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圣雄 | 军事委员会的战争情报及其组织——以徐州会战为中心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23-03-17 16:27:44

　　内容摘要

　　情报是战争运行的关键要素，由于情报的机密性，过去研究常倚赖回忆文章，惟或因记忆，或因刻意，此类史料错漏难免，建基于此的著作，乃易受歪曲。本文以档案为基础，藉由徐州会战之例，全面且细密分析军事委员会于单一会战获得的情报，并探寻这些情报对指挥之作用。

　　本文指出，战时国军各军事情报机关虽高度分散，但多统合于军委会之下。依照呈递方式的不同，大概可以区分为两个体系：一为经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上呈者，另一为经委员长侍从室上呈者。前者如电务组所截收之国内电报、密电检译所截收之日本电报，及中统局派驻地方的密探报告;后者有军令部、军统局、国研所及其他情报。整体说来，情报量虽多，质却未精，可见被视为前现代部队的国军，其情报工作之发展与限制。

　　关键词

　　蒋介石、军令部、毛庆祥、温毓庆、戴笠、王芃生

　　一、前言

　　战争之胜败，有形力量火砲、战车、飞机、枪械等的质与量，影响很大，而无形的训练、士气、反间，作用亦大。情报，属无形力量，在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盖统帅自计画乃至指挥，无一不是以情报为基础，若情报品质不佳以致敌情不明，统帅的战地部署便犹如瞎子摸象，势难有效遂行指挥工作。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已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做了相当布置，情报机关的建立为其一环。战争爆发初期，国民革命军(国军)军事情报机关分立，并未统一运作。在中央，要者有参谋本部第二厅(后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国研所)等;在地方或前线，各战区、省政府或各级司令部，亦有专责机关负责情报业务。

　　中央军事情报机关所能提供的资讯，可谓五花八门，国内情报如各地方军系的情报、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国内经济情报等;国外情报如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日本陆海空军情报、驻外使馆提供的情报等。这些都对国军的决策，有所影响。

　　情报既为战争成败关键之一，受到学界重视可以想见。战时军事情报机关及其组织运作，相关著作甚伙，惟因情报机关的机密性，许多档案接触不易，故相关论著多基于情报人员事后的回忆。回忆资料，或因记忆，或因刻意，错漏难免，建基于此的著作，乃易受歪曲，若能搭配档案做研究，或较适宜。近年来，随著史料的开放，运用情报档案进行研究，渐成潮流，相关著作举要如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党、日本军――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国民党情报组织的成立与发展〉(2013)， 或张瑞德〈侍从室与国民政府的情报工作〉(2015)。前者综论中国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发展，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及日军的影响;后者利用丰富档案，全面梳理侍从室的情报工作，并述及各情报机关的情报整合。

　　至于战时军事委员会(以下或简称军委会)面对单一会战的情报，相关研究甚少。较重要者，如刘熙明〈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一文，大量运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分析豫中会战前期军委会所获情报。该文论证扎实，惟所著重者，主要为军令部的情报。

　　其实，战时国军各军事情报机关虽高度分散，但多统合于军委会之下。本文仍採档案研究情报史之取向，以军委会为探讨对象，分析其下之情报机关有哪些?整体结构如何?各机关情报来源为何?内容为何?并分析各情报的准确性，以及对军委会指挥判断的影响。随著战争时间的过去，军委会情报组织的构成不断变化，为便于分析与聚焦，本文以徐州会战(1938年4月16日至6月6日)为探讨中心，而台儿庄之役(1938年3月14日至4月15日)为徐州会战的前哨战，亦纳入讨论。

　　二、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

　　军事委员会是国军战争运行的核心，其获得情报的方式不少，多数是指名呈送委员长蒋介石。大量的讯息，蒋不会直接阅读，而是先经过侍从室整理、判读、过滤，有些迳办，有些存查，部分摘由呈蒋批阅。

　　情报除了透过侍从室上呈，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的情报，不透过侍从室，可直接上达蒋本人。军委会办公厅之职掌，係命令文书之呈递传达及总务、警卫诸事宜， 其机要室负责整理机密情报，转呈蒋介石参考。主要情报来源，是透过电报截收与破译获得的国内外情报，另有派驻在天津、上海等地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情报人员回传之讯息。

　　1932年军事委员会复设之时，委员会内便设置办公厅。1938年1月军委会改组后，仍置办公厅，内有机要室，由毛庆祥担任主任秘书。毛是浙江奉化溪口人，与蒋介石同乡。蒋早年留日期间，曾获毛庆祥之父毛绍遂(号颖甫)多次资助，因而蒋于事业有成之后，力加培植毛庆祥，助其赴日、法留学。毛归国之后，担任蒋的机要秘书，并负责统筹电报侦蒐工作。

