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9年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号角在中国吹响,伴随着中国人民反侵略求民主的探索,我国女性日益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华民族近代化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在此七七事变82周年之际,我们回望过往的血泪与痛苦,然而“重温历史,不是为了仇恨,是为了汇聚和平力量”。如今中国发展迈入新时代,欲在风谲云诡的当代社会踏步向前,女性力量必将不可或缺地成为大国底气的力量源泉之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女性先驱血与泪熔铸而成的历史启示,更需现代人继承与弘扬。本文主要论述了抗日战争对中国女性解放的重要意义,以及其对新时代中国女性力量建设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妇女被束缚在封建礼教之中,“解放”二字在漫长的历史中遥遥无期。随着英国船舰的炮火敲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中国开启了自己的近代化历程——这种近代化一直带有强烈的被动色彩。中国妇女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取得一些解放的成就的,虽然不可否认,她们的崛起也是历史提供的机遇,但仍需关注的是她们对于适应历史潮流的主动性、自发性与顽强性,这也是中国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紧密相连,对于如今新时代妇女事业具有一定历史借鉴意义。
一、抗战对于塑造中国女权思想的独特作用
“女权”一词事实上起源于法国妇女运动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别名玛丽·戈兹)于1791年9月以《人权宣言》为蓝本所发表的《女权宣言》。从这一时间来看,西方的女权运动比中国早了一个世纪左右,在领先中国的这一百多年里,西方工业文明下的生产力迅速发展,使资本主义女性“摆脱繁重的劳动,留在家中成为幸福的家庭主妇,并获得更多高等教育的机会”,具有同时期女性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也使她们所创立的女性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贵族气息和精英味道”。这样的女权文化传入受“三从四德”束缚已久的中国传统社会,加之当时国情的不同,必然会受到地域性转化。在此转化过程中,抗日战争所代表的民族磨难是重要的催化剂——催生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女权思想”。
尽管很早玄庐在《劳动与妇女》中指出“女性的没有社会”,并且提出“我们历来埋藏着的本能,已经和世界潮流起了应声了”,但是受传统封建思想的长期桎梏,中国的女权意识并不普及与深刻。这一点可以从《少年世界》中看出:“这样的运动,趁五四运动名气稍着的时候,又稍稍发动了一些。当时的女革命家,固然奔走呼号的厉害,奈何只是上少数,让最大多数的妇女,确实都是深闺做梦,并且因为不会彻底了解,所以有许多运动参政的妇女以为是时髦。”剧烈的变化发生在抗战时期,此时的社会忙于艰难抵抗,对于女权运动的呼声与思潮并不轰轰烈烈,但却取得了女性解放客观上的进步——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事务之中了。这一点与抗战下的人力短缺与民族危亡具有根本联系。由抗战推广开去,近代中国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增加,女性意识也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不断增强。对此,王绯指出:“中国女性的阶级、民族、国家的群体意识总是高于或超越于其性别主体意识,甚至中国女性的觉悟和行动总是要借助于超越性别的社会革命来带动和促发。”
由此可以很明确地看出,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或者说女权意识,并非像西方那样强调男性与女性权利单纯的对抗,而是更多地单方面强调女性与国家、民族的紧密联系,即“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始终同民族解放、人民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女人的女性意识通常包含甚至于淹没于民族意识、社会意识和阶级意识中”。
二、抗战时期女性解放的表现
《民族抗战与妇女的任务》明确指出:“我们既已承认了目前这一阶段——民族抗战的新阶段的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神圣的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完成中国民族的真正解放运动。那么我们就应该切实地布置我们在抗战中应担任的工作了。”抗日战争时期,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学生到城乡妇女,各阶层、各年龄段的妇女同胞们都被动员起来,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抗战。
首先,女性解放便可从女性参与抗战的角色中窥见踪迹。吹响女性解放第一声号角的便是《放脚歌》。1933年的《改良风俗与女子放足》明确提出“放足”一说。接着中共便广泛利用群众大会、宣传队、漫画、歌曲、戏剧、板报等多种形式来鼓励放足,培养典型,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在此社会氛围的影响之下,女性解放从“身体解放”开始,用一双“自由大脚”奔走到抗战事业的角角落落。没了裹脚布的束缚,她们是护士,是士兵,是文艺创作者。
