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安事变实际上存在三个阶段，即酝酿、发生和解决。事变的解决并不因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即告结束，恰恰相反，和平与和解并未到来，战争反而随时可能发生。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前后有变，影响到对事变及对统战的诉求认识有变，中共中央应对事变善后的政策方针也有过一系列极其复杂且十分重要的变动。但是，和西安事变应对过程一样，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政策主张在求和而非求战，因此其选择最终还是极大地左右了事变解决的方向与结果。
关键词
西安事变 毛泽东 蒋介石 “三位一体” “西北善后”
1936年12月25日，自12日凌晨被张学良、杨虎城用武力扣在西安已近两周时间的蒋介石，终于得以在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了西安，转经洛阳，于26日平安飞抵首都南京。伴随着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张灯结彩、鞭炮齐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似乎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正如有研究者注意到的，西安事变所引发的大规模内战危机其实并未就此烟消云散。不过数日之后，事变主谋张学良即被送上军事法庭，失去自由，一度后撤的中央军也重新集结大举西进，南京与西安再度剑拔弩张。事件不仅没能和平解决，反而因蒋介石已脱离西安，双方随时有爆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
如果说，当初对事变解决握有决定之权的，是张学良，那么，在没有张学良，却被南京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事变中结为“三位一体”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哪方面在起着主要作用呢?兵力最多的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分歧;十七路军事变之初即告分化，被张学良托付代为指挥的杨虎城统率乏力，因此三方面中作战力最强同时内聚力也最强的中共红军势必会成为中坚力量，中共中央对西安方面政治军事决策理当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然而，在此动荡激变，军事、政治形势高度紧张的时段里，中共中央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其自身的形势估计、政策方针又发生过怎样的变动，以往的说明却过于简单。本文愿就此做一较系统的考察和介绍。
形势预判
任何一种政策方针的制定和形成，都与政策方针制定者对当时形势及下一步发展趋势的了解和认识分不开。
自从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手段将国民政府最高领袖蒋介石及其一众军政官员扣押在西安之后，南京方面组织的“讨逆军”即大兵压境。虽因投鼠忌器，“讨逆军”的军事行动不得不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它由潼关大举西进，对华县、渭南、赤水的持续轰炸和连番进攻已严重威胁了西安城。面对西安东部军情危急，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在事变开始一周后即着手部署东线决战。12月22日，蒋夫人宋美龄在其胞弟宋子文陪同下来到西安，与张、杨及中共代表交涉谈判，“讨逆军”因此停攻三天，西安方面为应对东线作战进行的军事调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查中共中央军委最高负责人毛泽东这时的电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准备的紧张程度。即使25日当天，即张学良亲送蒋、宋、宋返回南京之日，毛泽东仍有多封电报在建议、部署和协调东北军、十七路和红军的具体作战方案。他这一天甚至还在提议张、杨，应该立即下令将西安城里最重要物品搬到鄜县、甘泉、延安、牛心镇、羊泉镇、张村驿一带靠近中共苏区的乡村去，以保“万无一失”。
中共中央首度得知事变有和平解决之望，是两宋到后的第二天深夜。周恩来报告称，已和宋子文有过接触，宋愿意劝说蒋接受西安方面“六项主张”。24日夜，中共中央进一步得到周恩来的电报，称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亦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在口头上做了“答复”。出乎中共中央意料的是，25日，张、杨、周与两宋理当就蒋承认西安“六项主张”问题做具体谈判并达成协议，然而，在中共中央尚未得知谈判最终结果的情况下，却先收到了周恩来关于“蒋、张、宋、宋今日十六时起飞赴京”的通报。几个小时之后，周才将“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概括归纳成文，发给中共中央。虽然周电所报蒋、宋承诺事项数量之多，远超中共中央预期，但对张在未得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就将蒋放回南京，中共领导人显然还是颇多担心。
25日夜，毛泽东给前线军政领导人彭德怀和任弼时去电，通报蒋已被张送回南京的消息。内中说明：“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毛在电报中固然表示：“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但他同时亦强调说，这样做“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
次日晨，经过一夜磋商，中共中央亦就接下来的应对之策向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正式发出指示称：“估计到日本与亲日派的压力，估计到英国的立场，蒋介石仍有动摇可能，应极力向张、杨及其干部说明，只有张、杨、红三集团坚固团结，政治上、战略上善于机动与部署，才能最后击[倒]蒋介石的动摇地位，断绝[其]第三条路。”为此，红军主力行动仍应着眼于决战方案，执行原计划。毛泽东亦同时告诉周、博和彭、任称：无论是从督促南京撤兵，还是为应对万一变化，或是从便利红军扩大补充起见，红军主力都应继续由甘肃东北南下陕西西安至宝鸡之间，“用一切可能的快，集中于兴平、扶风、凤翔线，占领有利的战略形势。”“如蒋翻悔或不执行全部蒋军出陕甘(承诺)时，便于红军出湖北威胁之”。
毛泽东的这一部署几乎马上就受到了东北军方面的反对。周恩来就此致电毛泽东解释说：这是因为张学良临行前已讲定，一旦中央军后撤，“我军即在各原地待命”。“现蒋军在东线部队确已开始撤”，因此，红军原定南下计划必须中止，目前进至甘肃庆阳、合水、驲马关地域应就地休整待命。至于红军主力驻地，“张两日后回再商量”。
周恩来上述电报发出的时间，是26日晚7时。从电文中提到“张两日后回”一语，不难看出西安方面这时对张学良此行可能身陷囹圄的危险，几乎没有多少思想准备。周紧接着还致电中央解释了他和博古等在西安人员有此判断的理由。其电称：“蒋回后撤兵行动及同盟社广播所传蒋之表示三点(蒋在西安甚好，张杨非为私，不管政府面子如何，所解决者均关国家民族大计)，证明确向好转”。“因此我们认为野战军休息几天，使胡军无所借口的撤走，待张回再议红军驻地，对于整个局势十分有利”。
依照周恩来电报的意见，毛泽东于次日凌晨致电彭、任，说明：“据西安电，蒋回洛后确向好转，表示张、杨非为私所解决者，均为国家民族大计，军队已开始向潼关以东退，我军驻地待张回后商量解决为好等语。似此野战军可暂在庆阳、西峰、正宁、宁县地域休息待命。” 正是基于西安方面提供的种种信息及其乐观估计，中共中央于27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也做了基调乐观的“西安事变解决问题”的报告。他上来就肯定了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说“如果没有革命性，他的解决也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说事变的最大收获，就是“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了内战”，“蒋介石的威信地位降低了”，“我们的地位提高了”。虽然，蒋的动摇还没有最后结束，但是，毛确信：“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的取得了领导地位，取得了有利形势，我们应利用这一形势，展开全国形势，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起来，成为抗日的核心。”
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会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等文件，内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亲日派”，目的是“用蒋之力量实行结束内战转到抗日”。而西安事变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即“蒋及蒋系欲恢复其已经丧失之威信与权力，不能不依靠左派及西北革命势力才能裁判已经膨胀之亲日派势力”。据此，党目前任务，一是要“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战撤兵、改组政府、联红抗日等;二是要“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
据此，注意到蒋介石26日发表《对张杨训话》一文，只字不提他在西安所做的允诺，毛泽东及《红色中华报》还专门发表了文章和社论，公开予以批驳，要求蒋必须“不打折扣地”“履行其允诺”。
对中共中央的形势估计和政策方针，周恩来、博古等随即也很快致电中央，表达了同样的，并且是更为乐观的看法。他们明确认为：“西安事件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这包括：“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国内统一战线之初步的局部的形成”;“陕甘两省有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蒋介石允诺的孔祥熙、宋子文过渡政府建立在即，因而提出，我方应立即开始准备去南京谈判之纲领、向各方活动之方针及其具体人选，并须抓紧推动发起促成抗日救国会议的群众运动，以便使党的工作迅速从陕甘扩展到全国。
紧急应变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在西安所做允诺，虽然是在生命受到威胁下被迫做出的，其回宁后亦并未全不认账，两宋一度也在设法落实他们承诺过的话。问题是，蒋在西安从未直接参与过所称“六项允诺”的具体谈判，两宋口头允诺与蒋实际允诺的内容，难免会有相当差异。再加上两宋允诺也未形成具体文字记录，故事后杨虎城、周恩来、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先后提到或公布的版本，不仅文字上，就连内容上也有不少出入。由此也就不难了解，围绕着这一问题，西安三方与蒋介石之间，可能发生怎样的纠葛和冲突。实际上，蒋刚刚回到南京，就已经与张学良因此发生冲突了。
