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信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综述（五）
来源：知乎-言信   2023-06-16 15:52:57

　　14、8日，黄土岭战场最后的战斗

　　包括《杨成武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在内，个别军事领导人的回忆录凡与历史事实有矛盾的地方，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我一般不予采信。

　　比如，有位开国少将，回忆5日那天在白石口与日军发生激烈战斗，尽管有许多老干部都赞同“狼诱子”的说法，但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并没有发生过“狼诱子战斗”。当阿部规秀日军4日已经越过白石口，到达三岔口的时候，你三支队是如何越过日军，到达白石口的?你5日在白石口“阻击”日军，难道就不怕“腹背受敌”，被前后的日军夹击，全军覆没吗?

　　还比如，另有位开国少将，回忆7日黄土岭战斗那天，晚7是全团杀到上庄子，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但那天，实际上这个团在天刚黑时已经撤了下去，难道吃罢晚饭又独自杀回来了不成?孤证存疑，就需要找旁证加以证实。我找遍了，可就是没有找到，从留在黄土岭战场的一团、特务团的回忆来看，11月7日晚7时，天已黑得难以分辨敌我，所以7日夜间上庄子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

　　8日凌晨，在一团阵地前，按照前一晚陈正湘对杨成武的约定，三堆大火熊熊燃起，同时指挥一团的一营、二营发起攻击。但此时，二团、三团的阵地上都没有任何动静，只有远处特务营的阵地上传来枪声。陈正湘知道“孤掌难鸣”，孤军深入，是要吃大亏的，于是紧急叫停，撤下了部队。

　　实际上，8日那天早上，由于在银坊团部的后勤物资三天前的5日那天被日军焚毁，三团被迫放弃银坊基地，向易县境内转移。

　　在1940年的一分区历史档案中，由后来的三团团长邱蔚、副团长肖应棠挂名、一分区政治部秀才执笔的“三团的全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过程”，只有这不足一页纸的内容。而且全部都是雁宿崖战斗的内容，黄土岭战斗只字未提。

　　据说，在魏巍、蔺柳杞1958年重返黄土岭战斗现场后，时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的肖应棠少将在一次去灵丘视察时，也曾重返黄土岭战场。

　　8日早晨，当一团、特务团在黄土岭战场上作最后的攻击时，二团也离开吉河村驻地，返回到唐县。由于此时唐县已经被日军占领，切断了二团南下曲阳县、平山县的通道，二团就隐蔽在唐县与顺平县、涞源县的结合部地区。

时任二团团政委黄文明的回忆录片断

二团的隐蔽地群山环抱的唐县川里镇秦王村、黄文明在回忆录中错记为“清王里”村

　　对于二团、三团都已返回，退出了黄土岭战斗，一团一位营长、1955年少将理解地说：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之前，一团因缴获很多，所以子弹充足。二团、三团的子弹都打光了，无力接着战斗，只好提前退出了战斗。

　　8日上午，黄土岭战场上，仍然只有一团、特务团在阵地上，反复冲杀。一团也有占便宜的时候，上午十点，日军的飞机过来空投，除了扔下几个人，还有一些物资和弹药。陈正湘说，由于一团的战士们大都穿着日军大衣在作战，日军飞机误认为是自己人，把一些物资、弹药空投在一团的阵地上，这可能是黄土岭战斗中唯一的收获吧。

　　一团在始终战斗，一是因为一团并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不敢擅作主张;二是因为对面的特务团仍在战斗;三是一团认为，也许二团和三团听到枪声，也会返回来战斗吧;四是八路军在军事力量上仍占据优势，歼敌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8日上午一团的一次攻击中，陈正湘亲眼所见，一次就倒下日军十几个人。这已经超出了姜克实教授的日军总计被打死12个人的研究成果。

黄土岭战斗打响后，三支队深入到新庄，负责监视三岔口是否有日军的援军到来

　　午时时分，从三岔口方向传来枪声，这是曾雍雅三支队看到日军的援军后在鸣枪示警。这个来自三岔口的枪声一团的陈正湘和雁宿崖村东边的特务团都听到了。陈正湘说下午时分，在一团的一次冲击中，发现相邻的兄弟部队的阵地上都是日军的头盔，紧接着，特务团阵地上的枪声停止了，说明特务团也已经转移了。一团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一团、特务团从黄土岭战场的撤退方向

　　一团从寨坨撤向煤斗店地区，这里是一团的后方基地。陈正湘回忆录中说，打黄土岭战斗，是为了把涞源县的日军引到黄土岭方向，不让日军扰乱唐县的晋察冀军区机关和花塔山的军区后方基地。但这一来，却把日军引到了一分区的根据地狼牙山地区。