　　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国府)国内电报的侦蒐研究，始于北伐时组织的特别小组，由温毓庆负责，后由毛庆祥接手。时唐生智反蒋，将若干攻击蒋介石的密电电文发表于报纸上，特别小组将这些资料连同电信局的密码电文，详加比对研究，最终破解其密码组织。其后，每当北伐军占领一处，特别小组便会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接管当地电报局，获取该局所有电文底稿複本，再以此为基础，进行破译研究工作。北伐之后，密电研究持续，温毓庆藉李宗仁、白崇禧办事处出身的报务员，破译了桂军、西北军、东北军等军系的电码。 1930年，国府成立秘密单位电务组(股)，由温毓庆妹婿黄季弼主持，一面研究，一面侦收;研究对象，皆为非蒋嫡系的密码电报，当中并包括共军的密电。

　　国外电报的侦蒐研究，始于1936年成立的密电检译所，仍由前已述及的温毓庆负责。温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熟悉无线电技术业务，曾任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参事、交通部国际电政局局长， 时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负责筹划建立国家第一座无线电台。其每日下午于电政司下班后，便到密电检译所此一秘密机构研究日本电码，并利用电政司司长职位，下令各地电报局将经手发出的日本使领馆密电稿，抄送一份寄电政司，由其秘书王维钧带至密电检译所研究。经过温及其团队多方探索分析，成功破译了日本外交电码。密电检译所藉此业绩而扩大，技术精进，又进一步破解日本外交使领更複杂和较重要的密码组织。惟日本陆军师以上电台发出的密电，组织相当严密，该所始终无法破译。

　　电务组、密电检译所的情报，由身任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主任秘书的毛庆祥每日彙整〈机要情报〉上呈。这批情报档案，完整典藏于国史馆庋藏之《蒋中正总统文物》，名为〈委员长已阅机要情报〉。在档案中，可以看到截留日本电报之译文、非蒋介石嫡系相互间通讯等内容，涵盖范围相当广泛。其中数量较多者，为电务组截获之桂系内部通讯，以及密电检译所截获之日本外交情报。以下将呈现二者情报的内容，并另述〈机要情报〉内容另一大宗――中统局的密探情报。

　　(一)截获之桂系内部通讯

　　桂系为国府地方重要军系，与中央关係若即若离，其于各地布建情报人员，探查中央或日本、国际情报。这些情报人员中，最重要的是在上海的何益之。此人化名夏文运，原是日方译员，经过桂系领袖李宗仁亲自吸收而成为桂系敌后情报员。中日战争爆发后，何益之以他多年与日方培植的友谊，与日本少壮军人和知鹰二等相结纳，从和知等人获得军事机密。何并于日籍友人私寓，设置一个秘密电台，与李宗仁通讯。

　　李宗仁日后回忆，何益之的情报迅速正确，在战争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日军进攻徐州、皖南、豫南、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瞭若指掌”，“其后应验也若合符节。” 李对此相当得意，每当第五战区将这些情报转呈中央时，中央情报当局尚且一无所知，因此军令部曾迭次来电嘉奖李下辖的情报单位。

　　究竟李所说的情报，是否如此神准?由于桂系情报，已为中央所截获，而中央截获后上呈蒋的这批档案，即前述〈机要情报〉，足以研究李所说的实际状况。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电务组的黄季弼便截收到桂系情报，经毛庆祥呈报蒋介石。此一1937年7月12日由和知鹰二发到桂林给李宗仁、白崇禧的情报，提及当前华北情势，并判断中日关係渐趋严重。之后，毛庆祥不时呈报桂系情报。

　　台儿庄之役爆发前、1938年2月，一位名为傅少伟者，致电桂系另一要人、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等，报告日方情报，该电文为电务组所掌握。电文呈现日本陆、海军之不协调，海军坚主进攻广东。此一电报，有其价值，因日本陆、海军的确不协;不过，情报呈现日本海军欲进攻广东，实则1937年12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曾经有此意图，因海军反对而终止，此时并无此一计画。

　　其后，桂方情报多次提到中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动向，同时提供日本战略动态，显示日本大本营有意攻占徐州、打通津浦路。这些情报，有真有假，如一则云畑俊六订于1938年2月17日至上海接替松井石根任中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此消息十分准确。惟关于松井石根运作发动津浦线战事的情报，并不切实;当中时而显示大本营令松井发动战事，时而呈现松井被召回，显有矛盾。是时日本现地军的确有意继续发动进攻，北支那方面军极力主张沿津浦线南北发动攻击，但大本营认为兵力不足，予以拒绝。当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主流构想，为整顿、重新编成作战部队，从容不迫进行持久战，拟于7月以前编成6个新师团，在此之前，绝不实施新的作战。1938年2月16日的御前会议，决定不扩大战面，或对新方面进行作战。因此，所谓大本营令在华部队攻下徐州等情报，皆非事实。然情报所以如此呈现，根源或在现地军与大本营意见的不一致，使情报人员误以现地军态度，猜度大本营的意图。当时现地军积极调动，欲继续发动攻势，因此不断向大本营申诉意见。大本营为安抚现地军，派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自2月23日至3月上旬，亲赴北平(北支那方面军)、张家口(驻蒙兵团)、新京(关东军)、龙山(朝鲜军)，传达中央意图。惟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仍不满中央的计画，向河边力陈发动徐州作战之必要。