12月27日，蒋在日记中即有如下记述：“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过之心，余乃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当天晚上，张学良也在写给杨虎城的信里表达了对蒋未能马上践诺既不满又理解的矛盾心情。他写道：“京中空气甚不良”，“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甚于陕地者”。因此，“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还[圜]京中无味之风”。好在“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并且对在西安“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
12月31日，张学良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徒刑十年。因蒋向他担保很快会下特赦令予以特赦，宋子文也保证多等几天即可特赦返陕，故张学良还是对蒋践诺抱以期望。他这时甚至还曾给毛泽东去信称：“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属]顺利，俟二三日把政府做完，几天即回。”
而张学良和西安方面不了解的是，回到南京后，经反复考虑并与众多亲信商讨后，蒋介石在29日已下决心不放张回陕了。蒋在当天的日记中清楚地写道：“若复放其回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摇动”，且彼“可借口前所要求者，如有一件不行，彼即可叛变也”。何况，“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唯一之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而“西北动摇则统一之局全堕，经济计划无从实行，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矣”。
由蒋29日这段日记不难看出，蒋虽获释，但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冲突对立无论如何都难以避免。这就是蒋在日记中念兹在兹反复强调的，西安方面必欲要中央军退出西北，南京政府则必欲要驻兵西北，以成就国家统一。为实现统一之局，蒋不仅绝对不能让张学良回陕甘造成半独立局面，而且也绝难承认西安方面这时一再宣布的，所谓蒋已允诺将中央军全部撤出西北，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负全责的说法。
30日，蒋下令西线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部由甘北向陕西推进，准备进占宝鸡。次日，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即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说明中央军在向固原、隆德推进，请求甘北红军予以支援。对此，毛这时还有所怀疑，认为中间或存在误会，因红军情报此前确曾侦知何应钦已下令中央军各师在黑城镇、同心城、豫旺、宁安、中卫一带停止前进。因此，他一面复电王以哲，说明“此时兄我两部与胡军作战于大局不利，请兄速派员到李旺堡见胡，告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两军再不宜冲突”。他甚至劝王称：“如彼一意孤行猛攻固原，敝意宁可暂让出固原。”一面则去电周恩来，请周“写亲笔信派人经固原送胡宗南”，并“用朱总司令名义写信派人由隆德、静宁送曾(万钟)、万(耀煌)、关(麟征)”。
对这一情况，周恩来第一反应也是表示怀疑。他当晚致电中央书记处说明：南京方面的情况虽不很顺利，但大局仍在蒋、宋掌控中。已知“蒋回京后黄埔、CC均听命，无动静。亲日派颇活跃，并引日寇自重。宋氏兄妹在奋斗中。张须待特赦令下始回。蒋、宋今回奉化，似有促进政变可能”。
又过了一天，西安得到的周边中央军重又开始推进的消息更多了。不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当天还是专门发布命令，要求所部务必“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等之进攻，并将蒋介石已承认停止剿共联合抗日，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开放人民自由等条件写信告诉他们，并设法派代表见他们首长表示友爱，并称已奉军委命令停止对他们任何攻击，请他们亦勿再有攻击行动”。
直到1937年1月1日，毛泽东仍旧再度去电前线指挥官，提醒他们一定不要答应东北军配合作战的要求，并且说：“我已去电东北军，应与胡宗南修好，供给其粮食，如胡定要打固原，应放弃固原让他南下，红军同此政策。”不过，他对中央军重新推进的消息也一样有所担心，故专门以自己和周恩来两人的名义，致电受命在上海、南京与国民党当局直接联系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请其速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陈立夫进行接洽，说明：“红军全部已集结训练，静待划定防地，准备抗日，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民党区域之企图”。“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委员长新政权之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这“将给民族国家及国民党以极大损害”。他在电报中要求潘明确告诉陈：“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的立场上”，“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但是，到了这一天晚间，尽管也有消息称“张二三日内回陕”，中共领导人还是相信“政局起变化了”。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称，南京似有意以王树常取代张学良主持东北军。“如王代张属实，则何(应钦)令各军在原地待命即在威胁东北将领受命，并逼使东北西北两军各起分化，或造成一部内战，然后以内乱名义解决西北”。对此，毛泽东午夜过后连电周恩来等，强硬提出：“应立即通电拥蒋迎张反王，并准备以王以哲或于学忠代张职”，“力保西安胜利为第一着”。他同时也告诉周等：“昨日何应钦令刘峙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本日何又令李黔庵称，张、杨已与红军联合，形势紧急，(令)该军以演习为名，秘密向洛南前进。”因“中央派大员往前方改编，为使该部易于就范，应充分为军事之准备。”
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首度对政局突变做出基本判断。称：“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李毅(指张学良——引者注)，进攻西安之危险”。“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对蒋的态度还要看一下，目前方针“还是要争取他”。但对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站在防御的立场上紧急动员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准备共同对敌。
2日白天，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商定，“由杨领导分电蒋、宋，提张速回(的要求)，并派人向蒋系活动，反亲[日]派。”同时，军事上东北军、十七路军暂守原防不动，甘北红军主力可秘密南下陕西，经马莲河向旬邑、淳化集中。据此，中央军委主席团电令彭德怀及各兵团首长：为防御亲日派进攻，巩固西北抗日联合之胜利，“野战军应根据周副主席与杨主任虎臣[城]商定之计划，从明三日开始秘密向旬邑、淳化二县集中”。
2日深夜，周恩来报告张学良负责联络南京方面的代表鲍文樾带回来的消息称，张学良已失去自由，蒋介石、宋美龄已回奉化老家疗养，宋子文业已离开南京去沪，黄埔系中且有报复派，中央军西进已证实，何应钦等事实上在南京主导一切。因此，杨虎城已不得不决心备战了。
次日午后，中共中央对形势变化的判断已基本确定。张闻天与毛泽东在联名发给王稼祥的电报中指出：“南京亲日派当权，改组政府暂时无望。李毅被扣，撤退之兵重新西进，陇海路又断，西安又处战时状态，红军正开进，准备作战。”毛泽东当晚一面去电王以哲说明：“时局变化，亲日派回师进攻我抗日联军”，已电令红军二十八、三十二军及骑兵团组成追击军，明日出动，经豫旺堡开黑城镇和固原附近，配合王军作战，并担任钳制西线中央军胡宗南各部的任务;一面则电示彭、任等，决定调十五军团南下陕南，与陈先瑞部配合，或准备打击正向洋县集中之中央军万耀煌、王耀武两师，或准备钳制正向商县进攻的中央军李默庵、李铁军两部。
军事准备
1月4日，南京方面在宣布限制张学良自由的同时，内定在西安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派顾祝同为主任，“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以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决定中央军进驻“由潼关沿铁道至宝鸡再沿渭河至天水秦安之线”，“以巩固豫鄂陕川之国防根据地”;东北军一律恢复西安事变以前原位置，即全部退回甘肃;十七路军主力则须移驻陕北。
方案确定当天，何应钦即通过徐庭瑶用电话预先告知了杨虎城，要求西安方面“发拥护通电”。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蒋实行的是“政治分化、军事压迫”的策略。考虑到东北军群龙无首，十七路军力量较弱，他提出：“我们今天不能完全站在调人地位，应一面团结三方，一面向蒋表示不停战、不放张回，恩来无法出去谈判。”惟在未开战前，我们只从旁帮助推动，“不直接出面”。
当晚，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一起开会讨论了作战准备问题，并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决定“西北抗日联军以万不得已时决以一部钳制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集团，集中主力首先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停止其进攻。”为此，东线从渭南、赤水至长安拟构筑七道防线，配置六个师的兵力，以巩固正面。同时集结步兵三个师以上及骑兵两个师于渭北，准备向南实施突击，争取歼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红军主力当秘密集结于淳化、旬邑地区，准备经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参加渭北决战，或经蓝田突击李纵队，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西线主要以王以哲和于学忠两部对胡宗南东西两侧形成威胁，并以红军一部尾随胡敌钳制之。北线，则主要以孙蔚如部警戒洛川、三原一线，红军一部警戒瓦窑堡、清涧一线。会议决定，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组成秘密的三人团，以为领导核心(张学良未归时由何柱国或王以哲代)，目前则根据张去南京前的手令，暂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另外，“为粉碎敌方造谣中伤和分化起见，建议在战争开始时红军番号及旗帜等即行改为抗日联军”。
