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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专文】孤岛时期的电影
来源:平平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20-11-18 15:30:15

  八一三之后,全上海的电影界立即陷入总崩溃的纷乱状态。“大群的工作者在责任和生活的两重驱策之下而起各种变化”,“一些人在更努力地参加各种救亡工作”,大批人前往汉口、四川等地去演抗战戏剧。此外,仍有大批电影工作者滞留上海。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出上海,本在上海公开活动的文化人和电影工作者,也不得不随之而散入武汉、四川、香港等地。[1]

《战后的中国电影动态及目前的改进运动》,《文献》卷之四(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从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区域,这4年时间的上海被称为“孤岛”时期。在这一时期,租界当局为减少与日纠纷,严禁时人进行抗日宣传。“为了贯彻侵略事业,日本各经营影片的‘会社’组织了‘映画贸易协会’以‘辅助国策之推行’”,此外国内的“民族叛徒又无耻地‘助纣为虐’”。[2]一些摄制公司摄制麻醉性的影片,如一些神怪片等,去迎合一些观众的低级趣味。

《关于民间故事的摄制电影》,《学习》第2卷第7期(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电影的抗战宣传作用颇为人重视,有人指出:“面对着文盲众多的中国社会,文字的宣传效力是极其有限的。而图画所能表现的、演讲所能传达的,也都因为本身的能力的限制而不能发广大的作用。但是,惟有电影却具备着种种优越的条件,而能够使抗战的宣传发生最迅速也最普遍的作用。”[3]故而,文艺界众人对于上海电影鬼怪百出的状态提出批评。

  身在上海的一些作家,为抵抗制作色情片而发表宣言。除了鬼怪片和色情片的电影,连一些民间故事也遭到批判,如萧范指出:一些电影制作公司“更公然地打起了‘民间故事’的旗帜”,拍摄一些“封建的糟粕”,“玉蜻蜓、描金凰、双朱凰、杜十娘、碧玉簪、珍珠塔、刁刘氏、王老虎抢亲及啼笑因缘等片都被搬上银屏。[4]甚至有人说,长此以往,怕是”古本金瓶梅“也全部被搬上银幕。[5]

  上海电影到底该往何处去?一些人沉痛地指出:“我们知道‘孤岛’这两个字的含义”,“‘孤岛’虽‘孤’,摄制鼓励人群向上,坚持守节的影片的自由却还是有的”。而且作者明确指出,顾虑到环境,并无让人坚持摄制狭义的国防影片的意思,只鼓励拍出一些比那些鬼怪胡闹片更有意义的片子来,如《日出》《貂蝉》《晴天血泪》等。[6]

《上海电影到哪儿去》,《学习》第2卷第8期(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作为被各方指责上海电影界亦发表声明:“上海电影界,除少数之败类外,固皆以气节为重,坚拒一切威胁利诱,惟以困于客观环境及受人力、财力之限制,前曾不自觉地偶有神怪影片之摄制,因而引起本市文化界同人之关切。兹悉各电影公司当局亦早自感觉神怪影片之不应摄制,且已自动确定摄制方针,当一本辅助社会教育之素志,多摄于人群有益之新片。”[7]

《上海电影公司决不再摄神怪片》,《文献》卷之四(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在这种社会舆论下,1939年2月,由华城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木兰从军》应运而生。电影编剧为欧阳予倩,导演为卜万苍,主要演员为陈云裳、梅熹、韩兰根等。主要剧情为:北朝时期,边关告急,朝廷招兵,花木兰代父从军,因其骁勇善战而被提为校尉。在此期间,刘元度与其志趣相合,成为莫逆之交。番主准备暗袭边关,派两名番将诈降。而木兰见群鸟惊飞,知番军有重大行动。诈降番将纵火被捉之际,暗箭射伤元帅。花木兰临危受命,接任元帅一职,带领众将士大败番军。木兰卸甲归田,返乡后回复女装,与刘元度结为夫妻。[8]

  1939年2月16日,《木兰从军》在上海沪光大剧院上映,连映两个月间,场场爆满。与沪光大戏院放映合同到期后,转至新光大戏院放映,又放映了85天,接着转映于卡尔登大戏院,仍作首轮放映。《木兰从军》前后上映半年,创造了空前绝后的电影票房纪录。

《木兰从军》剧照(来源:《民国上海摄影:海派摄影文化前世之研究》)

  《木兰从军》通过多重隐喻,曲折的映射了当下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普通市民的心态。作为宣传媒介的上海电影是时人抗日意识表达的重要载体,在特殊的背景下,其表达颇具隐晦意味。而《木兰从军》更是其中的杰出运用者,故而受到了民众热烈的欢迎。除了《木兰从军》外,《明末遗根》、《尽忠报国》《李香君》《苏武牧羊》等影片无不承载着创作者的现实情感,表达“外患”下的精神与气节。

  上海孤岛时期的电影独具特色,由于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上海沦入日本占据状态,抗日宣传受到压制,但租界又给抗日意识保留一丝土壤。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故而孤岛电影的制作多出于各方因素的竞合。一些电影制作公司为追逐商业利润、躲避日本审查,拍摄一些鬼怪片、古装片、民俗片等。然而这种电影受到文艺界的批判,且为迎合群众抗日情绪的宣泄,电影制作公司的拍摄开始从中国历史人物中寻求资源,通过隐喻、折射等手段将抗日情绪合理表达。

  参考文献

  [1] 蔡楚生:《战后的中国电影动态及目前的改进运动》,《文献》卷之四,1939年1月10日,第183页。

  [2] 钱堃:《抢救上海电影》,《译报周刊》第1卷第9期,1938年,第223-224页。

  [3] 姚苏凤:《抗战与电影》,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5页。

  [4] 萧范:《关于民间故事的摄制电影》,《学习》第2卷第7期,1940年7月1日,第154-155页。

  [5] 余文:《上海电影到哪儿去》,《学习》第2卷第8期,1940年7月16日,第170页

  [6] 《敬告上海电影界》,《上海妇女》第2卷第5期,1938年12月20日,第30页。

  [7] 《上海电影公司决不再摄神怪片》,《文献》卷之四,1939年1月10日,第207页。

  [8] 王天平等编:《民国上海摄影:海派摄影文化前世之研究》,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6年,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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