　　北支那方面军向大本营请求攻略徐州之要求屡遭拒绝，至3月上旬，其所辖第二军再次透过方面军向大本营请求驱逐眼前国军，并保证绝不深入南进，终获大本营同意。第二军的濑谷支队，随即于14日拂晓发动攻击，台儿庄之役遂以爆发。桂方情报对此并无所悉，情报且十分混乱、矛盾，一方面呈现日军积极增兵，酝酿进攻津浦、陇海线等地，一方面又呈现日军将优先巩固黄河以北(台儿庄与徐州在黄河以南)。至于情报指出中支那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于3月15日饬令各路日军一齐发动进攻，则为明显的错误情报，当时係北支那方面军所辖第二军单独发动进攻，未牵涉中支那派遣军。

　　台儿庄之役于4月初结束，国军获胜，日军北退。国军可以想见日军将捲土重来，再次发动进攻，惟发动日期未能确定。4月23日的桂方情报，一位在香港代名“戈”者准确获悉日军总攻时间，致电李宗仁、白崇禧云：“日本大本营联会议决，五月五日再总攻徐州。”此情报为电务组所截收，毛庆祥于4月26日上呈蒋介石，经蒋批阅。

　　日军係于4月24日策定之中支那派遣军徐州会战计画，确定派遣军发动攻击的日期为5月5日左右。在日军计画时间确定前一日，桂方竟能得悉此一消息，著实令人吃惊。桂方情报员所以能如此，或因日军虽于24日做最后决定，先前已进行讨论，桂方当是掌握这些讨论的过程。此一情报极其精确，日军尔后也按此而行。5月5日，中支那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统率第九、第十三师团自蚌埠向北发动总攻;随后北支那方面军第二军司令官东久弥宫稔彦王，亦由徐州北侧率部向南发动总攻。

　　李宗仁虽获悉日军总攻日期，却没有立刻将此情报电告中央。他是在日军总攻前一日的5月4日，才将全部内容电告蒋介石，中间差了10天左右。所以如此，颇耐人寻味。

　　桂方情报除获悉日军总攻日期，对日军于徐州会战使用毒气，也有所掌握。日军当时将毒气称作“特殊烟”，事后并撰有报告，研究其效果。参与徐州会战的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第三十一师池峰城等部，皆曾遭毒瓦斯弹或催泪弹攻击。

　　从上述可见，桂系情报一定程度掌握日军的动态，惟对于日军发动徐州会战的兵力、部署，情报仍有所出入。日本动员之部队，大抵为原中支那派遣军及北支那方面军的部队，关东军另支援2支混成旅团， 日军并未如桂系情报所示，增援预备军达5个师团。桂系情报呈现日军自津浦线南段向北攻的部队为第二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第三师团之一旅团、第一二○师团之一旅团、服步少将之台湾步兵旅团， 实则该地主力中支那派遣军是以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为主力，另调动第一○一师团、第六师团，桂方情报对番号的掌控不甚确实。对于鲁南由北往南攻之日军，桂系情报呈现有第五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一○四师团而一师团未详， 实则该方面日军为第五师团、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一一四师团， 桂方情报亦未能完全掌握。

　　5月19日，日军攻入徐州，国军撤出，20日，中支那派遣军第十三师团举行入城式， 桂系情报开始分析日军之后将採行的战略。这些分析，相当程度掌握现地军的动向。如情报分析日军将继续向郑州、洛阳甚至渭河推进。实则日本北支那方面军虽尚无向洛阳或渭河攻击的计画，但对攻击郑州跃跃欲试。

　　要之，桂系对于日军动向的情报，有相当价值，虽未如李宗仁在回忆录的夸大，该情报的确足以提醒日军即将发动的攻势，尤其能掌握日军于5月5日发动总攻之日期，著实不易。惟亦有相当错误、矛盾之处。在正反互异、内容纷杂的情报并陈之状况下，国军欲藉此做指挥部署基础，有其难处。或也因此，虽军委会早已截收日军将发动总攻的桂系情报，仍未见特别对此及早防范，预作准备。

　　(二)截收破译日本外交电报

　　温毓庆领导的密电检译所，拥有破译日本外务省电报之技术，惟无法破译更为複杂的日本陆海军密电。不过，由于日本外交系统的内部联繫，多少会提及军事动态，因此是项情报，仍可藉以观察会战中的日军行动。

　　台儿庄之役前后，密电检译所曾截收日本无线密电，获悉日本陆海军意见依然对立， 情报并呈现国军游击战，对日本造成困扰。台儿庄之役进入高潮时，日本军方封锁消息，以致其外交系统对实情不甚了解。作战结束之后，各方已传出日军战败，日本外务机关对作战实况仍不甚清楚，为求反驳中方宣传之大捷，外务系统急于了解真相。但军方态度始终强硬，不愿透露战情。外务系统只能暗中获取陆军省内部报告，方得知日军于台儿庄北部遭国军攻击，不得已而撤退，待援军到来，即转攻势。上述情状，显示日本军、政之不协，情报不能共享。