　　如果不算最早走的二十五团，四个主力团的八路军从黄土岭战场撤退，二团、三团走得早，日军无力追击;特务团撤退，走得突然，日军尚未恢复过来，因此也无力追击。唯独走在最后的一团，被日军给“粘”上了，在向东的一路上穷追不舍。

　　在陈正湘的笔下，一团的一营、二营是作战的主力，所以先走，留下三营殿后，担任掩护全团撤退的重任。陈正湘指挥直属分区的炮兵连最先撤退，炮兵连走，将一门炮、余下的十几发炮弹，留给了殿后的三营。看到一团远去之后，三营长张英辉将余下炮弹向后面的日军全部打光，然后转移。日军跟在后面穷追不舍，但经过黄土岭战斗，疲乏到极点的日军的进攻速度、战斗意志已大不如前。

1939年11月11日的一团，在煤斗店地区与追击的日军周旋病发生战斗

1939年的11月12日，一分区司政机关及三团隐蔽的地方

　　11月8日晚一团从黄土岭向煤斗店撤退，在煤斗店一带与追击的日军周旋了四天，期间同追击的日军发生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追击的日军人数不多，四五百人的规模，一团自身还有一千七八百人，身边还有一个二十五团，但仍没有能围歼日军的军事能力。所以双方都不能一口吃掉对方，日军在等着能打垮八路军的战机，八路军在等着能脱身的机会。

　　在这四天中，一团犯下两个大错误，惹得杨成武暴跳如雷。

　　第一个是黄土岭战斗刚刚结束，八路军杀猪庆祝，因二十六团团长韩宝书叛变检讨多次的赵玉昆“将功补过”，亲自动手杀猪博得了众人一阵阵喝彩。杀猪的当天晚饭吃饺子，河北传统的猪肉倭瓜馅，当晚吃饭时间，日军的飞机在头顶上来往频频，但不轰炸。杨成武察觉不对劲，命令司政机关在夜间12点向满城县慈家台转移(转移早了怕日军察觉)。

　　此时一团的主力二营(营长宋玉琳、营教导员李金时、副教导员郑三生)驻守在口头村，这是从煤斗店过来通向管头村的必经之路。杨成武电话要宋玉琳在夜间多派岗哨，严防日军有夜间突袭活动。宋玉琳是一分区著名的“两哈哈”之一，好脾气，但办事马虎，所以那一晚给忽视了，没有派出岗哨。

　　那一夜的夜半时分，日军夜行军过来了，进口头村后，日军发现各处睡着的人都是跟自己一样穿日军大衣的人，误认为是自己人了，所以混居一夜，相安无事。黎明时分，干部派哨，日军发现语言不对，双方这才都醒悟过来。八路军呼啦啦的拉向东边，日军则呼啦啦的拉向西边，自己的来时路上，因为不知对方根底，双方都没有开枪。

　　紧接着，一团犯下那一次的第二个大错误。发现日军从西北追击上来，陈正湘指挥一团急忙与日军脱离接触，一团从易县南撤，越过满城县、完县，直奔唐县，结果把在满城县的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扔在了日军面前。杨成武急忙带领一分区司政机关干部向南转移，到了唐县的南北洪城村隐蔽。

　　杨成武隐蔽的南北洪城村，1939、1940，两年都在这里隐蔽，1941年仍想到这里隐蔽，结果……

　　15、战后的总结

　　陈正湘写黄土岭战斗，以撤出战斗为最后的结束语，回避了战后的故事。他没有写，但我要写，俗话说：旁观者清。作为一个研究者，必须要划上这个句号，否则就不是完整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

　　在我关于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结果的研究出台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都处于“李二喜”的认知水平上：认为黄土岭战斗之后，一分区、然后是晋察冀军区，一定会召开祝捷庆祝大会，给立功者颁奖。仅根据这个认知，我就判定这个“李二喜”不像是一分区的八路军战士，他怎么会不知道随后而来的日军对一分区和晋察冀军区展开的报复性大扫荡呢?

　　为躲避日军的报复性大扫荡，一分区八路军分别隐蔽在唐县、满城县、易县的地盘上。其中，一分区司政机关在南北洪城村，一团隐蔽在峰泉村和雅子村。

　　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安阳乡峰泉村，1939年黄土岭战斗总结在这里进行

　　隐蔽当然不会让你闲着，于是就进行战斗总结，对雁宿崖战斗、黄土岭战斗的全部过程进行分析检讨。被批评最狠的，还不是一团，而是三团，所以三团的1940年署名三团长邱蔚、副团长肖应棠的总结上(因为团政委袁升平“愤而离去”，所以没有团政委袁升平)，只提了雁宿崖战斗，黄土岭战斗一个字都没有提。