中共中央这时对南京此举的基本看法可以从张闻天和毛泽东5日晚联名致电周、博和彭、任的电报中看得很清楚。电报认为：“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自1936年张、杨两军与中共红军先后结盟以来，始终是三方共同的政治目标。显然，中共中央这时仍旧相信，只要三方团结一致，真正硬起来，顶住对方的军事压迫与进攻，就能够迫使南京让步，最终成就这一目标。因此，中共中央一面以毛、朱、张名义转经周恩来正式通知西安方面：“基本上同意你们商定的军事计划”，一面也明确告诉周恩来必须坚持这一目标。其电称，我们同意南京用政治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1)立即撤兵;(2)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3)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为此，他们强烈建议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要赶紧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速发拥蒋迎张通电，署名包括各师长，表示非张回不能维持部队”。
1937年1月5日晚，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杨虎城、于学忠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众将领领衔发表了斥责南京方面挑动内战的通电。杨同时还分电蒋介石、宋子文、何应钦，以个人名义要求恢复张学良公权，允其重返陕甘复职。他委婉表示，张学良一日不回，军民一日不安，陕甘善后问题就一日难获解决，事实上表达了拒绝何应钦电话所提方案的态度。
但几乎在同一时间，南京方面却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决定的形式，公开宣布了西北军政组织人事任免及其“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包括西北军政组织变更和中央军、东北军、十七路军驻地安排等一系列具体规定。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南京方面并不只是“希望吓一吓”，来使西安方面就范，而是必欲一统西北军政，绝不退缩。这不能不让西安方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受到强烈冲击。张闻天和毛泽东明确认为，现在的问题已不止于张学良回不来和南京必欲派中央军进驻陕甘，最直接的问题是顾祝同一旦入驻西安，西北三位一体势将难以继续。“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因此，他们的意见是“坚决奋战，拒顾迎张”。为此首先必须严防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内部将领进一步动摇与叛变，同时应使“张、杨两军速向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
为了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及外线作战的特长，以打破中央军对西安的围攻，毛泽东再度提出：除以一部北上增援甘北的王以哲军，以一部分守陕北根据地外，“准备以主力(拟一、四方面军)出商(南)、洛(南)，控制陕、豫、鄂边境，留一部于渭北(拟二、四方面军)，战略上突破敌人包围形势，使平汉、陇海两路暴露于我面前”。“如敌人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在他看来，“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
当然，坚持并强调红军应置于外线及实行野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安三方在军事行动上难以相互信赖的问题。周恩来此前就多次反映和说明，东北军所属各部队来源不一，各部将领之间原本就互不信任，军长一级高级将领与师旅团营级别的中青年军官之间更是存在着保守和激进两派。五十七军参谋长这时也秘密告诉南京方面称，“此际东北军将领之意图，一要保全实力，二要保障张之安全”。但多数将领既对中共红军严加防范，也对张发动西安事变不以为然。因此，他就建议南京中央：鉴于“东北军中无论任何军师长都毫无统制之信仰与力量”，故“万不可给张回来”。他认为中央只须一面重兵施压，一面予以优待，“东北军即可软化”。
由此不难看出，东北军这时所以没有迅速瓦解，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部队里师旅团营一级中年轻军官多数信赖张学良，一心想要救张回来，因而才会有“前线东北军师团营长情绪极高”，“急愿一战”的情况。然而实际掌握着各军指挥权的将领们，多数却各有各的盘算。杨虎城虽握有张离陕时委托指挥的手令，并有中共代表的支持，实际上却只能起到一个会议召集人的作用。一方面，杨手下事变后只剩下17个团，且“士气不旺，战斗力弱，不能用之于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东北军有57个团之多，红军总团数与东北军相当，人数却不及东北军一半。因此，十七路军缺少战斗力，东北军整体不稳，这都极大地威胁着西安方面具体军事计划的实施与实现。
对此，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明确告诉周、博和彭、任：原则上应该照周恩来此前所提议，“不论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彼此间统以在抗日联军统率下的友军看待”，“在开战后凡依联军临时军委会的命令，红军与其他友军协同作战时，不论红军高级将领兼指挥其他友军或友军高级领兼指挥红军，两各方均应保证作战命令的绝对遵行”。但他提醒说，红军部署及作战必须注意下列各点：1.“一般的避免在同一战场作战，红军担任单独的一方面，可免去指挥不合拍，胜则见忌，败则见怪，泄露机密，相形见绌等不利情事”。2.“在不与联军的战略意图相违背下保持红军的单独指挥系统，此点有重要意义”。3.“红军的实际的人数武器数目电报密本等概守秘密，此事必须密告团以上干部遵守，以防泄漏于敌人。红军的位置及行动计划联军军委会不应下达与他军，以防泄露”。
由上可知，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面前的军事形势相当严峻。十七路军士气低、战力弱，东北军中级军官有作战欲望，但高级将领各怀异志。且红军与东北军曾几度交手，亦深知其战斗力与中央军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中央军如果真的发起大举进攻，内线一旦迅速瓦解，红军的外线作战势必反陷于严重危险之中。
和平呼吁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打算对西安方面采取战争行动。还在1937年1月1日，他就内定了“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西北善后方针。其具体策略步骤，随后也逐渐成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一面通过军事施压以表明中央的决心，一面要尽可能采取政治手腕，避免把西安三方都逼上绝路。而对西安三方，蒋这时认为最需要解决的，既不是东北军，也不是红军，反而是杨虎城及其所部。因为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最主要祸首就是杨虎城。杨之所以必欲与南京对抗，正是因为南京必欲控制西安及潼(关)宝(鸡)铁路沿线地区，而这里恰恰是杨及其十七路军起家之本也是其看家之所在。要想不动刀枪降服杨，就非用谋略不可。对何应钦所拟西北军事善后方案，蒋最不满的一点，就是完全不考虑杨的承受能力。比如何应钦的善后方案就完全没有顾及西安对杨及十七路军的意义所在，在善后方案中明确要求杨部退出西安，移驻陕北。为此，蒋甚至在日记中激烈批评何此一处置实属“愚劣之误国”。他对十七路军驻地问题所做的修改，就是加写了一句：十七路军“准在西安酌留一部”。
1月7日和8日，为让部属真确了解“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具体策略办法，蒋还进一步通过电报向东路军总指挥刘峙及行营主任顾祝同密授机宜。其电称：各纵队应依战略单位向各指定地区开进，“最初仅用压迫姿势步步逼紧，使其知中央已有决心，不能延宕之觉悟，然不必即时开火”。而应用尽一切政治宣传手段，包括散发传单和派人“向叛军杨、张各将领交涉劝导，使其不得不为最后之服从”。我之基本方针，是“战争应充分准备，但不轻易发动”。“使我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安城，然后相机再用根本解决(张、杨两部)，是为上策”。此着不能生效时，当通过军事进逼和政治分化，达到“使东北军能离陕入陇，使赤匪旁观中立，俾杨逆孤立心寒，然后攻之，亦不失为中策”。当非斥诸战争手段不可时，则“应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预定期限攻克西安，亦不容有所迁移也”。 那么，如何才能使红军“旁观中立”呢?在蒋看来，也首先要用谋略。即要“分化赤匪与张杨各部，使其不能一致”。为了使西北善后与解决红军问题分割开来，他花了几天时间考虑“对共党之策略与行动”，最后明确了“予之出路，以相当条件收容之”的具体办法。
事实上，几乎就在蒋命令各路中央军分头向西安方向推进的同时，即一周前，他就已经在让陈立夫联络周恩来，请周“从速秘密来京见蒋先生，面商一切”了。而传达这一信息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请中共代表潘汉年密告中共方面：“关于西安事变结束内容，及宁方对此事变善后处理之形式与手续，盼(中共方面)暂宅静默，以免外交发生困难及不利。”只不过，潘汉年此电过了四五天才被陕北的中共中央收到。而中共中央收到电报时，南京方面已经宣告张学良虽获特赦，但仍交军委管束，不得自由。故尽管潘当天曾再电毛、周，说明“南京决采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中共中央依旧认为“南京采取报复政策”，回电称：“对张欲赦又拘，此适足激动西北之军心与民心。”在此情况下，它不仅担心周去南京可能成“张学良第二”，而且坚持蒋非践行允诺，“维持西安商定之六个和平解决条件”，“立即撤兵并立即释张”，否则不同意与之交涉谈判。
但是，注意到1月5日南京方面宣布“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事态明显趋于严重后，中共中央的态度也有所松动。得知蒋介石专门指派中央组织调查科总干事张冲来西安向周恩来转达蒋邀请周去奉化密谈之意，毛泽东和张闻天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与蒋直接沟通的机会。他们虽仍表示“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但对张冲来西安事却高度重视起来。毛泽东不仅专门致电潘汉年，请其对张冲前来表示欢迎，而且特别去电指示周恩来与张冲接谈应注意的细节。强调：1.要“表示，只要南京军不开火，红军决不向南京军开火，仍处于调人地位”;2.要“一口咬定两党关系蒋已明白确定，此外只商细节问题”;3.要争取“让汉年、张冲多返往几次，不与决裂”。
受此影响，6日上午，周恩来也建议中共中央赶快致电潘汉年，说明“战机紧迫”，欢迎张冲“飞陕奔走和平”。他并主张中央要在电报中“告以只要蒋以亲笔信承认先撤兵释张保证政府(不必一定要实现，有蒋亲笔信即不怕他)，恩来即可飞宁或奉化谈商一切”。对此，张闻天、毛泽东虽仍不同意周去南京，但他们也开始认为“内战恐不可免”了。因而，7日以后，他们已不能不开始做出一系列紧急部署和动员。除调动部队、规划作战方案，和与东北军、十七路军进行种种协调外，中共中央还大力开始着手做呼吁和平的政治宣传工作。
