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学生抗日救亡活动 看抗战时期的妇女解放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22-07-13 09:57:03

　　抗战时期，在国家和民族危难当前，广大妇女也投入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战之中，使女性地位得到提高，妇女解放得到发展。女学生群体集合了国民、青年学生、女性等身份，从她们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可以看出，抗战在带来危机与伤痛的同时，也在多重意义上成为妇女解放发展的契机。

　　一、女学生群体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在通商口岸等沿海大城市设立教会女子学校。最早的教会女学，由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社员于1844年在宁波设立，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教会女学引发了国人对女子教育的一系列思考和争论，成为中国独立女学的先导。1898年，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学由倡导“贤妻良母教育”的维新派设立。维新派所办学校虽 在变法失败后逐渐被取消，却激发了国人兴办女学的热情。革命党人倡导“女权主义”，摒弃“三从四德”，创办了以“爱国女学”为代表的众多新式女校。至1907年，全国女子学堂的数量已有428所，除甘肃、新疆、吉林三省外均有分布，女学生数量已达15498人。"五四运动时期，“养成独立的人”的女子教育，启发了资产阶级女性的主体意识。男女同校的风气从大学影响到中等教育，扩大了女子教育的规模。同时，工农妇女界要求开办平民识字学校、 乡村学校、补习学校、女子职业学校等，使女学生群体向下扩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乡村女性的文化自觉。在资产阶级逐步壮大、西方进步思想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切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论逐渐退却，社会风气逐渐开放，女子开始参政议政、从事社会事业，为妇女解放事业培养了新生力量。随着日军入侵日益严重，民族危机加深。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需要充分动员各阶级各团体，这为妇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国民政府宣传“国民”意识以增强公民的民族责任感，使“女国民”观再次得到体认。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动员妇女为国家服务，“打破使她们长期不能参预公共事务的障碍”。宋美龄呼吁，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必须自愿地承担起她们应尽的国民责任”"。女学生作为有能力的知识女性预备军，拥有“女国民”、新式青年和新式女性的多重身份，其在抗战期间的活动便有了多重意义。作为国民，她们是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战士;作为青年，她们代表着新视野、新力量和国家的未来;作为女性，她们反映着特殊时期妇女地位的变化，推动着妇女解放的发展。

　　二、女学生参与抗战的活动

　　第一，参与学生运动。青年学生因其抱负与热情，在家国危难时首先愤然而起，以游行示威等方式抨击现实、激发民情，学生运动“乃是测验中国政治的一个温度表，一个记录政治变动的地震器”。

　　1935年，日军的侵略势力蔓延至华北，为反对“华北自治”，反对秘密的屈辱外交和破坏主权的傀儡组织，北平学联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其中便有众多女学生的身影。游行当天，站在最前端的清华大学女学生陆璀爬上城墙边的戏台，代表学联进行演讲：“北平是我们中国人的北平，现在我们中国人进不去，反而日本人在里头横行霸道，欺负我们的老百姓，请问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家的天下?”这一幕作为《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的封面传遍中外，手持喇叭奋力呼喊的女学生，成为“一二·九”运动留在人们心中的标志性影像。陆璀从城门下的缝隙爬至城内为大部队开门时被捕，她在警察所接受了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后者的报道《中国的贞德被捕了》也广泛流传至英美。北平师范大学女学生杨淑英在镇压下毫不畏惧，将抗日救国的传单一张一张挂在军警刺刀上。"为响应学生运动，1935年12月21日，上海妇女救国会成立，即日游行中有广大女学生参与，她们穿过五卅以来被禁止游行的南京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租界向民众宣传反帝救国的正道。1936年成立的北平妇女救国会团结各大、中学校的女学生，许多学生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平津学生罢课期间，发起南下扩大宣传活动，以深入工农群众，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北平女生在艰苦条件下沿路演讲、散发传单，进行卧轨斗争，多次突破军警包围。在宣传团员大会上，学生们提出将南下扩大宣传团发展为永久性组织，师大女生曹国智提出“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命名，被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采纳。在山西成立的绥远省妇女会中有女教师和女学生70多名，民先队成员在其中担任骨干。

　　第二，参与妇女工作。抗战时期的妇女工作主要由“新运妇指会”和各地妇女救国会等妇女组织领导，开展文化宣传、慰劳救护、战地服务、儿童保育等配合战时各种需要的活动，以支援前线和安抚民众。

　　如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后，绥远省妇女会组织蒙汉妇女募捐队，承担起护理伤员的工作。太原女子师范学生组成了著名的“太原女师绥远慰劳救护队”，克服种种困难，赴前线医院看护伤员，得到极高评价。各地妇女、学生还募捐和缝制了大量御寒衣物支援前线。如1938年9月，在上海各界救亡团体的号召下，诸多女学生为将士缝制棉衣，不到一个月便完成了10万件棉衣的任务。天津妇女救国会通过女青年会募集了100条棉被送往前线。

　　女学生因年龄和身份在救护人员中的特殊性，其在战地的服务工作，不仅安抚了伤兵病痛，保存了有生力量，更深化了将士对全民族抗战共同体的认识，在精神上激励着前线士兵的壮志。报告文学《伤兵自述》记载了一位伤兵目睹女学生为救护伤兵而牺牲的经历：“我被炮弹炸伤左手……一时昏倒在潮湿地，来的不是救护队，却是南昌工兵学校的女学生，她们真勇敢，使我感到最凄凉的，是我的担架旁边一个负伤的弟兄不能行动，有一个身体高大的女生，拿着腰带夹背起受伤同志，走不到二十公尺，便被敌人的炮弹穿过两人的背心，倒在地上，那时勇敢的女学生还是负着那弟兄，我看了千万同胞的死，都没有这样使我伤心过……我愿我伤好之后，上战场为老百姓复仇。”