　　1940年的一团总结，由于团长陈正湘的离去，也造成空白，四十五年后的1984年才被补上。但一分区总结都写了，一团的总结也不能空着，聂荣臻收到一分区上呈八路军总部的总结报告之后，由于陈正湘、袁升平都拒绝写总结，于是，由当时来到晋察冀的诗人田间代为执笔，写了一篇简短得不能再简短的“一团总结”，算是代替。

当时在晋察冀军区代替陈正湘写了一团的诗人田间

　　在峰泉村进行黄土岭战斗总结，不料造成几位领导干部之间矛盾的激化，这是由多种原因所在成的。八路军以七倍于敌的优势兵力(雁宿崖战斗以十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仅一分区就耗费子弹约十万发，最后竟未能全歼日军，这使得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杨成武大动肝火，言语难免激烈了一些，造成与陈正湘、袁升平的直接冲突。

　　黄土岭战斗总结会最初的定调是批评，会开到一半，来自国民政府、延安的贺电有晋察冀军区转来，于是，批评会改成了庆功会，悲剧变成了喜剧。有了功劳，就要表彰晋升，于是就有了一支队、五支队的出台。杨成武把成立一支队、五支队的时间改在了雨季结束之后，这就回避了峰泉村黄土岭战斗总结会上产生的矛盾，但也造成了历史的混乱。

　　我把一支队、五支队的建立看作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在于，将老资历且立有卓著战功的红军领导干部，同土匪出身的赵玉昆放在了同一排交椅上。杨成武如此抬举赵玉昆，一是激怒了陈正湘、袁升平(我认为也应该包括参谋长杨上堃);二是被高抬的赵玉昆感恩了吗?两个月后他还是叛变到日军那边去了。

　　相比较，大地主、旧军官出身的宋学飞，因为有文化，反倒懂得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又有爱国情操。这就是文盲与文化的区别吧。我想赵玉昆事件的发生，杨成武的最大收获是从此不再用“阶级的眼光”看人，越穷的人反而是大批地加入到伪军，有文化的富人家子女大批加入到八路军一边，杨成武一对比就看清楚了。

　　峰泉村黄土岭战斗总结，造成了陈正湘、袁升平的突然出走，陈正湘的理由是“去军区养病”，还有回来的可能，所以一团长始终都空着，由宋玉琳代理，希望有一天陈正湘重返一分区。但八路军总部干预的结果，是晋察冀军区撤销四分区熊伯涛的司令员职务，更换为陈正湘，从此，陈正湘与杨成武属同一级领导干部，所谓的“一支队”成为笑话。

　　袁升平走，理由是“去延安学习”，跟邓华离开挺进军的理由完全一样，或者相反，是邓华模仿了袁升平的做法。对此，晋察冀军区派来红军干部匡唐伟，接任袁升平的三团团政委和一分区党委委员职务。陈正湘、袁升平的走，竟然没有通知参谋长杨上堃，也许他们把杨上堃看作是杨成武的亲信，结果造成杨上堃带着几个亲信独自出走。

　　峰泉村总结会之后，就是一分区党代会的召开，在党代会上，宣布了新一届一团、三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领导班子的产生。其他几个团都没有争议，唯独是一团领导班子的产生，代团长宋玉琳、团政委朱遵斌、团参谋长马青山、团政治处主任朱利、总支书记罗家旺。原陈正湘班子的副团长熊招来，改任易定徐支队支队长;原参谋长杨上堃没有职务安排(支队参谋长是虚职)，这才是杨上堃出走的原因。

　　为稳定五支队人心，被发展为党员的赵玉昆同时被“选为”一分区党代会代表，要知道，连杨上堃这样的红军领导干部都不是一分区党代会的代表。幸好赵玉昆很早就叛变了，否则不知道怎么收场。赵玉昆叛变的最大责任人是王道邦，此后的两年时间，王道帮没有任何职务，直到1942年2月，原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被任命为一分区副政委，王道邦接任一分区政治部主任。

　　16、小结

　　历史翻过了这一页，但这一段历史没有终结。这几十年来，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叙述上问题重重，真实的过程与虚假的过程交织在一起，一个缺乏历史分析能力的人，是很难在这个问题上辨别真假的。

　　比如，“神炮手李二喜”就处在一个很低层次的谎言水平上，虽然很容易就可以戳穿这个谎言，但我们看到的，是无数人在上当受骗，真的以为这个人是当年的一分区炮兵。

　　实际上，1949年，几十万东北野战军向南进发，随行的还有几万南下的干部，这些南下干部大都是北方人，山西县委书记华国锋不过是其中之一。每个南下干部都会随身携带几名来自老区的随行人员，警卫员、马夫、管理员什么的。几十年后自称“神炮手”的也是其中的随行人员之一，后来跟随他的领导留在了粤北韶关。