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要求“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当天，中共中央并就西安事变宣传方针具体指示北方局，要求“多方设法推动舆论机关、人民团体、国民党许多领袖与多数党员、各省实力派以及英法美在华人士，反对亲日派领导的自相残杀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对于具体宣传策略，中共中央也首度明确提出，务必要突出强调中共红军的第三者立场和作用。这包括要说明：
1.“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
2.“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联合抗日主张表示同情，但另一方面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找到更好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3.“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当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4.“为使中国从此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即应命令张氏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见”。“如南京政府不顾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在特赦令之后，又将张氏幽禁于南京，并将已撤之军队重新开回，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则内战之祸必将继起。这种内战应由南京政府完全负责”。
这一天，毛泽东还曾两电周恩来，从宣传技术的角度对西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意见。一是批评西安解放社广播过于尖锐，未能注意策略，不清楚“在没有开火以前，要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释张，和平解决，攻击锋芒应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对自己的备战认为不得已”，不能批评蒋及南京中央，更不能表现出好战的姿态。二是对周发来的杨虎城及各军长新的通电的文字做了修订，指出切忌站在与南京中央对立的立场上谈话和表态，如“不要说整个中央，要说‘中央部分同志’;说到中央军进攻时要说‘我们知道必有许多袍泽不愿内战而愿联合抗日，其进攻是属于命令’;说到蒋、张时要说‘我们愿在蒋、张领导下坚决为抗日奋斗’”云云。
1月8日，在潘汉年陪同下，张冲抵达潼关。惟因担心被扣，张并未前往西安，只是请潘去西安代为向周转达意见。周报告称：蒋介石让张冲转达的仅三事，一是张学良必须留京;二是西北问题将取政治解决办法;三是同红军的谈判可根据与周所谈基础继续谈下去，希望周到奉化密谈。周同时告诉中共中央，据潘汉年说，上海和平空气甚浓，因此大都认为蒋正在走上抗日道路。潘此前曾“数见毛子(这里当指苏联人——引者注)”，对方就明确表示，“蒋之所为与远方(这里当指苏联——引者注)意合”，“毛子急望我们和平”。据此，周称准备起草一封致蒋函托潘带回，“其内容仍以放张撤兵保证政府为见蒋续谈的条件，并说明只要中央军不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并愿斡旋和平。”他同时表示：“我认为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英美与日对立，仍是目前统一战线之关键部分。非至万不得已，红军决不轻易参战。但打来必予严重回击，一切都准备好，以坚持目前局面”。
毛泽东和张闻天得周电后当即回电，强调致蒋函1.“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2.说明“张回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请蒋注意此点”;3.“撤兵组府请蒋一力主持，不为外力所阻挠”;4.说明“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5.说明“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见蒋”。毛并再度提醒道：“措词不可太尖锐并须有恭维蒋初出时撤兵赦张顾全大局甚可钦佩的话，把主战责任放在何应钦一人身上，以留转圜余地。”
对于周所提目前应对方针，毛、张亦明确赞同，惟加上了“保持西北目前局面”一句，即改为：“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他们同时提出，此方针应使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主要将领及政治、宣传负责人了解，以“改正其‘左’的宣传”。
根据毛、张电示，周恩来分别在致蒋函和给张学良的信中再度提出了“撤兵释张”的要求。但他在信中亦改变了此前中共方面拒绝南京插手西北事务的态度，首度代表中共中央对蒋做出承诺，即说明：南京方面若能“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安主持”，则西北“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进行”。
危机毕现
中共中央这时不了解的是，张学良1月7日已主动向蒋提出甲乙两案来解决西北军事善后问题。其甲案是建立在南京政府继续“剿匪”的基础上的，主张如中央继续“剿匪”，则请“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他负责调出及整理。其乙案是建立在中央不再“剿匪”的基础上的，主张如中央不“剿匪”，可调杨虎城去甘肃，以中央军和晋军等驻陕，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他帮助整理完毕，即可交王树常负责。总之，他希望能就此将东北军调离陕甘，以免在西北乱局中被南京和中共红军分化瓦解。同时，这也可以减少蒋对他与中共红军关系的怀疑，而且这也是事变前事变后多数东北军高级将领再三向他反映的主要愿望。 张学良提出这种方案，自然也含有想要恢复自由的想法。他明显地想让蒋相信，东北军问题需要让他出面来协助解决。他特别告诉在他和蒋之间传递消息的戴笠称：“中央命令东北军回复去年十二月一日以前之防地，无异故意使与共匪接近，与匪打成一片，实属大错。”对东北军，只有他回西安“方能镇压”，否则一旦发生战事，东北军“将来必有二分之一的力量归附共党”。
蒋介石最初对张案，尤其是对由张出面协助解决东北军问题的办法并不认同。他修订后的甲案基本上还是自己原来的设想：东北军全部驻甘肃，十七路军各部移驻陕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全归中央军驻扎。乙案大体照张的设计，惟蒋对乙案并不重视。他这时似乎无意马上实现“根本解决”，因而只着眼于目前情况下西安三方能够接受的办法。
但是，两天之后，顾祝同和陈诚就先后提供了不一样的消息和意见。顾祝同电称：东北军高级参议谢珂和参谋处副处长受命携杨虎城函到洛阳见顾，除代表西安方面转达了若干要求外，两人秘密告诉顾：“东北军最近内部因失重心，无人统率，故人心恐慌，对杨氏及赤匪均难信赖合作”，因而多渴望脱离陕甘乱局。希望中央能另外指派驻防地点，以便能远隔杨虎城部和红军。陈诚也电告蒋说：“东北军对张已无信仰，对激烈分子已进行自动肃军。东北军最好东调，对东北军老人须善为安置。此次事变重要分子和次要者，中央示之以信，而安其心，东调非不可能。”
这时，蒋介石仍旧相信用军事威逼就能够达成政治解决西北问题的目的，因此还没有马上把张案交西安方面做选择。他一面函告杨虎城：只要西安方面“表示绝不割据独立，亦不破坏统一”，“接受中央(5日)命令”，“将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之组织公布撤销，所有宣传予以改正”，“军事善后等具体细目，非无商量余地”;一面专门告诫刘峙、顾祝同：“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至总攻击令，必须候中核定为要。”
到11日，蒋再得情报，称“西安近情全被赤匪把住，张部首受其害”。他这才意识到继续此前的军事压迫方法，未必压得服中共，如此难免迁延不决。他因此当即电令刘峙、顾祝同，要求他们对西安方面发出最后通牒。电称：“昨电以总攻击令未下以前，应避免前方冲突之意，谅已明察。但兄等在前方对逆方表示，不能不紧张激昂，并须限其解决日期，使其不能延宕。中意对其派来或我方派去之人，限定铣(16)日为最后之期，如过此则再无商洽余地明告之。”
12日，西安方面得到蒋10日致杨虎城函。周恩来报称：蒋坚持“要统一，勿割据”，称进兵非为内战，乃为“要此间接受中央命令，军事善后布置可改变，十二号以后非常组织(要)取消，宣传(要)恢复常态。”南京方面“剿共已不提，只言反动派”。西北善后可“一切与顾(祝同)商办，顾可合作。”对此，周报告说，虽然明知“顾之行营主任及中央军一部驻西北，乃蒋所必争”，杨虎城等还是准备就组织设置及人事提出建议，进行交涉。如打算请南京改以张学良正，杨虎城副，在西安设置行营;或行营主任仍为顾不变，但请改驻洛阳，在西安另设陕甘绥靖公署，张正，杨副。“关于防地，草拟东北军在咸阳、平凉、固原、兰州、凉州、天水地区，实际上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十七路在洛川、韩城、华县、西安、泾阳地区。红军在两延、肤、鄜、淳化、庆阳地区，一部在洛南，一部在凉州西。”西安方面准备做出的让步是：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并同意中央军驻兵潼宝铁路沿线。惟请少驻兵，“铁路警备至多三四团”。
13日，蒋介石正式将自己修改过的张学良甲乙两案交杨虎城代表米春霖带回，限期最晚16日必须做出选择。他在次日给杨虎城函中说：无论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张学良“皆无回陕之理”，“望勿再以此为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请兄任择其一。此外再无公私两全之道。至于兄等之要求，仍提交三中全会决定”。
据周恩来15日报称，米春霖携回张之二方案：(甲)东北军驻甘，中央军驻陇(公路)线，十七路军驻陕西，铁路除外，西安可酌留一部。如有顾虑，绥署可设三原。(乙)十七路入甘，东北军调豫皖。南京方面要求16日回复意见。两方案都未提到红军的问题。蒋已提最后时限，不接受就要进攻，但“杨对作战胜利无把握”。周提出，策略上应考虑转圜。他的建议是：红军问题可暂不提，应“将乙方案坚决拒绝，甲方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西安保留东北军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前伸至咸阳，但主要的是在军事上三单位之靠拢”。另外，考虑到第二天就是最后期限，他主张：“为要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于通电就职，同时将其他问题进行谈判。”
经中共中央认可，周恩来等16日下午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进行了紧急会商，决定遵照蒋之要求，杨、于、孙通电就职，同时宣布取消12月12日后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并急派鲍文樾、米春霖等再飞南京，以便与蒋谈判放张及防区分配问题。但与会者一致感觉，即使杨、于等接受了任命，在驻军特别是在释张等问题上与南京也很难达成妥协。傍晚时分，周恩来不得不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请考虑下列问题见复：一、蒋对防区让步，但坚不放张，是否决心打?二、蒋对防区让步，允张三中全会后回视事，是否接受?三、打有失守西安而屈服的危险(杨告我前线只能守三天)，是否还打?”
