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虚构孙中山委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真相
来源：公众号：粤桂民国历史探微   2025-04-26 16:17:58

黄绍竑

　　新桂系作为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地方派系，其“三巨头”从弱小到统一广西的历程不光充满了艰辛，也伴随着无数权谋诡计，尤以“三巨头”之一黄绍竑(亦作黄绍雄)的谋略手段为最。黄绍竑从默默无闻到在两粤军政场面有一席之地，皆源于“广西讨贼军总指挥”这一光鲜亮丽的头衔，因为此头衔据他自称系孙中山委任，显示出革命领袖的器重与其身份地位来源的合法性，为日后广西势力在国民政府的革命资历做了铺垫。但虚构的历史经不起后人的质疑，如今尝试抽丝剥茧，带大家恍若间进入百年前那段政治权谋氛围中。

　　《黄绍竑回忆录》(2011年10月东方出版社出版)第62页及《五十回忆》(1999年岳麓书社出版，作者黄绍竑)第61页，皆描述1923年6月间(梧州起义之前)“我在梧州住了数日，白健生(即白崇禧)、陈杰夫(即陈雄，字杰夫)由广州到来，在我族兄的公馆内，秘密将广州的情形告诉我，并说大元帅委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原来是委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手令已经下了，后来白健生觉得不妥，又到石龙去见大元帅，改为总指挥，并希望我们迅速战略梧州(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的手令，广州沦陷后，散失民间，为广西银行重价购得，民三十三年我到桂林才见到。现在又广西银行保管，此系国父遗墨，拟献呈党史委员会保存)。关防委状，都由他们随身带来…那日正是端午节。”查1923年端午节系6月18日。有时间有地点有当事人还有实物委任状(黄的意思是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手令1923年6月已经下，只是当时未见，他实际收到的是白崇禧争取来的更大号召力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委任状)，似乎实锤。然而我们听听另外两个当事人的说法，破绽频出。

　　《白崇禧回忆录》(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白崇禧口述)第16-17页记载：黄绍雄担任沈部第五独立旅旅长后(1923年6月间，也是起义之前)“黄绍雄于梧州因接近广州革命政府，暗派陈雄为代表驻在广州…我(指白崇禧)以全权代表身份往河南士敏土厂(是孙中山大元帅府所在地，作者注)谒见孙大元帅，表示广西竭诚请求加入革命行列…他立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我为参谋长…我持孙公之委任状潜回梧州，将经过告之黄绍竑。”此处白崇禧称的时间是6月，和孙中山见面地点是河南士敏土厂，而且明确说了委任状(指的是“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当时带回梧州，此说已经和黄绍竑所说委任状不符，出现三个不同的委任(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广西讨贼军总指挥)，是白崇禧记忆错误了么?当然不是，而是源于其无法为黄绍竑的虚构事件圆谎，只能模糊其事。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1964年编写出版)第19-22页黄绍竑本人著《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显示，此时改口称他在担任李宗仁部第三支队司令期间(1922年7月担任)“参谋陈雄自告奋勇去广州方面活动，于是就派他为代表去广州活动，并叫他与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连络…孙中山正在石龙的列车上督师进攻惠州。白崇禧、陈雄到石龙的列车上晋谒孙中山…孙中山随即下手令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白、陈以第一军军长的名义不好掌握广西的全局，又请求改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白、陈秘密写信告诉了我，我就决心设法说服李宗仁，让我单独向梧州方面发展。”此时说法和之前及白崇禧回忆皆发生重大变化(原因后面解析)，此处把白崇禧谒见孙地点获得委任改为列车(白称是士敏土厂)，时间提前到了1923年初，委任状系6月“白崇禧、陈雄适在这个时候回到梧州。他们带来了孙中山的任令状和关防印信”。此处职务又改称“广西讨贼军总指挥”以和1923年8月黄白在梧州自封的旗号吻合，但面对上文自称职务“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的差异避而不谈。