　　沙飞的老照片：“一分区司令杨成武(右)、副司令高鹏(中)、政委罗元发(左)在指挥战斗”也误导了很多人，原照片是没有“黄土岭战斗”字样的，但后人给加了上去，误导性更强了。后来在影视剧中多次出现的“杨成武在黄土岭指挥战斗”的画面，就是在这个被误导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

　　最具难度的，还在于“狼诱子”故事的出现，萨苏，还有对一分区抗战史知识知之不多的某些后代子弟，都对此坚信不疑。因为在《杨成武回忆录》和《聂荣臻回忆录》中，都提到了“狼诱子”这个典故。这使得那些思考能力不强的人，只能根据领导的话语来行事，所以我特地多次谈到了《杨成武回忆录》和《聂荣臻回忆录》都是由谁在执笔，是怎样形成的。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由于雄厚的知识分子阶层，所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历史档案，查找原委底细其实并不困难。研究者就是要从无数的历史旧材料中，找出可以解决那些历史疑点的客观依据，称之为“查史有据”。迄今，从八路军方面的历史材料出发，找到准确的历史依据，这件事是原本上可以办到的，这也是那些不大懂历史的人想不到的。

　　有一段马未都“怼”意为北京大学年轻历史学女教授的视频，与我的研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有很重要的联想关系，我看了后沉思良久。

　　在一次电视演播会上，年轻的北大历史系女教授说，历史学研究的是真实性问题，这与姜克实教授的观点很接近。只是姜克实教授只认同日军史料的真实性，不认同八路军史料的真实性，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八路军方面相差很远。

　　马未都先生“怼”年轻的北大历史系女教授说，历史学研究的是“史观”的问题，而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是很难被查明的。马未都先生举例“司马光砸缸”，为什么用的是石头，而不是砖头、锄头什么的?只要能把缸砸破救人，用什么东西都可以。

　　我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看待的。

　　“史观”的原则十分重要，一个人看历史问题，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是绝对不行的。在日本对中国发起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凡坚持抗战、不敢做亡国奴就是我们看问题的出发点。狼牙山五壮士，明知最后只有一死，但还是拼死抵抗，八路军教育他的“宁死不做亡国奴”就是他们生存的底线吧。同样，很多贫苦的人去加入伪军，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爱国”的历史观。

　　说句心里话，我非常赞同搞清楚历史的真实性问题。由于每个人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的差距，一般的人们是很难辨别历史的真实性问题的，更何况还有官权力忽悠的作用。岳飞的遭遇早已说明，一个明明是官权的受害者，受打击、被迫害，还被扣上了许多吓人的罪名，民众只会跟着官权随声附和，有多少人能看出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所以一个袁崇焕出来，作为“卖国贼”被凌迟处死，老百姓却要三文钱买一片肉，恨不得“生啖其肉”;抗战初期的张自忠，人们纷纷“声讨国贼”，恨不得“万民唾死”，老百姓怎么会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我现在做过多年且今天仍在持续的许多研究工作，就是为了搞清楚历史上发生了哪些真实的事情，搞清楚这些历史情节相互间的关系及来龙去脉。几十年来，正是由于八路军方面的历史研究水平不高，使得某些历史学者要以“日军的史料为准”，这个历史研究的制高点竟然被日军占领了。

　　曾有一个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王文华大校，自愿在“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中代表五壮士后代一方起诉洪振快。在史料、证明材料收集的过程中受尽了冷遇和白眼，结果满腔腹诽。不少八路军子弟告诉我，他(她)们辛辛苦苦写下的回忆及研究文章，都被某个大网站给封杀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国家研究八路军历史的现状，话语权不在八路军一方的手里。

　　不研究历史的真实性行不行?当然不行，这样回避研究真实性的结果，只能会使“神炮手”一类的谎言取代了真实的历史。有些胡编乱造的历史情节被搬上银幕，达到了“高大尚”的地步，误导了无数的人的历史观。

　　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完整过程，就是如此，虽然研究这个过程我用了很多年，写了几十万字，但在这里，我用极其简明扼要的语言表述了出来。希望有一天，这段真实的历史情节被搬上银幕，不再像电影《诱狼》、《杨成武大战东团堡》那样是虚构的文艺创作。

2003年6月11日

　　附：

　　言信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综述(一) https://www.krzzjn.com/show-2050-132490.html

　　言信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综述(二) https://www.krzzjn.com/show-2050-132502.html

　　言信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综述(三) https://www.krzzjn.com/show-2050-132506.html

　　言信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综述(四) https://www.krzzjn.com/show-2050-132507.html

　　言信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综述(五) https://www.krzzjn.com/show-2050-1325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