　　除了日本的内部情报，密电检译所亦截收到不少日本外务系统获得的国府情报。这些情报，与实况有所出入。如日本获国军军委会改组之情报，但对于改组后组织为何，未能切实掌握。情报显示军委会分为军训(部长白崇禧)、政训(陈诚)、宣传(陈果夫)、运输(俞飞鹏)、军事(鹿锺麟)、参谋(何应钦代理程潜)之六部及侍从室(主任钱大钧)， 实则军委会改为军令(徐永昌)、军政(何应钦)、军训(白崇禧)、政治(陈诚)四部，并无宣传、运输、军事、参谋部。

　　日方并有情报观察蒋介石的私事及国府内部问题：

　　蒋介石健康虽已恢复，但以歇司的里亚的缘故，曾将宋美龄殴打，美龄因此逃赴香港，孔祥熙追踪而往，宋一家举行亲属会议，以离婚问题为中心，但结果未详。向蒋作战事实情之报告者，仅张发奎及钱永铭，又陈诚及钱大钧等，亦常作虚报。汪兆铭自迁都汉口后，退出国民党，曾向蒋劝告学者财界之巨头，改组政府，和平交涉，但蒋置若罔闻。

　　此一情报，捕风捉影，错误百出，时宋美龄在港，主要为养病，并负责武器购置及对美宣传，事后便返归武汉，与蒋介石同游洛阳。因此，所谓蒋介石殴打宋美龄，或宋氏家族商议离婚等事，皆属子虚乌有。主张和平交涉，是国府失去京沪后的主流，惟多属隐性主和，多数不敢公开表达， 因此汪兆铭曾劝改组政府，和平交涉，或为事实，但当时并未激化到欲退出国民党。至于虚报作战实情的问题，国军内部极其普遍。日本外务省的这则情报，显示其对国府情报蒐集的准确性有很大问题。

　　上述係台儿庄之役前后的情报。台儿庄之役结束，密电检译所持续破译日文无线密电，得悉日军将打通津浦线，展开大规模攻势， 并获知“济南敌第五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调任教育总监，继任者东〔久〕弥宫殿下，定五日赴任。” 此一日军人事异动，大抵无误，惟西尾寿造是第二军司令官，东弥宫应作东久弥宫。对于此电，蒋介石批示“此可交林主任(蔚)修改登报(军令部的情报报表)”。

　　日军攻取徐州之后，日本外务机关开始关注双方伤亡及会战检讨。双方伤亡部分，密电检译所截收到中日两军伤亡人数等情报，如日军兰封附近部队，“累计战死三二三名，伤二三二九名”;中方伤亡，则估计“最少不下三万”。对于整个徐州会战，日方估计己方“总计死者二千一百三十名，战伤者八千五百八十六名”;中方则“损失至少当在二十四万以上”。此一估计，有一定准确性。据学界较新的估计，日军于徐州会战的伤亡可能达1万人， 上述情报与此相差不远。国军方面，据军政部战后估计，是役伤亡数共30万名左右， 上述日军情报24万人以上之估计，并未脱离事实，皆呈现国军有巨大伤亡。

　　会战检讨部分，日方间谍潜入上海国府CC系高级干部处，获前上海区总指挥顾建中对邓达宕(现上海区副区长)之谈话：徐州之陷落，为汤恩伯不服从李宗仁指挥所致。李于六安撤退后，因无法面对国民，故电请辞去战区司令长官及安徽省主席等职，同时派白崇禧前往蒋介石处，力陈为维护军纪，应严罚汤恩伯，否则将率领自己的军队退往广西，单独从事战争。蒋对此极力慰留。至罢免汤恩伯一节，因黄埔系将领强烈反对，故未处置。日方又有间谍与《申报》编辑记者对谈，得知中央军对李宗仁之作战，不独未予协助，反以巩固后方为口实而后退，对该军坐视不救，李因此极为愤慨，与李品仙相偕向广西撤退。上述情报，捕风捉影，并不确实。身为中央军的汤恩伯的确与桂系李宗仁有所分歧，惟此非徐州失陷关键， 而情报显示的白崇禧力求惩处汤恩伯，也未见相关史料印证。又，徐州失陷前，中央军主力如汤恩伯部在鲁南、徐州以东，闻日军逼近徐州西郊，即抽调部队西开增援，并无先行后退情事。