　　另外一个当事人陈雄在《回忆孙中山收编黄绍竑部为广西讨贼军的经过》(197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中云“1923年夏初…请你和白崇禧先生明天正午在石龙火车行营上见面…我们当即提出三个要求：一为建制名称;一为起义时请派海、陆军援助;另一则为请求补充弹药。孙先生又指示说：陈炯明、陆荣廷他们都是害民贼，都要讨伐;你们就用“讨贼军”名义好了。到时我一定派海、陆军来援助你们;你们先行回去好好准备。”陈雄的回忆清楚的记载了会见地点是火车上，和白崇禧所称是士敏土厂大本营不符。而陈雄明确指出当时会晤孙并没有给予任何职务，只是同意以“讨贼军”名义配合粤军起义，当然也不存在“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和委任状。陈又回忆6月下旬他先回到梧州(没有携回任何委任状)，然后再次赶到广州，此时孙中山“命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黄绍竑解决了黄炳勋旅，树起“广西讨贼军”总指挥(总指挥当时是自封的，后来大本营才同意)旗帜之后…”。陈雄在此处清晰指出了所谓“广西讨贼军总指挥”是黄绍竑“自封”，也没有所谓“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的委任。陈文唯一记载了“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委任虽然确实存在，但根据确凿档案记载是在起义四个月之后(注：陈雄本人此处也故意配合黄混淆委任性质，以维护新桂系的历史地位)。

　　文章看到此处，疑点重重，虽然陈雄已经明确说明了孙中山在1923年6月见面时没有委任黄绍竑任何职务，但手令又如何解释，各位看官请看实物：

　　此手令保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孙中山1923年11月2日委任。

　　眼尖的看客此时会发现时间是1923年11月，比黄自称的6月晚了五个月，时间点是在梧州起义之后，而不是之前，名称也不同。此时历史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真实的历史容我继续娓娓道来，梳理完清晰的时间线，也就明晰了黄绍竑虚构委任的真实缘由和孙中山溢于言表的不满态度。

　　1917年夏，广西当局以马晓军为营长创办陆军模范营，黄绍竑在营中任连附，次年升连长。1921年马晓军被委为田南警备司令，将模范营等部编为4个营，黄绍竑任第1营营长，后整个部队被缴械溃散，虽马晓军重组并委任黄绍竑为第一统领，但力量已削弱。之后其带一千余人投奔玉林的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司令李宗仁，担任第三支队司令。1922年12月，李宗仁部被陆荣廷改编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黄任团长。1923年2月，黄绍竑带2个营五六百支枪投奔沈鸿英，担任广西陆军第八旅旅长。此时的黄绍竑虽升为旅长，但所部仅有千余人，声望也低，要想出人头地，只能配合孙中山夺取梧州。所以委托正在广州养病的白崇禧及陈雄谒见孙中山，但此时的孙中山并不认识黄、白这些资历很浅的中下级军官，他属意统一广西的人选是林虎、沈鸿英、刘震寰之辈，不济也是广西新军首领马晓军之流，此时的广西大地上旅长有数十人之多，一个仅有千余人枪的黄绍竑难以进入孙的视野，短短十几分钟的接见(孙一个月接见的人达数百计)，也不可能谈得上什么重视、器重。故正如陈雄本人回忆，孙只是希望他们配合孙军攻打梧州，并无任何实质性举措，更谈不上委任总指挥。当时黄的资历、实力远远不及，而且此时梧州有多支沈鸿英军驻扎，黄部只是其中一支，总指挥之委任如何统辖其他也有可能准备起义且资历实力皆在其上的沈军将领?

　　1923年7月中旬，粤军李济深部击败沈鸿英驻肇庆部队，溯江而上逼近梧州。7月20日，黄绍竑在苍梧县戎圩打起了讨沈大旗，23日将沈部黄炳勋旅五、六百人包围缴械。接着黄绍竑沿江东下，与粤军夹击梧州沈军。此时广东革命政府委任魏邦平为西江总指挥，李济深等率领粤军沿江西进，驻梧州的沈军旅长冯葆初只好向粤军投诚，师长邓瑞征被迫率领残部向贺县逃窜。这样，粤军与黄绍竑讨贼军兵不血刃占领了梧州。广州大元帅府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设督办公署于梧州。而此时魏邦平委任冯葆初为梧防警备一军司令，黄绍竑为警备二军司令。可见此时黄绍竑所得到的广东革命政府委任仅仅是依附粤军的一个支队指挥官，实力还是一千余人并无大的扩张，远远无法满足其独当一面的政治野心。8月7日，黄绍竑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兼梧州军警督察处处长邓演达主导下将同驻梧州的冯葆初部缴械。此时黄开始打出“广西讨贼军”旗号，自封“广西讨贼军”总指挥。此时的黄部虽然缴了部分桂军枪械，但实力也仅有三个团三千余人，面对当时广西全省数十倍力量于己的旧桂军(当时广西自治军有四个军、十九个路;广西边防军有五个路;广西陆军有五个旅;沈鸿英部六个旅)，以此微薄实力要求大本营委以总指挥不切实际，故其对内以“广西讨贼军”自许，方便收编各部旧桂军(因外部旧桂军路旅如果要收编，必须平级或升一级委用，自身名义等级不够很难委诸他人)，对大本营则采取“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折中名义胁迫孙中山授受。黄此时并积极联系鼓动粤军李济深及其中下级军官在孙面前为其夸大力量及未来作用。