中共中央这时对军事形势的估计，是建立在电台14日截取的蒋介石几天前关于“非得总攻令不得进攻”的情报基础上的。中央书记处这天中午已电告周、博说：“局势有好转征兆。西安之外交应付与对外宣传，务请注意更放沉着些与更带策略些。”因为对战争危险估计不高，因此，对于放张问题能否谈妥，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杨、于就职后南京更加无名，条件略高无妨碍”，一面做好应战准备，一面也不必太过担心军事问题。毛泽东和张闻天建议：“向蒋交涉条件仍以你们前电各条为妥”，即主要是：“张回陕，顾驻洛”;“华县以西属张、杨军”。
据此，西安方面代表鲍文樾等17日呈送南京方面的解决方案除承认中央任命及取消临时组织外，坚持要求南京负责解决“张副司令出处问题”，要求东北军驻甘肃，十七路军驻西安周围，红军驻陕北，中央军驻潼关、华阴和只派三至四团兵力护路，等。
鲍文樾等提交的方案，刚一交到何应钦手上即遭否定。何的结论是：“陕方意见如此，似已牵入容共及陕甘特殊化问题，中央势难以采纳也。”蒋介石看到方案后，也马上复函严厉质问杨虎城称：“综合兄等要求之意，一则为西北之军事善后与人事分配，须一以兄之意为可否。二则限制中央军队之驻地，使不得越潼关以西。三则部队之人事行政与训练，均须一任各部之自由。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
看到西安方面必欲实现西北半独立的态度完全没有实质性改变，蒋介石转而开始着手部署具体的军事打击行动，准备诉诸战争手段了。其17日就有电令明确提出：“对陕仍应准备军事解决”，惟第一步，政治军事均侧重打击杨虎城部。他要求“先用空军全部猛力侦炸，昼夜不断……惟一面侦炸，一面仍发传单促其归诚向我，使之崩溃也”。
18日，鲍文樾等到奉化见蒋。通过谈话，蒋意外得知，杨虎城及东北军少壮派主要靠中共红军撑腰，东北军高级将领则急于脱离陕甘，并已有所密谋和计划。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当天再下命令：“绪战与轰炸日期须另行规定，不可即时开始。”蒋又给西安方面开出了新的最后时限，要求最迟22日，或杨虎城，或东北军，必须确实接受甲或乙案，以结束与南京中央的对抗。
20日，鲍文樾等飞返西安。按照与蒋介石商定的办法，他们当天对西安各方做普通汇报后，即应“约集东北军高级将领秘密(严防不稳分子泄露消息)会议”，“推定东北军总指挥及总参谋长”，并“决定军队行动方法(行进目标、行军部署、戒备方法与中央军之联系等)”。21日为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最高会议，达成一致的东北军将领应说明各该军撤退地点与方法，并会将行动大要秘密通报中央军。会后东北军高级将领均应回到各自军中，以便确实掌握部队，从22日开始全线移动，25日应达到西安城之西方，中央军同时达到西安城之东方。20日当天，蒋即将此一密谋的详细内容电告了何应钦、刘峙、顾祝同。但他同时也提醒说：“东北军届时果能照此进行否，尚未可知。故我方一面准备与东北军前方将领随时联络，一面准备星期六日(即23、24日——引者注)开始向西安杨匪部队及新城猛力轰炸。但对东北军阵地暂缓轰炸，只发劝其归诚与张汉卿(令其服从中央)之传单。”据此，蒋当天亦分别再致电陈诚、刘峙及顾祝同等，具体部署了中央军各纵队和空军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的具体安排。 至此，西北善后明显地进入到了一个极端严重的状况，西北三位一体之瓦解，以及中央军对西安城的大举进攻，都进入到了一个一触即发，而中共方面尚不知情的危险境地。
方针难定
几乎就在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开始部署进攻西安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一封由周恩来起草的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其中汇报了西安事变释蒋后自己工作的经过。电报将释蒋后至16日划分成三个阶段：“二十五日至年底，这时中央军确实撤退，允许张即回。年初至十号左右，军队重入潼关，监禁张学良，发布善后命令，战争空气颇为紧急。十号至目前为第三阶段，蒋派人两次来西安劝告接受中央任命，但防地等善后问题可商量，对政治意见则谓决不抹煞，可提出三中全会讨论，同时下令前方各军，非得攻击命令不得攻击，攻击令须中央决定。”电报表示，“我们方针仍为贯彻国内和平，团结一致抗日。杨于孙已发通电就职，取消临时组织，同时要求蒋回南京，张回陕西主持大计，并联络国民党左派桂川及其他实力派，联名向三中全会提出改变国策、改组政府等方案，一方面仍秘密的准备万一的自卫战争”。当然，电报说明：“红军(虽)未公开参加联军，但实际上三方面行动已有配合一致的计划……杨虎臣[城]等一般的都能尊重我们的意见。仅在南京向西安攻击时，红军才公开参加联军。”
也在同一天，即中共中央的电报还未发送到莫斯科的时候，它却意外地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前一天，亦即19日发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批评电。内中批评中共中央未能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方针贯彻到底，导致放蒋后中共与南京之间的关系不是走向和平，而是重又开始走向紧张和对抗。电报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党以前所采取的争取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办法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不正确的。尽管近来党对自己的政策作出一些修改，但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特别是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发出的指示证明了这一点。党实际上是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本身被看作是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被当作是反对南京的同盟，而不是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电报明确提出：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于“争取同南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日本侵略者”这一主要任务。因此，“在西安人的地区，不应进行共产党的公开发动;不应对蒋介石在西安做出的承诺发表议论;不应提出立即对日宣战的要求;不宜过分强调同苏联结盟的口号”。
紧接着这封电报指示之后，共产国际第二天又发来电报，更进一步提出了根本改变与南京中央政府对立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和军队形式的要求。电报用提问的口吻提出：“鉴于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在日本侵略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你们不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体制转变为在民主基础上的人民革命管理体制是适宜和适时的吗?”你们不认为，这样的转变才更“有利于团结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来保卫中国和建立全国民主共和国的事业”吗?