　　从密电检译所截收到的日本外交系统情报，可以看到许多国府自己的情报，这些情报错误很多，又外交系统对军方所知甚少，所透露的军事情报价值有限。密电检译所主任温毓庆对此知之甚深，有意投入资源，尝试直接破译日本军方密电，他曾透过毛庆祥呈请蒋介石“电饬前方各部队，将抄获敌方之文件，悉送钧会，再将有关密码密电之文件，发交本所”，以供密电研究。毛庆祥对此要求，于拟办意见云：“拟准通电前方各战区，将所获敌方密电密码本等，迅速妥送职室转交该处研究。” 蒋介石批示“如拟”，并亲笔修改毛的拟办意见，除要求将密码本妥送军委会办公厅，提到可“派员直接送交本委员长”，另提及将“特予重赏”。由蒋对拟办的修改，可见其甚为重视日军密电的研究。尔后，温毓庆复向蒋报告目前所译密电，大部係沦陷区电台与东京，及沦陷区各敌台互相联络之情报，其中以外交、政治、经济各部门居多，间或有道及军事者，至于日军陆海军之密码，尚须努力鑽研，因此拟具扩充计画，恳饬财政部于特务费项下拨款。对此计画，蒋批示照办。不过，蒋虽大力支持，密电检译所并悉心戮力于此，但始终没能有突破性进展。

　　(三)中统局密探情报

　　中统局前身为1928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32年，另成立特工总部，徐恩曾主其事。1935年，调查科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1938年，调查处、特工总部撤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正式成立的中统局，局长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中统局主要负责党务的调查统计，及纪律案件之调查事项， 其工作计画包括党员数量质量及分布情形之调查与统计、党员及党部不法行为之调查、党外政治集团之调查、反动分子之调查、各地社会及政治环境之调查等。

　　卢沟桥事件爆发之后，中统局即积极于前方布置。至1938年4月，参加特务工作的中统局人员计有4,705名，另有密查员3,354名，通讯员6,660名，受领导之外围分子有105,420名，遍布全国各阶层。

　　中统局特务工作在战前主要对内，如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等。全面战争起始，该局工作目标转移，主要对外，著重锄奸、谍报、破坏等工作，当中即包括军事情报的侦蒐。这些情报，由徐恩曾经侍从室上报。惟其部分情报，係经机要室上呈：中统局在北平、天津、上海建立3个直属情报站，只搞情报，不搞活动，这些情报，连同中统局的密电研究，交毛庆祥领导管制。毛将中统局的情报与其他密电情报，彙整于同一机要情报报告之中，呈蒋批阅。于是，属党务的中统局部分情报，转为军委会情报报告的一环。

　　中统局经毛庆祥上呈的情报，提供日军最新动态消息，内容相当琐细，有经天津的日军铁运情报，也有日军各部的部署调动情形。蒋介石对这些情报，往往批示：“此可抄送军令部。”

　　台儿庄之役前后的天津探息，详细呈现日军经过天津的调动状况，内容大抵为关外向关内津浦或平汉线输送军队器械，或津浦线伤兵运至天津或开关外， 透露日军不断增援津浦线战事，且有相当伤亡。情报亦有不实之处，如关于蒙疆，情报显示日军将进攻西北兰州等地。实则日军由驻蒙兵团维护山西北部及察南之治安，1938年2月，因获报五原、河曲方面国军有所行动，故派遣第二十六师团赴河曲作战，并无进攻兰州等情事。又如，情报内容对日军伤亡估计过高，估算日军侵华以来死亡逾30万， 此不实数字，或多少影响国军对敌我战力之判断。

　　台儿庄之役发生之际，中统局尚有韩庄探息、上海探息。这些情报，透露台儿庄战事日军之不利，并呈现国军自身的动态。由于军委会尚可由前线战报获悉这些战况，中统局情报当可作相互对照之用。这些探息也有提到日本现地军未来之动向，如言及日军企图进袭徐州或西窥归德、开封。当时日本大本营虽无如此规划，但现地军的确跃跃欲试，积极推动。

　　日军于台儿庄失败后，中统局密探继续提供很多日本内部情报及日军增援动态， 如大举增援津浦路、撤换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调回北支那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以土肥原贤二继任等等。增援津浦路之情报真确，人事动态则多非事实――寺内寿一担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至该年底;喜多诚一仍任北支那方面军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任第十四师团长至徐州会战结束以后。

　　要之，中统局密探于敌后驻点探查铁运等日军即时动态情报，有一定参考价值。当然，该情报并非皆属正确，如对日军伤亡之夸大，便可能误导国军对整体战争情势的判断。

　　三、军统局、国研所及侍从室的情报整合

　　(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1927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途中，总司令蒋介石设立“密查组”，调查军中异议分子，该组仅存在1个月即结束。1928年，特务小组成立，联络参谋戴笠为组员之一。戴于此职之表现，获蒋高度赏识，1931年底受命以黄埔军校出身者为中心，设立情报联络组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国府遭逢内忧外患，蒋介石命戴笠以过去之基础成立特务处。1932年9月，军委会成立调查统计局，特务处划归管辖，属该局之第二厅，负情报及训练之责，惟特务处仍然存在，直到1938年8月方併入重新成立、由戴笠主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之中。

