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盛玉货庄,是抗战期间延安最大的货庄之一。它的发展与边区商业发展的起落高度契合,可说它的发展史是边区战时商业发展史的一个极好的缩影。它的创立者是山西商人王克温。
1935年对于商人而言并不是一个好年头。这年的大西北鸡犬不宁:“三马”的为非作歹还在持续,南京方面的手又想伸进来。红军已经来到了陕北。东北军被日本侵略军从老家赶出来以后,也落魄到陕北这地界来。尽管世事动荡,像王克温这样行走四方做小生意的人还是得吃饭,转转悠悠,王克温来到了延安。这里的政府似乎不像别地那样盘剥他,人们也不像别地那样死气沉沉。
陕甘宁边区,中国革命的圣地,其地位极其重要。首府延安,是当时中国革命中心,领导着全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吸引着全国的革命志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中外记者与观察家们逐渐进入边区,他们将边区的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根室·史坦因写道:“这里没什么厌战的情绪,这里的人都充满了战斗热情……这里的任何年纪的人都充满着乐观主义和自信。”楚云在《陕行纪实》中写道:“不论是老百姓或是机关里的工作人员,也 不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幼的,他们的眉宇之间都洋溢着一种愉快的神情。”
在诸如此类的记载中,大多提到在边区民主、平等的三三制原则下社会气氛的积极开放,这实质上是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极大程度上团结了边区各抗日阶级的表现。在边区取得的各种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中,特别重要但较少引人关注的一方面是商业的发展。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党在抗战时期采取的商业政策,实际上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乃至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的经济发展来说,都具有启示作用。
王克温身上只有150余元法币。他先是在乡下贩卖羊皮,倒卖牲口。1936年他积攒了一些资本以后,在延安开了一家小杂货铺,一年的惨淡经营下来,他已经有了500余元的资财。
王克温是战前边区商人的典型。战前的边区,是在近代中国逐渐解体但仍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一个缩影,商业的发展十分落后。制约边区商业发展的因素具有十分鲜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征。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力低下导致内部市场存在商品不足、市场狭小等诸多问题,同时又受到外部市场的影响。
战前边区商业贸易,主要是以定边的皮毛及陇东材为主的初级农业产 品,向天津、包头等工业较发达地区输出,以换取工业品的过程。这一时期由于土匪横行,稳定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以延安为例,“总商户数只有166家,大多数(161家)资本在一万元以下”。商户数量少、规模小、水平低,严 重依赖外部市场,这就是战前边区的商业概况。
一、起起落落的德盛玉:以皖南事变为界
第一阶段:1937—1940年,德盛玉飞速发展。
1938年,王克温生意的春天到来了。他到西安蒲城去进货,回来在延安 的杂货商铺里展销。全面抗战开始后,边区的人口增多,他的货物销路极好, 以至于这一年进货只两三次,他的资本就已经由1937年底的1000余元增加到5000元以上。至于乡下的羊皮、倒换牲口的生意他早已不做了,一心一意经营杂货店,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给自己的店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德盛玉。
这一时期,土匪已被肃清,社会秩序稳定,加之边区机关、学校的扩大, 边区“人口增多,人民生活改善,购买力增大”,实际上已具备商业发展的条件。边区针对“发展边区商业和维持进出口平衡的目的,制定了“对内自由,对外调剂”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在保护边区经济安全的同时又给区内市场足够的发展空间。为了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边区政府实施废除苛捐杂税、“开办商人培训班,增加商会等措施,大大促进了私营商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商店数目达三百七十多家,商人扩充至千余人。
这一时期私营商业发展还有一个特点:资本规模逐渐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商路的畅通,导致“一批来自西安的大资本家前来边区经商”。在商户数、资本规模上,私营商业同时达到了极盛。
第二阶段:1940—1945年,危机中前行的德盛玉与公营商业。
德盛玉的事业在1942年发生了危机,他的货物6次被国民党顽军扣押,他的生意也由此受到了很大损失,虽然总体上是挣钱的,但计算战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后,数字缩水严重。为此王克温开动脑筋,先是参加了食盐统销(食盐已成为他重要的生意),又利用他商会会长的身份,和边区政府达成了合作——倒换法币与边币。由此他恢复了元气,又取得了极大的发展。
皖南事变以后,边区经济遭遇严重封锁,薪饷被停发,私营贸易发展遇到重重困难,且1942年出现了罕见的特大干旱,加之日本侵略者在这一年对敌后根据地进行的大规模报复性“扫荡”,使得边区在1942年春出现了物价大涨现象,且“财政上陷于极度困难”,物质的极度匮乏,突显了有供给性质的公营商业的地位。
这个时期,边区基本贸易方针中“对外调剂”的一点体现明显。在边区的整个商业中,一直坚持的是公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是有原因且十分合理的。公营商业的作用是“平抑市场与保持供给”,也就是说,不论公营的光华商店还是土产公司,都是以土产出口换取日用必需品,以维持边区生活基本需要;换取工业品,以维持边区内物价稳定。公营商业由此肩负着维护边区经济安全的任务。
面对商业贸易发展的困境,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是对食盐等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二是实行物资转运政策,调配各地物资。对于第一点,光华盐业公司成立以后,食盐运销畅旺,“私营盐商又在延安等地复苏”;对于第二点,在一系列物资调配以后,“随即物价跌落,此后并无大涨现象”。
挺过了1942年,德盛玉的发展重回正轨。这回王克温的野心可不只延安一地了,他在定边、绥远等边区其他县市都开了德盛玉的分舵,资本与货物都呈几何倍数增长。到了1945年,德盛玉已经拥有300余万元的资产,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商户。
二、从德盛玉与边区商业发展史看对社会主义时期经济政策的影响
王克温是一个普遍现象的代表。在曲折的边区商业发展史背后,是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之下,私营与国营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私营与国营各自的任务是什么?私有制和公有制经济各自的作用何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在正确认识了中国社会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后,毛泽东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的过程,但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性质要求下,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大银行、大工 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时代变迁,社会性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真理颠扑不破。抗战中的边区,以私营繁荣商业、以公有维护稳定的方针获得了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恢复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各种经济发展的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调动各阶级的劳动积极性。同时以公有制为主体,则有利于对外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保护内部市场的安全,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一点至关重要;对内则可以使分配更加公平、调节物价,有利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边区商业发展的模式是抗战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伟大实践,对于今天中国发展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作者林楚斌 蓝添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二中学
指导教师 张协力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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