乎所有县城及以上的大中城市，八路军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与日伪军对抗。时不时，双方也会闯到对方的营垒，比如日军大扫荡，在伪军的带领下闯进抗日根据地烧杀抢掠;八路军的便衣侦察员也会悄悄混进日伪军把守的乡镇及县城，抽冷子打敌人一下，然后快速撤回到根据地。

　　当然不是所有的八路军部队及人员都有权悄悄混进敌人的统治区，一分区有明确规定，只有被授予权限的“三大科”可以自由出入敌占区。哪“三大科”?即分区司令部所辖的侦察情报科，分区政治部所辖的锄奸科，原本隶属于分区八路军、后来划归给地委领导的敌工科。这三大科，有权派人到敌占区，从事侦察、策反、暗杀等诸多特殊任务。

　　分区以下，涉及到各主力团的所辖部队，只有侦察连有权到敌占区执行任务，其余各连队都不具备这个职能。各主力团的战斗连都是身穿军装，唯独“三大科”的干部和侦察员以及各主力团侦察连可以穿便衣。各战斗连都是步枪、机枪的武器配置，唯独侦察连，每人一长一短两件“家伙”，子弹也配给的充足一些。

　　起码在1941年大扫荡以前，侦察连是不配给机枪的。还记得参谋胡尚义被任命为侦察连代理连长以后，科长李青川领着他到警卫连，要了两挺轻机枪吗?原因就是因为侦察连不配给机枪，无法进行阵地防御。1942年以后，鉴于执行任务的多样性，侦察连也开始配给机枪，这就是说，侦察连除单独执行任务之外，也开始执行战斗连一样的作战任务了。

　　1943年，一团改制之后，原一团三营长张英辉被调离一团，以原分区直属侦察连为核心，组建新的易县支队。侦察连过来的时候，随身携带六挺轻机枪，编为易县支队的两个连，每连三挺轻机枪。史载，易县支队存在时间不长，就垮掉了，日伪派特务悄悄过来，收买了连长、连指导员，同时又派军队趁夜偷袭易县支队，易县支队就这样垮掉了。

　　1943年还有一件重要事项，就是要求每个主力团都要建一支武工队，到敌后活动。我以前介绍过，易县一团的武工队长彭景新，彭景新牺牲后参谋长徐德操推荐一分区战线剧社管理道具的赵光明顶替上来。赵光明是辽宁满族人，赵侗的亲戚，1938年就是连长，1939年三团在“清除赵侗余党”的措施中将连长赵光明、连指导员胡旭双双裁撤掉，安置在战线剧社。

　　三团建立武工队，过程十分简单，团长肖应棠说，让侦察连拿出一半人，连指导员王栋挑头，建立满城县八路军武工队，王栋任武工队长。武工队建起来，自然要到敌后去活动，最大的敌后在哪里?当属保定，王栋就这样将手下的干部战士根据各人的特长，分派了任务，他自己领几个人从保定西关进城，去了保定。

　　武工队闯进保定有多少次?我不掌握确切的数字，现在已很难统计了，我只知道仅打掉日本特务在保定西关的新民会机关就有两次。武工队进保定走得顺了，难免会有马虎的时候，岔子出在了哪里?出在了使用的钱币上面。农民嘛，几乎没有文化，一个麻痹大意，就露了底细，把根据地使用的边区币露出来了。

根据地使用的“抗币”，即晋察冀银行发行的边区币

　　保定的城里城外是两个世界，城里使用被称作“老头票”的伪币，因为钞票上印的是中国古代的财神，所以被称作“老头票”;在保定城外的抗日根据地，使用的是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区币。武工队历次执行任务时缴获的伪币，除部分上交外，其余留作自己的活动经费，比如“下馆子”吃饭的费用。八路军是穿军装的农民，个别战士难免还保留着散漫、大大咧咧的农民习惯，一不注意，把伪币和边区币都放在了一起。

　　在保定街头的小饭馆里，吃过简单的饭食，无非一大盘炒饼、小米饭炒菜什么的，抗战那年月还没有今天时兴的“驴肉火烧”，然后从衣兜掏钱付账。这一把零钱掏出来，热闹了，“老头票”混杂着边区票，等于自我介绍：老子是从山里过来的八路。饭馆的小伙计没说的，头一扭，装没看见，等着你从中间挑出“老头票”付账，可还有几张桌子呢，有其他眼尖的食客看见了，嘴一抹，出门直奔鬼子的宪兵队：老天爷送钱来给我，不赚白不赚。