　　台儿庄之役及徐州会战前后，戴笠领导的军统局尚未正式成立，主要是特务处在运作，本文概以军统局称之。他们不时提供军事情报，经侍从室第一处呈报蒋介石。如1938年2月4日，戴笠电报国军第三十一军刘士毅部及第五十一军之一部布防状况，并分析津浦线南段战事不利之原因。 3月7日报告“汉奸”温宗尧等之动态，并提及“津浦南段敌军改变战略”：

　　敌(日军)因津浦南段蚌埠一带抵抗力过强，难于取胜，暂取守势，决改迂迴战略：

　　(一)沿长江北岸西上抵安庆，再折北而进六安，转往河南。

　　(二)由合肥、全椒抵六安会合。

　　(三)由凤阳、正阳关转往河南，横断陇海及威胁平汉南段。

　　又上海同日电：日方最近向华北增兵四师团，两师团增平汉，策应彰德及山西方面。两师团增津浦，向鲁西展开，企图衝破我陇海线，达到徐海方面迂迴之目的。

　　关于此情报，由于3月初日本大本营并未打算扩大战面，日军并未实施所述战略，惟之后大本营决定发动徐州作战，其部署虽与此不同，但主力的确不沿津浦线进攻，而是向鲁西迂迴，切断国军退路。此情报一定程度推测到日后日军动态。所以能如此，或是军统局掌握了日军内部讨论过程、尚未决定的情报，于此可见军统局情蒐具一定准确性。

　　5月底6月初，戴笠上呈张志华由天津上报之“敌军在华派遣军指挥官之调查”、“敌军现有各师团之主官驻地调查”、“敌中支军淮南方面作战军兵力调查”、“敌中支军江南方面作战军实力调查”。该情报之后抄交军令部。这些调查，错误很多，如北支那方面军(报告作北支派遣军)参谋长是冈部直三郎，非桥本羣;梅津美治郎係第一军司令官，非山东方面作战军指挥官;西尾寿造是第二军司令官，非北支派遣军警备军司令官。

　　军统局获得的情报，除呈报蒋介石本人，亦摘呈军委会办公厅、军令部、航空委员会或其他机关，进行情报分享。摘呈之例，如徐州会战时、1938年5月10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获军统局之情报，于日记云：“昨早阅戴雨农(戴笠)情报中有一条，某地六日电，济宁敌人若干已进至鲁台东北某地云云。颇堪注意。当询之第一厅何副厅长(成璞)，云战区无此项报告，戴之谍报决〔绝〕对不实。”

　　军统局亦重视敌方电报的破译工作，这主要由魏大铭负责。魏早年毕业于交通部上海电报学堂无线电班，具无线电工作经验。1933年3月，戴笠以其主持新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1935年，魏承办浙江沿海的防空监视哨及其通讯网;同年夏，温毓庆委託他建立侦收电台。1936年，魏又承办建立军委会政训处分派到各部队政工用的20个电台，并受命在戴笠公馆兼通讯科名义，指挥全国通都大邑数十个电台的通讯。1938年1月军委会改组，戴笠保举魏出任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处长，主管通讯技术工作。

　　戴笠不甚满意徐州会战时军统局的工作成绩。徐州失陷后，徐州站皆无电报报告，戴因此要求军统局干部郑介民、唐纵，请振奋同仁精神，以求成绩有所表现，解慰领袖蒋介石之劳心焦思。军统局的密电破译工作，亦未能充分展现效果。国府迁都重庆后，各情报单位如军统局、中统局、军令部第二厅、国研所、密电检译所每月检讨成绩，总是密电检译所情报占先，戴笠因此汲汲于扩大这方面的工作。

　　(二)国际问题研究所

　　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国研所)成立于1937年，主其事者为王芃生。王原名大桢，以字行，毕业于北京陆军军需学校、日本东京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科，及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撰有日本从古至今的著作数种，并在《大公报》、《外交月报》等报纸与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他亦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参与诸多对日外交事务，为蒋介石所信任。全面战争爆发前后，王主持国际问题研究所，该所虽号称研究国际问题，实际业务集中于蒐集日本情报，以及对日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名义上隶属军事委员会，实际上直属军委会侍从室，经费由侍从室拨给，直接受命蒋介石。曾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的何凤山认为，国研所与军统局、中统局平起平坐，为国府三大情报机关。

　　国研所所获情报，内容十分琐细，经侍从室上呈。如详细报告日军飞机、舰队的部署。该所并有人在天津，细密报告日军铁路运输状况。这些情报，与毛庆祥上呈中统局的密探情报相似，能呈现日军局部调动状况。对于这些情报，侍从室的拟办意见往往为抄交航空委员会或军令部参考。

　　台儿庄之役结束后，国研所掌握到日军正进行增援的情报， 但增援的地点、数量、番号并不确实。如王芃生上报新到沪之日军师团有一○四、一○八、一一二、一一四、一一九师团。该情报错误，第一○四师团6月16日才在大坂编成;第一○八师团在山西作战;第一一二师团1944年才编成;第一一四师团参加过上海、南京作战，此时被编入北支那方面军战斗序列，并非新到;第一一九师团编成未久，尚在日本本土。