很显然，莫斯科方面相信，中共必须从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层面做出重大调整，才可能彻底摆脱对蒋及南京的敌对思维，真正把“争取同南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日本侵略者”这一主要任务放到当前工作的首位上来，同时也才可能处理好自己与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于中共和红军，蒋介石也一直没有停止分化拉拢的努力。几天前，他刚刚通过潘汉年表示了他愿意有条件妥协的态度。潘电告中共中央称：“蒋对于红军(要求)驻延长、延川、肤施、鄜县、庆阳、淳化一带，一部驻凉州以西可完全承认。至一部驻洛南，因国防上某种关系，暂时难于允许。”惟希望中共能够劝说张、杨两部接受张学良所提两案之一案。蒋表示，“如红军不愿照上述两法向张、杨部队劝解，反而与张、杨部队联合作难，则不仅周与蒋所谈一切无从实现，且蒋亦不能制止南京讨伐行动矣。反之如红军确能顾念国家艰难，为整个民族着想，力劝杨主任接受上项意见之一，中央当视同一体，可让红军给养与中央军一律待遇，驻在上述地点”。
基于对共产国际和苏联这时政策方针的理解，潘汉年也就此特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我意西北问题不可久持。盖西北问题一日不决，整个抗(战)救(亡)计划无从实现，徒予日人以共同防共之借口。我方本当对内和平团结，对外一致抵抗之初衷，力劝杨、张部队负责者从整个御侮救亡着眼，勿持私见，以阻碍整个之实现。”
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对西北善后处理方针及其策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重要改变。
21日凌晨，刚刚与杨虎城等听取了鲍文樾等人汇报的周恩来、博古和王稼祥，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了蒋介石关于以22日(实为25日)为限，要求西安方面必须完全接受张学良甲乙中一案的又一个最后通牒。他们认为：无论接受哪种方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左倾者或将铤而走险，或将消极而散，右倾者则必降蒋。“如此我们将失同情而亦无法掌握其部队”。“如不接受，只有打。打则只能胜，不能败。胜的把握少，各方响应少且迟。败则东北军、十七路军必仍归分化。只能有一部为红军，而西安仍非我有”。他们反复讨论后的意见是：“原则上应接受蒋之甲案，但力争西安驻十七路军，及东北军能驻咸阳及其西，直到甘肃。”
但是，周恩来也报告称：“此间左派群情愤激主战”，“杨恐让步后西北被分化，亦有战意”，“东北军军长除缪澄流外，均有战意”。故与杨虎城最后还是商定，在基本接受甲的同时，仍要派代表再飞南京，提出限制中央军入陕甘兵力等若干要求。如请中央军暂退华阴，以便西安方面的部队撤退;要求潼宝铁路沿线不驻多兵，十七路军及东北军能各留一部在西安，东北军留一部在陕境西兰公路之线。另外，仍请中央能给张学良以名义。
面对西安方面基本不能战，按共产国际指示亦绝对不应战的现实与原则，毛泽东已意识到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很少可能了。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早就看出，如果接受蒋之善后方案，让中央军进陕甘、行营驻西安，西北三位一体即再难维持。问题是，蒋是否真的能停止“剿共”并保障红军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呢?他不得不致电潘汉年，表达了这方面的严重担心。其电称：“我们自始即主张和平，决不愿意战争。”我们“并愿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可不驻商洛)……以后可移驻别处;(四)请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考虑到红军干部很难相信蒋之口头允诺，因此，他“要求蒋亲笔答复恩来一信”，表示“我们可保证绝对守秘密”。
潘汉年很快回电称：“关于你们二次所提一切，蒋先生请宋子文先生答复如下：”第一，“如红军迅予劝说张、杨部队服从中央统一计划，不再阻挠统一，则西安事解决后对红军当然一律同享(待遇)，并将联合抗日。给养、补充概由中央负责。何至疑中央军继续进攻?”第二，“防地仍照原议，只能驻陕北一带，凉州以西，陕南部队仍须撤退”。至于给养困难，国民党三中全会前由杨虎城暂行接济，三中全会后可另定新方案解决。第三，制止马步芳进攻河西红军问题，中央早有电令给马，“惟未见服从也”。第四，对于保证书，蒋明确拒绝，“一切概由宋先生转达，亦即证明蒋先生意旨”。
对宋子文的答复，毛泽东并不放心。他进一步详细解释说：“红军干部所担心的是继续剿共战争的危险问题，这种可能如果存在，则红军束缚于渭水黄河之间是危险的。因为现有红军实数即照过去一样仅发很少的伙食钱，每月也需要五十余万元。以后停止打土豪将绝无办法。这是第一。庆阳、淳化、富县、延安等八县粮食极少，多兵久驻，亦绝无办法。这是第二。因此要求：第一，蒋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我们并不要求商洛大道及汉中等要地，但请指定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上述各县本来大部是苏区。至红军主力则请指定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栒邑、淳化、中部、洛川、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十五县三镇”。“此外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亦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攻，则令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
就此进行的电报往还和具体交涉，直至26日都未能得出让中共方面满意的结果来。对方不仅拒绝提供蒋个人的保证书，而且强硬地拒绝了红军驻兵陕南和增加陕北、甘西驻地等项要求。潘电称：“关于整个驻地问题，彼方表示既托杨虎城提议在前，且除陕南地区外，余已一概承允，原议只说凉州以西，而今又说凉州、肃州二城，节外生枝，居间处者，认为无能为力”。“如我方肯退出陕南，彼方方能谈及目前给养与资助，如认为陕南地区不能作让步，资助事无从谈起”。另外，“归彼后经费给养，彼方表示可待三全会后，照人马实数，照中央军待遇支给”，目前具体多少数目都无从谈起。
至此，一方面国共双方交涉毫无头绪，另一方面西安杨虎城及东北军在潼关撤兵问题上态度丕变，蒋介石又怀疑背后实为“共匪之操纵与阻碍”，故怒而决定“对共匪要求规定经常经费与亲笔函证，严斥其妄，终止谈判”。
对于这种情况，周恩来这时虽颇感担心，但还是主张要“坚持不屈”。他提出：蒋若拒绝谈判，我“则一方面自动取消苏维埃，改变红军名义和编制，实行新政策，以向全国全世界示人以诚，同时也许在这样阶段中开展了全国救亡与民主的争论和准备;另一方面极谋筹款自给支持，在谈判停顿中找和平，以促进局势的开展与谈判的成功。万一南京诉之以武力，我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对其一无所惧，而成纯粹之自卫”。显然，由于远在西安，周这时还未得到共产国际19日指示电内容的通报，不清楚莫斯科方面坚决反对与南京取决裂的态度和做法。因此，他这时还在建议中央：“此事请告远方，并坚请代表团对远方外交及其可能确实的援助速告我们。”
艰难抉择
无论是从当初与张学良结盟，还是从支持赞助西安事变的初衷，抑或从释蒋后坚持西北三位一体、争取促成南京撤兵改府、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的角度，共产国际19日指示电都给中共中央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但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指示于1月20日到达，又非常及时。因为它恰好赶上蒋第二次最后通牒到期的前一天，打还不是不打，几乎全在中共中央当时的一念之间。
打，就像周16、21日两度谈到的，“打有失守西安而屈服的危险(杨告我前线只能守三天)，是否还打?”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率力、战力，“胜的把握少”，“败则东北军、十七路军必仍归分化，只能有一部为红军，而西安仍非我有”，是否要打?
不打，也像毛泽东21日之后反复去电潘汉年强调的，谁能保证蒋与南京确有不继续剿共战争的诚意?21日晚，张闻天、毛泽东联名复电周恩来时也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在这一问题上决策的艰难：“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内战。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局面，则不能让步。”次日，毛泽东还进一步以毛、周两人名义电告潘说：“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因此，如果蒋能对中共做出诚意表示，并切实通过“在防地分配及对张、杨二人之待遇上”实行“爱护政策”，中共方面则敢于保证：“他们决不会造成割据及妨碍国防政策”。“假如他们不对，我们当同蒋一道干涉他们。”
到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此前张、杨、中共所希望的西北独立或半独立局面的实现，都是建立在要么西北三位一体有实力拒止中央军进入陕甘，要么蒋践诺从此放手让陕甘自治这两个可能性上。现实决策之所以异常艰难，就在于这两个可能性其实并不存在。而这时，中共中央对此终于有了清醒的了解和判断了。
23日晨，红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彭德怀、任弼时和周恩来一起，在西安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左派分子”开会，讨论研究了对南京所提两方案的态度和应对问题。左派军官虽仍主战，而高层“讨论结果，一致认为即使接受甲案，也较破裂为好”。因为，无论是杨虎城及十七路军，还是东北军，都承受不起丢掉西安的损失。而打起来，所有人都同意，西安几乎肯定保不住。故与会者唯一的希望，就是想要在表态接受甲案后，至少能够说服蒋及南京不让中央军进驻甘肃，及在陕西能少驻军。换言之，让南京中央机构，包括中央军进驻陕西和西安，已成定局。让其入主陕西，不让其进入甘肃，实际上几无可能，故就情势而言，接受甲案，中央军入驻甘肃其实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指示，检讨自身工作。与会者几乎一致认为共产国际对许多真实情况不够了解，批评得不很准确，强调中共中央始终是坚持了和平方针的。包括共产国际批评的与地方实力派合作，搞逼蒋抗日，也认为是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特点。“这样逼，逼成了内战，当然不好;如果逼和了，那就是好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时的态度已变得相当冷静而客观。他承认，中共中央此前的工作也确有错误，如1936年抗日反蒋政策转变得不够及时和彻底;西安事变后发表宣言要求把蒋介石交付人民裁判是不对的;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但认为蒋近乎投降，把条件宣布是很幼稚的。至于现在，他担心的是具体如何才能真正和下来。陕甘及西安让中央军驻兵，是否就能实现和平?除此外还有高明的办法没有?