当年叫“老头票”，日伪统治区使用的货币

　　等到武工队的几个人吃罢饭，该回返了，突然感到了不对劲：西门附近的鬼子兵突然增多了，大街上不时跑动着二鬼子、这是接到命令后急忙返回兵营的伪军，看来鬼子兵要在保定城里搞戒严了。

　　在保定的西关，有一座大宅院是日本人开办的洋行，经营从食品到百货之类的日本货。抗战以前，在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就可以看见这样中国最早的“日企商店”，在刘知侠创作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血染洋行”部分，日本人在枣庄也开办有一座这样的洋行，由日军一些在战争中的伤残官兵经营打理。

　　据说保定的日本洋行，是有一名被称作“单腿大尉”的伊藤来主管经营的，伊藤在1937年的保定会战中失去了一条腿，以后就落脚在保定，经营这家洋行。当然保定的老百姓和一般的市内人家是从不光顾这家洋行的，只有那些有点身份的人家才会光顾这家洋行。此时听到街上乱糟糟的，伊藤走出洋行大门，看看是怎么回事。

　　机会来了，一晃即逝，几名武工队员立即闪身，有快步闪进洋行大门的，为首的两名武工队围住伊藤，挤出一团笑脸：“太君，买卖发财大大的。”

　　这样的恭维话伊藤几乎每天都要听见好多次，凡到洋行买东西又混个脸熟的，见到伊藤都是这句问候话，这一次也依然如此。伊藤一边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回答，一边打量着在他身边的这几个陌生的又不大像是经商的年轻人，盘问到：“你们的，什么的干活?”

　　武工队当时为首的那位一下子被问住了，但他脑筋灵活，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他一位朋友在八路军三团是负责训练班排长的军事教官，于是回答：“我的，教官，保定清苑军校，训练教官，这次，检验军校学生的训练结果。”

　　抗战时期的保定，被日军占领之后，日伪军的主要兵力并不驻扎在城里，而在保定周围。保定城北的大王店(徐水境内)是驻军最多的一座兵营;保定城南的清苑军校周边，是华北伪治安军的老巢，很多伪军骨干都出自这里。保定城西的满城、城东的火车站周边，都是日军驻扎的重点，日伪军扫荡抗日根据地的机动兵力也出自这里。

　　伊藤大尉哪里会不知道，但当兵打过仗、特别是吃过大亏的人，戒备心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伊藤大尉仍然对身边这个人的回答半信半疑。就像看透了伊藤的心里，武工队为首的那个人对着眼前街道跑过的几个伪军二鬼子下层长官大喊：“喂，你们站住一下，以前是怎么教你们的?看见长官在这里你们就不知道要敬礼吗?”

　　日本洋行距保定西城门咫尺之遥，那些伪军中下层官佐哪里有不认识伊藤大尉的，日常里，常会有来自北京、天津的特务机关到保定出差，在负有特务情报职能的洋行小坐，伪军官佐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急忙中，这几个伪军官佐立即立正敬礼，报告后又即刻离去。武工队为首的那位摆出一幅满意的样子，点点头，看着伊藤小有微笑。

　　伊藤并不知道，那些伪军官佐立正敬礼，是因为他的缘故，他是“虎”，那几个武工队是“狐”，此时上演了一出“狐假虎威”的好戏。他以为那几个伪军官是这位教官教过的学生，只把他给瞒在鼓里，不知所终。武工队也知道，你能瞒过一时，但瞒不过长久，小鬼子终有回过味来的机会，于是借又一拨儿二鬼子大队开拔过来出城的机会，夹杂在伪军大队混出城去。

日伪统治时期的保定城关

接受训练的日伪军混编大队

　　伪军大队以为他们是从洋行出来的便衣特务队，没敢多问，一起出城，然后各奔东西。武工队回到一分区后，杨司令听到他们有惊无险的遭遇，打趣他们：你们当时要是被看穿了可怎么办?

　　“那有什么说的，伊藤在我们手里，洋行里别的日本人也有几个，我们拼了呗……”

　　战争用谍，原本常事。敌我双方，都会有身陷敌穴被困的遭遇，但每个人的“应急机智”是不一样的。一旦被困在敌人的县城，李向阳闯到敌汉奸头目家、《三进山城》闯到敌翻译官家，都属各自“应急机智”的一种，目的都是要毫发无伤地摆脱敌人。

　　但战争不全是“长坂坡”，“乐极”之后就会“生悲”，仅仅半年之后，一分区在保定城里的情报站因领导人叛变而全部覆没，打入敌后和敌人内部的侦察员全部牺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老英雄蒋维平的儿子蒋志刚。

　　我讲这段故事，权当是那段艰苦抗战历史的补充，这段中国人民不屈的历史是永远不会被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