　　王芃生又呈报日军增援及运输计画，报告日军为挽颓势，决定增援约10万人来华助战，从日本开拔者约十分之六，由朝鲜开拔者约十分之三，关外训练“伪兵”1师团。此情报亦有错误，日军参与徐州会战的部队，多为已在华作战之部队，非自日本或朝鲜增援者。这类的情报，还有很多， 均不甚精确。

　　王芃生另有大量情报，呈现日军不稳或日本国内经济可能崩溃。如他据洋员密报，上报日本财政经济已届总崩溃之期，并举8项事实作为佐证，日本商工大臣已自谓目前经济的自杀状态，其悲惨无异于人之自食其身体;国军只须准备夏秋之最后一场恶战，即可使之崩溃，而获得最后胜利。王复上报“新运至沪之敌军，则常生骚动，实行反战”。这样日本可能崩溃的情报，即便美国参战、甚或日本投降前，皆未发生，但却相当程度影响蒋介石的判断，使之执意于前线持久消耗，反而对国军战力造成不小损失。

　　国研所亦如桂系情报，侦知日军发动徐州总攻的时间。4月27日，王芃生据间谍消息，报告日军积极布置，拟于5月初旬发动总攻，攻克徐州，年底攻下汉口。此一情报桂系原于4月23日侦知，密电检译所截获后，毛庆祥于26日上呈;一天后，王芃生也呈报相似情报，并增报日军规划年底攻下汉口。此皆既精确又重要。

　　(三)其他情报及侍从室的作用

　　1、其他情报

　　军委会另有其他管道获取情报，如德国军事顾问或战场掳获之文件等，这些情报皆经侍从室过滤后，摘由上呈。

　　(1)德国军事顾问

　　战前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国府兵工业之建立、德械部队之训练、对日战略拟订等有所帮助。全面战争爆发后，德国顾问仍不断提供战争建议，并提供其管道所获得的情报。战争爆发前，国军派遣资望较高的德国顾问前往战争首当其衝的地区，协助地方政府部署防务，在山东前线者，为施太乃斯(Walther Stennes)， 他同总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透过侍从室第一处上报前线情报或战争建议。

　　台儿庄之役前，1938年2月15日，施太乃斯报告根据北平情报，1月中旬平津及平汉铁路之交通，一如平时，并不特别频繁，其军队之调动增加，似未到实际威胁之程度，敌军实不及预料之多。该情报相当正确，当时日本大本营打算暂缓大规模攻势，并未向前方大举增调部队。2月26日，施太乃斯又上呈报告云：

　　日本政府极欲将在中国之军队确实掌握，在其调动及撤回许多军官之举动上，可以明显看出。

　　新任北平长官之TERAUCHI将军，并非急进派，其所以得膺新职，实因其保守的立场，新任华中最高司令之HATA，确是一个优良军人，但极不谙政治，其上台殊沉著小心，不露风头。……

　　情报员对于中日战事，亦以为不易解决，反之，日本将再继续进攻，以顾全军队之急进份子，诚以惟有同时继续进攻，始能使急进派忍受得住此次MATSUI将军及许多能干的代表之撤回及调动也。

　　TERAUCHI即寺内，指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HATA即畑，指中支那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MATSUI为松井，指原中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德顾问对日本现地军的观察，显现急进派的影响，颇能呈现日军内部的一个侧面。惟寺内寿一自1937年8月北支那方面军编成，即担任司令官至今，并非新任。 同日(26日)，施太乃斯复报告日军援兵经南京浦口向蚌埠前进，决定由淮河南岸向西进攻，并决定进攻汉口。此情报有误，当时日军以战面不扩大方针，并未规划向汉口进攻。

　　5月19日徐州失陷，法肯豪森电话通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告以香港广播，发布中国徐州、宿县均已陷落云云。徐此时尚不知此消息，只以为是日人造谣。23日，法肯豪森获开封已被日军衝入之消息，再次电悉徐永昌。以上两例，可见德顾问的情报，有时较军令部所获者更为即时。

　　要之，德顾问提供之情报虽难免错误，仍有其价值，尤其他们于提供情报的同时，往往加上分析判断，可供蒋介石或军令部作战部署之参考。

　　(2)战场掳获之文件

　　中日战争战场规模广大，即使日军有相当优势，仍难避免局部受挫或兵员遭国军俘虏;于此过程，国军便有机会掳获日军机密文件。

　　1938年3月1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电告蒋介石，该部队卫队营的两个连，在古县镇作战，掳获日军文件，内有日军参谋部第二课1937年12月20日全方面的敌情判断。 4月中，李宗仁将汤恩伯部蒐缴的日文国军第五战区作战计画，呈报军委会，该计画为日军第十师团第十联队赤柴八重藏部于3月17日所得，可见日军对国军作战计画早有掌握。 5月13日，国军于蒙城东南俘虏日军参谋，获日本军事文件，得悉日军第九、第十三两师团经蒙城，一由永城向砀山，一由亳州向归德，其十六师团及山下兵团，一由金乡向归德，一由鱼台向砀山。不久，国军又于韩道口击毙日军参谋，从俘获文件得悉日军永城等方面之兵力及目标。