基于政治局所确定的根本和平方针，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25日专程动身从延安赶往西安附近红军前线总司令部所在地云阳镇，准备传达并监督贯彻实施。毛泽东当天也亲电周恩来等，强调：“目前谈判要点在要求陕甘不驻多兵与红军一部驻陕南。”为此，应“严重注意(西安)左派的过左情绪。”
没有想到的是，25日，按照蒋介石规定的期限，西安方面虽派代表到潼关与顾祝同、陈诚、卫立煌就具体实施甲案的方法与步骤，进行交涉，具体条件仍难完全谈妥，而蒋这一天却已密令顾祝同等：“如东北军至明日(二十七)日下午再不撤退……即为谈判破裂。先对东北军前线阵地及其前线司令部开始轰炸。”毛泽东当晚得到密报后，一时间既疑惑，又紧张。他一连两电给周恩来等，提出：1.“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2.“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3.应特别注意“西安退出后张、杨两军内部间及与我们间进一步团结，而避免可能的分化与分歧”。同时，他急电潘汉年，再度询问：“据你观察，蒋与南京是否确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此种诚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据周恩来等27日上午告诉毛泽东等称：宁方要求最迟今晨必须接受东线全线撤军要求。“杨认为毫无诚意。东北军左派师旅团长(约廿余人)认为非张回陕不能撤兵，否则宁玉碎”。但东北军将领王以哲、鲍文樾等主张接受，董英斌犹豫怀疑。基于无论和战都应由东北军自己拿主意的原则，周恩来请东北军将领连夜开会自决，结果也未开成会。鉴于东北军高级将领多数主张接受撤军要求，后由杨、何两人做出决定：潼关方向东北军10天内撤至渭河北岸，请张学良回陕见众将领训话一次，即全部开甘肃。然而，左派军官对此仍拒绝，一些人跑去前线部队中活动，造成前线军心不稳，一些部队已出现准备自发作战的苗头。周表示，这些情况一旦真的发生，东北军将领必然指责是我们的赤化政策造成了部队分裂，“我将陷更不利地位”。
在随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周恩来又进一步说明：昨晚虽向顾祝同通报表态接受宁方撤条件，事后“杨表示屈服后无前途，宁方不会抗日释疑，甚悲观”。东北军召集前方将领会议布置撤兵，结果多数少壮军官坚主非张回不撤兵。面对此种乱象，周亦十分为难，电称：“现在情形下，我们如参战，则背离主和原则;如和必失东北左派，前线便一时混乱”。“明日我还可去前方作最后劝说”。但目前唯一可能说服左派的，就“只有蒋速给张名义，并容许撤后让张来陕一行，晓喻其部下”这一种办法了。
毛泽东这时因为基本认同共产国际指示的主张，因此接周电后，他即接连以非常坚定的语气电告周、博及彭、任等：“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无论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并“请以红军代表资格向左派申言，为大局计，应即撤兵，否则我们不能和他们一道作战”。同时，毛亦致电潘汉年，特别强调说明：“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于、孙、何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汉卿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为东北军面子起见，蒋先生不妨让张来陕一次，立即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如前所述，蒋介石在27日也得知东北军内部在撤军问题上再生波折，“东北军下级官长要求张学良回部队”。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人“实受共匪之操纵与阻碍也”。但为避免因此导致此前全部交涉告吹，非打不可，他还是转取灵活姿态，马上电示顾祝同转告东北军各将领称：“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可保证必为其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但在此时万勿提出事实上不可能之问题，以延误大局也。”
蒋的这一表态，再加上27日张学良也有函电对东北军干部进行劝诫，东北军从潼关撤兵问题算是再度得以落实了。但意想不到的是，据周报告，28日“杨的决心又变”，影响到东北军内左派军官更加冲动，“非张回不撤兵，否则欲拼一战”。周恩来与他们“讨论一天未决”。晚上，何柱国、王以哲、高崇民等复与左派军官开会劝说，对方“仍顽强不改”。周恩来28日午夜过后再电中共中央称：目前情况，只有经过王以哲、何柱国去说服影响杨虎城，因为“只有杨转变及鲍、董努力，才能影响少壮派(同意)撤兵”。“否则，(我们)严守中立，万一工作不好，必失东北军、十七路军与反蒋(派)大部同情”。周除了亲自致电潘汉年转请蒋介石给以手书“保证撤兵后即给张恢复公权，发表名义，许张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一次”外，不能不急请中共中央帮助考虑更好的处置办法。
对此，已到红军前线总司令部的张闻天，与毛泽东态度完全一致。他明确主张：“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他提出：1.“提高杨虎臣[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对和平的积极性，并给以[指出]和平有利的前途”;2.“向左派公开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的行为”;3.“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之正确”;4.“对极少数不能听[说]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并“坚持不参加内战”。总之，他认为：“我们应为和平尽最大努力，尽调解的责任，特别争取杨及东北军稳健派，坚决站在和平方面，力争左派的一部或大部。”
而“为向各方坚决表示我们对和平的诚意”，中共中央这时还破天荒地做出了放弃在陕南驻兵的要求的重大决定。在陕南驻兵，以缓解陕北地贫人稀粮少的生存压力，并在西安及西兰大道以南、川陕鄂豫交界处保持一战略根据地，一直是毛在坚持和努力争取的一个军事目标。但很显然，24日政治局会议后，毛已经意识到这一坚持会成为国共妥协的严重障碍，因而态度已有所改变。据此，张闻天这时明确提议：“在陕南的红军主力即应开始从商县一带向渭北方面撤退，并由朱、毛对红军这一行动发表谈话”，表明“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的态度。
毛泽东随即电告潘汉年称：“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与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醴泉，第二步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依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周恩来当天也致电潘汉年转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说明自己正尽最大努力并在继续努力“使东北军干部服从撤兵”，并表态称：“红军全军均站在赞助蒋先生完成国内和平的任务方面，苟利于此策，无不努力为之。”
乱局底定
1月29日晚，西安方面已表态接受甲案，并决定了从潼关撤兵的时间与步骤，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前行。当晚，周、博致电毛、洛已经在提出随后应注意的宣传策略问题了。电称：杨虎城已接受我们的主张，并表示愿意做我们政策的牺牲品。考虑到和平可能实现，“现正商用张、杨名义发表宣言，红军与苏维埃似不必另发宣言，而只以广播发表谈话”。“我们红中社广播去谈话可不必用第一者口吻说是我们斡旋的，同对小开(指潘汉年——引者注)指示亦不必过分夸大党的力量，以防止万一消息泄露可发生以下影响：(1)刺激东北军十七路军;(2)失去众将领的同情;(3)使蒋难堪”。毛泽东接电后一方面去电潘汉年叮嘱：“我们斡旋和平事对外务守秘密”，“实际上张、杨、于、何、王均主和平解决，其他干部亦不是不服从中央，仅因张汉卿不回及防地过少而表示愤激”，蒋应“设法加以抚慰”;一方面他亦复电周、博，表示同意周、博提议，但提醒周：“用张、杨名义发表宣言，措辞要集中在服从中央及蒋和平统一御侮救亡的意见上，不可过分把西安政治要求尖锐的突出，引起国民党不满”。“对东北军宜以张汉卿和平解决电为根据说话，说明张之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还请周向杨虎城解释说：“此政策非我们的，乃张、杨与我们共同的”。“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奋斗。撤兵后蒋如再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他同时还特别让周告诉杨虎城说：“鄜、甘两城，甚至延长，彼需要时由彼驻兵，我们退城外。将来如有紧急，我们同他总在一起，决不分彼此。对东北军亦然。”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晚上，西安方面就有消息称，南京当局并不打算让张学良回陕。周恩来因此不可避免地又受到了主战派的极大困扰，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和战决策再度受到严重冲击。
30日上午九时，周、博电告中央：按现时情况及杨和左派的要求，我们恐需做两手准备。1.“为防止和平解决后南京万一的阴谋，或反对我三方面，决先以备战姿势集渭北岸。”2.“万一南京对我方进攻，不管其损于任何一方，红军必须参加此自卫战，决不坐视，并于敌对时决定自卫协定，以安东北、西北两军之心。”因此，“依目下情况，十五军团开始撤退的时间必须得我们通知后始可，执行该主席团给我们这一权限，否则三位一体将发生恶劣的破裂”。
对此，这时在红军前敌总司令部的张闻天马上致电毛、周，表示异议。他提出：“(一)今天我们的基点应放在求得和平，不应放在万一蒋方进攻的情况下，因此，我们今天向渭北撤退是实行甲案，保障和平。(二)只有在我方实行甲案之后，南京仍向我们进攻，破坏和平时，我方实行自卫战，不是无条件的自卫战。(三)为了以后自卫战的胜利，红军仍应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亲密合作，订立不妨害总的和平方针的实现的协定。(四)目前形势要求和平问题迅速解决，否则左右派离异，左派挑拨，蒋方不满，对我们均为不利。”