　　8月16日，大元帅令任命黄绍雄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拨归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管辖(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第444页载)。黄对于孙委任的师长，并不接受，还是希望独当一面，不受别人辖制。故就在同一天(8月16日)，黄绍竑却以“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名义发电：“兹委派陈雄、廖百芳、叶洁如三员，为本军驻省代表，遇有事故，当托该代表就近请示协商。”(《黄绍雄之驻粤代表》，《民国日报》广州版1923年8月24日第6版)。对孙中山进行胁迫与试探。孙中山没有认可黄绍竑的擅自行为，于8月18日左右发出大元帅令：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黄绍雄所部着暂归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节制调遣。

　　10月6日，黄绍竑再次以“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名义致电大元帅，报告克复丹竹、武林(《黄绍雄金彦文电告克复丹竹武林》，《民国日报》广州版1923年10月15日第6版)。10月8日，黄绍竑继续以“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名义致电大元帅：“虞(7日)电计邀洞察，陆逆残部，已向抚河方面溃窜，桂平经为我军占领，绍雄定于佳(9日)日，亲至桂平，抚绥地方，并与各友军磋商善后。”(《黄绍雄赴桂平办善后》，《民国日报》广州版1923年10月15日第6版)。黄不断以这种方式希望造成既定事实。10月下旬黄绍竑到广州，拒绝刘震寰就职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的劝告，返梧州后仍以总指挥名义自称。

　　此时孙中山虽然不胜其烦，对黄绍竑的自封行为十分不满，但考虑梧州的重要性，及李济深、邓铿等人的说项，于11月2日下达手令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

　　这个军长委任状后来成为黄绍竑试图掩盖其违抗孙中山命令，擅自自封总指挥，并胁迫大本营事后追认，用来作为遮羞布的工具，得以张冠李戴混淆视听。但此时的委任性质和黄自称的1923年初、6月等起义前委任本质不同，而且委任的职务是“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并不是其自称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而白崇禧辈故意配合混淆模糊试听(职务和新桂系的合法性有关)，使用“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以靠近“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称谓，而绝口不提黄白在梧州树立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招牌，掩耳盗铃之意明显。

　　12月初，黄绍竑又以“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名义致电许崇智、刘震寰就荣任桂军总司令、粤军总司令职(《黄绍雄致贺许刘电》，《民国日报》上海版1923年12月22日第6版)。但事实上孙中山从来没有承认过黄绍竑自封的职务，一直到1924年4月《大元帅训令第142号》中依然称呼黄为“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而事实上这个手令所提到的“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黄本人并未接受或就任，一直坚持使用自封总指挥称号，故之后孙中山委任资历更高的杨愿公(代理过广西省长)为中央直辖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赴梧州驻扎，意欲取代不受管辖的黄绍竑部。

　　1924年间，因黄绍竑因实行“门罗主义”在西江形成独立王国，截留税款，不允许大本营任何军队进入辖地，擅自围攻缴械多支大本营部队，招致孙中山强烈不满，被孙中山视为反革命，一度计划停止东江对陈炯明部作战，集中力量消灭黄绍竑部，后因滇桂军失控而终止，是为后话。但黄绍雄、白崇禧辈回忆录自我包装的倾向革命，听从革命领袖指挥，深受孙中山器重的描述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无论旧军阀、新军阀对于权势的热衷，对于权谋的运用，事后用回忆录包装洗白之手法，皆是常态，希望后人因基于事实有更清晰且深入的认知。

　　正所谓：瞒天过海妄遮眼，水月镜花终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