　　第三，参军。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战地女性多从事后方服务工作。但在抗战的漫长战线中，仍有青年女学生赴前线作战的案例，给予国民精神上的振奋。

　　广西学生军于卢沟桥事变后由广西学生自发组成，并得到政府的支持。学生军经过选拔，考取280人，其中约有一半是女生。学生军于1937年12月14日从桂林出发，步行经衡阳，至武汉，再开往前线作战。女学生军途经各地，联系上下层妇女组织及知识妇女，进行唤起民众的工作，如印发告妇女书、告民众书、告伤兵书，演讲，谈话，演救亡剧等。同时调查访问当地救亡团体，学习工作经验。平时练习游击战，并在前线组织民众和进行救护工作。女学生军在各地受到热烈的欢迎，极大地唤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她们在一般民众看来简直被视为‘女神’——求自由的女神”。

　　新四军中女兵有数千人，其中便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中学生，在教导队和院校承担政治、文化和理论工作，以其细致、耐心和专业知识为新四军培养了多批干部。1943年，正面战场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从军，女学生也踊跃参加。据载：“迄止12月8日，报名从军者，计有中学生及公教人员5049名，女生795名，大学生267名。”当时《兵役法》未规定女子服兵役，东北籍女生林霖等要求入伍被拒，请缨从军，呈文道：“生 等虽为女子，语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伏乞额外融通，务使生等展鸿鹄之志，愿效花木兰、梁红玉从军杀敌……以赤胆白骨换取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由之花。”针对众多女学生从军的志愿，国民政府颁行的《学生志愿服务办法》中甚至做出了特殊规定：“凡中等以上学校年满18岁以上女生志愿服役，应向学校申请登记，造具清册，送当地军(师)管区司令部，听候调任军事辅助勤务。”投笔从戎的青年女生，为抗战后期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

　　三、从妇女解放视角看女学生的抗战活动

　　妇女解放，是相对于男权文化而言，把妇女从男女不平等，妇女受压迫、歧视和束缚的情况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妇女要得到解放，还面临着严峻的阶级形势，需要同男子一起首先争取阶级解放。从变法、革命到五四运动，知识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先锋，她们配合国际女性主义发展的形势，使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抗战时期，国家危难之下，民族矛盾将性别关系的冲突弱化，使妇女运动呈现出由少数城市知识妇女为女性争取权利，到各阶层女性积极履行战时义务的重心转移。

　　在这一过程中，女学生提高了各种能力，展现出自身的价值。在新的社会关系中，救亡事业为她们开辟了广阔的世界。部分女学生克服“不让女子 抛头露面”的旧习，主动参与抗战，暂时脱离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广西女学生军成员年龄多在20—25岁，她们的参军动机除了救国热忱，还有“摆脱家庭 压迫甚至丈夫虐待侮辱，或丈夫战死疆场”。一些富家女学生从事救亡活动，抛却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建立了独立的人际关系，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中获得信心和清晰的主体意识。如香港富家小姐尹慧君坚决到内地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感到“我新的生命诞生了”“这是我新生活的开始”。"战地女学生血气方刚的活力和敢作敢为的魄力，客观上也冲击着刻板的传统性别印象。在《广西娘子军会见记》中，作者杨慧琳记录的桂林女子师范学生郭灿益“几乎使我不辨雌雄”，“戎装截发，显出一副英勇的姿态”。抗战后期，大量女知识青年从军，也更新了我国兵役制度和民众的陈旧观念。

　　因暂时弱化的性别冲突和国民政府“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倾向，多数女学生群体的身份认同首先是“学生”和“先锋国民”，而非“女性”。由于学生群体内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表现轻微，在抗战中，女学生以妇女身份进行的活动，常受到妇女组织和妇女界人士的引导。抗战期间，各妇女杂志多刊登有关对女学生期望的文章，如《广西妇女》载《今天女学生的新任 务》，《妇女生活》载《战时的女学生》，等等。《浙江妇女》所载《当前女学生的新任务》更呼吁女学生加强组织，团结起来，负起妇运桥梁的责任，“社会的传统阻碍我们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战争的影响增加我们女子读书的困难，我们女同学有着一个共同的遭遇，为什么还不团结自己的力量起来打破这些阻碍，克服这些困难?”必须指出，女学生群体在战时参与妇女运动的规模是有限的。抗战期间有多次关于“读书与救国”的大讨论，而在时文记录的女 学生生活中，“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发奋求学”、读书和关注时事仍是主流。

　　综上，近代女学生群体不断发展，在抗战期间参与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投军报国，她们不仅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推动着妇女解放的发展。女学生们在妇女群体中特有的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青年人的热情义气和责任感，在抗战中成为后方的有力支援和高素质劳动力，在妇女运动中成为联结各阶层的纽带。她们在其中得到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锻炼，促进摆脱封建传统家庭的束缚，建立了积极勇敢的女性形象，体现着女性的力量，由此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在实现阶级解放的过程中，女学生积累了运动经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妇女的社会解放任务奠定了人才基础。抗战的民族危机给予妇女解放重大的发展契机，而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注释从略

　　作者：王朗宁，天津市南开中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