周恩来并不认同张的主张。他在下午再电中央军委说明：“形势已到最后关头，南京正在进行分化，指明此间已不要张，东西两军认为打有出路，撤兵弃张只有死路。两友军决心打，而红军不打更刺激他们。一部将反动，造成南京分裂西北联合战线的基础。东西两军已有红军出卖朋友的空气。”他明确提出，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冒失去最好朋友的危险呢?一旦我们与友军敌对起来，不仅有失去全国同情的可能，而且也未必能得到蒋的信任。相反，如果我们支持友军坚持要求张回陕训话及恢复公权因而与南京打起来，“我胜蒋可让步，我败则友军必不怪我，我可扩大，蒋仍可与我们谈判”。
当天傍晚，周恩来、博古专程赶到红军前敌总司令部云阳镇，当面向张闻天、彭德怀和任弼时等介绍了西安方面的情况。与会者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据此致电毛泽东等说明：“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如南京继续进攻，则我方实行自卫战”。“但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杨虎城及稳健派同意。他们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主抗战”。“我们现在只有两个方案：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因此同友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或者我们同他们一起打”。为不使友军变敌军，“我们今天只有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
对上述一面决定接受甲案，一面决定友军要打红军便一同打的主张，毛泽东最初明显有些疑惑。他复电周、博称：“据汉年观察，蒋无战之决心，重在政治解决。”故目前关键是西安方面“解决问题之至低限度究在哪几点，基本拒绝甲案还是基本接受甲案，而要求一些别的条件?例如(一)给张以名义出席三中全会，并回陕训话一次;(二)西安驻东北军一团保护家属;(三)甘肃不驻中央军;(四)蒋发手书慰勉保护爱护;(五)派代表见张后撤兵。究竟如何，望速复。”但紧张思考之后，他还是以毛、朱、张的名义复电，表示接受前方领导人做出的决定，即同意“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同他们一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愿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31日中午时分，周恩来、博古赶回西安。不料，西安两军内部情况又生波折。下午时分，周恩来两电给毛泽东，要求暂勿将前晚商定的同进退的方针告诉莫斯科和南京谈判代表张冲等，因事态又有了新的变化。直到当天晚上九十点钟，西安几方代表依旧争执不下。故周不得不电请红军各部原地集结待命，“最后决心明日电告”。
实际上，三方讨论竟夜，多数主和。第二天一早于学忠到，也坚决反战而主和。故2月1日午后，周恩来不得不电告毛泽东等，说明了这一事态新变化的情况，即东北军高级将领其实并无打的想法。
其电称：东北军最主要将领，时任甘肃省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的于学忠明确不赞成打，并且认为西安目前的激进氛围显示已被“赤化”，颇多疑惧。再加上东北军已有4个师长投中央，东北老派军人均反对打，杨虎城亦转而“表示战争无把握，且恐于学忠投中央后甘肃也失掉，故又复动摇。”结果显而易见，一度摆向激进的钟摆重又摆了回来。周傍晚前报告称，“经过杨、于等考虑及与顾祝同谈话，协商结果，决定履行甲案，求得和平。”具体措施为：“联军方面从本一日起开始撤收前线警戒部队到本阵地，准备续向渭北地区集结”;“俟张回训话后续向甲案指定地点移防。”顾祝同承认：“同意张复权授职并出席三全会”;“张可回陕训话，以便联军向甲案地区移防”;“中央军在西安不驻威胁的兵力”。
几个小时后，已经开始得到东西两方面前线部队的回报了，说明已在执行撤兵计划：“双方警戒线已撤回，二号撤渭北，三号撤渭南，中央军五号到渭南。现正西地区东进之兵(指中央军——引者注)于宝鸡，顾约六号可至西安。”红军方面业已按照命令，决定从三日开始移动，包括已进到陕南方面的十五军团，“拟于三号移动，经咸阳开淳化或灵台”。
再度出人意料的是，在西安的少数东北军少壮派，因愤于不能左右大局，又必欲阻止东北军撤兵，因而于1日深夜联名通电前线部队，“决定以武力贯彻副座回陕之要求”。他们声称，战争打响后，红军必能及时加入战斗，杨虎城部亦愿为争取张回陕奋斗到底，故三位一体绝对能切实合作到底。2日晨，他们一群人持通电文本打算挨个逼迫在西安的东北军主要将领签字认同，结果一开始即遭到反对。愤激之下，这些军官竟然枪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剿总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副处长宁学礼等数人。不难想象，此举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原本还存有形式的西北三位一体迅速瓦解，从而使西安方面再无和南京交涉谈判的实力资本了。
2月3日凌晨，因东北军数十名左派少壮军官在西安城内仍表现得气势汹汹，十七路军一些旅长亦公开支持并响应之，故周恩来等一边“严格批评杀王之错误”，一边还表示说，因对东北军、十七路军两军实际情况不明，“无法下决心”，故“主战主和仍要杨、于做主”。
时至午后，东北军前方部队不仅没有响应西安左派军官的通电，而且各将领，特别是王以哲所部，以及其他一些军师长，反而纷纷率部撤兵，有的部队还转向西安方向警戒，并开始捕杀自己部队中的左派分子。
鉴于此，周恩来终于意识到西安事变算是彻底结束了。为避免东北军回师后，在西安捕杀首要的左派分子，造成全面反动，他不得不劝说并派人将几名最活跃的左派军官秘密送去红军驻地暂时躲藏起来，然后报告中央称：“毙王事件东北军高级将领均欲惩办祸首，少壮派已悔过认罪，离队远避。”“东北军前线已撤退，和平前途谅可逐步实现”。
2月4日，这一天，周恩来正式电告张冲：“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可逐步实现，杀王事件东北军各将领均欲追究祸首，激烈派已悔过请罪，离队远避。”“红军在(陕南)商县以东者早已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七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四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很显然，他已经很清楚东北军未必会继续留在西北，三位一体非瓦解不可了。在给中央的电报他明确写道：“蒋对西北领导必着着进逼，最后有接收甘肃可能”，“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甚至有东调危险”。
多半是出于一年多来一直与王以哲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电报往来关系，再加上对争取东北军多数将领仍存有某种希望，毛泽东刚一得知杀王左派分子躲入红军驻地，就表现得十分不满。2月4日，毛泽东一连三电吊唁王以哲。同时，他以洛、毛联名电的形式致电在云阳镇的博古，强硬提出：“杀王首犯应交出正法”，“杀王同谋犯我们亦不能收留，当送往各县为宜。”得知这几个左派分子是周送去的之后，毛次日又再度电周，强调：“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从犯我们也不能收容，可派往各县。”
对此，周恩来于6日下午复电中共中央，详细说明了他所以不赞同交出这几个杀王嫌犯的原因。其电称：二二惨案后少壮派溃乱，高福原被杀，四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受左派影响的政训处和张公馆机要人员跑光，重要文件散掉，特务团、抗先队被迫躲去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成员都表现恐慌。而老派将领纷纷投降出卖，骑十师叛变抢劫，蒲城沈克师引中央军到岐山、武功，鲍文樾、马占山亦分裂东去，刘多荃、缪澄流两部转向西安警戒，并扬言要解决特务团，吴克仁亦有此言。何柱国公开说东北军坏话，准备卖张降蒋，于学忠无统一东北军能力，对双十二及张(学良)亦不满。董英斌及总部人员与下级干部处境孤立，地位极困难。东北军已面临极大危机，因此他认为，我们“不宜再打击左派，长右派气焰，而更便于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化”。
当然，随着2月9日顾祝同及行营人员开始在西安办公，双方正式启动两党谈判后，继续争取和团结东北军的条件也很快不复存在了。3月初，东北军全部东调豫皖。之后，连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撤销了，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并得批准，但仍交军委管束，并无自由权利。
但自西安事变以来近两个月的经历，终究让中共领导人见识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2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度讨论总结党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没有像上一年12月27日那样再讲全盘肯定西安事变的话，而是一致强调西安事变是有过两种发展前途的，一个是内战，一个是和平统一。在他们看来，左派(杀王)事件的发生，就说明内战的前途一度确是存在过的。他们承认：“我们在部分的利益与整个利益的联系上，有时表现有些动摇”，“对左派(分子)没有做坚决的斗争”。现在，西安事变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正是“由于我们方针的转变”，即摆正了部分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从而把与南京之间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真正摆到首位上来了。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杨奎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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