在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影响下,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护理专业中男护士居多,女性从业者则较少。抗战爆发后,中国军护制度的缺席问题逐渐暴露,专业医护人员人数始终跟不上前线的伤亡情况。此时,政府不得不寻求专业人才以外的资源,要求高中以上学历的女学生学习军事看护课程,通过短期的救护训练,迅速补充战时的医疗人力。与此同时,1936年起,全国各地的社会救济团体和妇慰总会、妇指会等妇女团体也担当起了协助战地救护的工作。1943年,政府终于建立起以招收女性为主的军护制度。
其次,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的解放在战争大背景下注定饱含辛酸,对于女兵来说更是如此。她们在战争中经受着比男兵更艰苦的磨炼。以新四军女战士为例,虽然绝大部分女兵属非战斗人员编制,但是由于新四军处在日军、伪军、国民党军队的夹缝之中,女兵经常参与军事行动,行军、转移,通过日伪的封锁线,对付日军的“扫荡”。工作中的她们不仅和男兵一样行军转战,和男性干部一样承担各种工作,还要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这一时期上战场打游击的女兵战士,真正是“革命和革命战争,也从来都不光是男人的事业”的生动写照。
另外,同一时期,城市知识妇女也积极展开了下乡工作宣传的行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江西省妇女抗敌后援会、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各界抗敌后援会慰劳工作团及伤兵管理委员会慰劳课等妇女组织,以“牺牲”“服务”为宗旨,积极投身于计划、应酬、筹钱,当文书、当会计,会写会讲、接近群众,投身于动员基层的工作之中。
除此之外,抗战时期也成为中国早期女性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从辛亥革命秋瑾《勉女权》的“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开始,女性解放思想便已经开始萌芽。抗战时期国统区张爱玲的《金锁记》《传奇》、苏青的《结婚十年》等都是女性早期文学的杰出代表。她们以新女性独特的文笔与思维,以文字之力进行着女性解放,对未来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包括萧红、王莹、延安抗大女学生在内的知识女性,还创作、拍摄了一系列抗战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生死场》《旷野》,话剧《包围大武汉》《炸弹》,以及电影《风云儿女》《八百壮士》等,吹响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号角,动员和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三、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与启示
“不强调性别对立,更关注国家利益”——这样颇具奉献精神的“女权意识”,根源于传统,衍生于历史,发展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形态。然而需要明白的是,女性意识的“非对抗性”并非意味着中国女权不再重要,抑或任由性别不平等蔓延,而是在相对稳定中把女性的力量日渐更多地纳入中国梦的奋斗进程之中,这一点仍须社会各界为之努力。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的发展直至今日中国步入新时代,女性的力量愈发受到关注。她们是母亲,亦是劳动者:一方面,女性更多地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工作;另一方面,对于家庭来说妇女,的作用更显独特。与女性作用一并发展的,将妇女融入国家命运的女性解放思想如今也有了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同促进男女平等发展的历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我国妇女事业发展具有更丰富的时代内涵,使我国亿万妇女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担当。”揆诸当下,尽管我们在保障妇女权益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不可否认,直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做到完全保障妇女权益。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称,中国职业女性的经济机会分数为0.657,全球排名为第81位。成绩可喜,问题尚存,国家和女性两个主体此时正待发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历史,未来就会如何记录今天。昔日,中国在抗战炮火与巾帼英雄的血泪中含泪向近代化前进;未来,我们将紧握历史遗贝,铭记巾帼先辈的无言教诲,坚实广大女性的步伐,以女性之力助推中国更加自信从容地走向时代辉煌。
本期作者:王馨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学生
指导教师 栾梅荣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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