　　徐州会战之后，国军又掳获日军作战计画，该计画提到日军欲引诱并抑留国军于鲁南，同时以有力部队由南向北进攻，切断国军背后联络线。此情报相当重要，透露日军徐州作战计画之攻击路线。然而，由于此係徐州会战战后日军的文件，并为国军战后所获，因此未能使国军于会战时即时参阅、防范部署，对战局毫无作用。

　　因此，国军于战场掳获的日军文件，其内容虽十分重要，但常常是日军关于国军的情蒐文件，或是日军过去的作战计画，未能提供国军指挥部署较大的帮助。

　　2、侍从室的情报整合

　　上述不论军统局、国研所或德顾问等的情报，皆经侍从室上呈蒋介石。中统局的密探与密电情报，虽交机要室毛庆祥整合，其负责人徐恩曾其实也可以单独上报，经侍从室呈报。其他地方大员、高级将领之电报，亦经侍从室上呈。面对林林总总的情报，事务繁忙的蒋介石无暇一一批阅，侍从室的过滤益形重要。

　　侍从室作为蒋的重要幕僚单位，最早设立于1933年，其后组织屡经更易。 1936年侍从室改组后，设侍从室第一处(侍一处)及第二处(侍二处)，前者掌军事，后者掌政治、党务，两处下面设组。侍一处设第一、第二、第三3个组，分别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侍二处设第四、第五组2个组，前者主管政治、党务，后者为侍从秘书组。各种情报依内容性质的不同，交不同处办理。如中统局情报以徐恩曾名义，直接封送侍二处(第四组)办理。军统局的一般情报，如係对国军部队长贪污腐败和私生活等的密报，均以戴笠名义分类列表，封送侍一处(第二组)办理;其他涉及政治、经济方面，如战争初期四川军系活动的情报，则由戴笠先送侍二处，经组长、处长等审阅后，会同侍一处(第二组)研究办理。

　　各组人员精简，业务集中，俾灵活利用。如主管参谋业务的侍一处第二组(侍二组)，最多仅有3、4位参谋人员;主管政治、党务的侍二处第四组，也仅有2、3位秘书。侍二组的业务，几乎包括军委会所属各重要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从对日作战情报、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无所不包。他们将报告或下级的请示，经研究审核后，决定呈阅、迳办、存查或焚毁。

　　侍从室人员针对须呈阅的情报进行整理、摘由，抄录彙集于情报报表，并依报告者分项呈现。如徐州会战时、1938年4月11日的情报报表，係由侍一处副处长邹竞代处长林蔚(林在徐州前线)上呈，内有2则王芃生、2则军令部、1则军统局的报告，共6页。这样的呈现方式，可供蒋介石清楚掌握重要情报。

　　侍从室无疑发挥其情报整理、筛选功能，惟情报判断或分析的作用，似难充分展现。侍从室一般的情报报表最下栏为“拟办或判断”，侍从参谋于此签注意见，其意见多为抄交某机关。上述报表中的王芃生提供情报，若关于军令部的业务，侍从室于“拟办或判断”栏即载“已抄交军令部”;若关乎航空委员会，即载“抄知航委会”。整份情报报表较不同的意见，为针对王芃生建议高级人员之部下或旧属不得善与敌伪汉奸往来，侍从参谋于“拟办或判断”草拟意见：“拟照准，并代电戴笠遵照。”另一不同意见，为针对军统局提及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陶履谦之子陶小谦为汉奸之情报，侍从参谋草拟意见：“拟电(湖南)张(治中)主席审查具报。” 由此可知，侍从参谋较少深入分析判断所获得的情报，大多是交给相关机关做进一步分析或查报。所以如此，或因侍从室所获资料量大但人员数量、能力有限，无法对各情报深入剖析。或也因这样的不足，蒋介石之后下令于侍从室内成立一组，派定有判断识别力与常识、并最能守机密者2、3人，综合研究各方情报，每日将研究结果做一总判断呈阅，以10件为限。

　　军委会侍从室统整的情报，与办公厅机要室彙整者，成两个体系，各自提供给委员长参考。所以区分为两个体系，其因或在各自发展历史的不同。毛庆祥很早就在协助蒋办理密电转呈、截收业务，深获蒋的信任。而侍从室的发展，最初是随蒋到各地指挥军队，由少数参谋、秘书机动组织起来，其后才成定制，纳入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编制之中。不过，两个体系的人员也有交流。战前毛庆祥便曾任侍从室第四组组长。战时随著侍从室的壮大，战争末期成立机要组，受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指导，专门处理蒋的往来电报，以毛庆祥兼任组长;组内之秘书和译电员，都是经毛亲自挑选。蒋至各地，过去由机要室临时抽调译电人员随行，自机要组成立后，改由机要组人员轮流随行。

　　四、军令部及其情报统合

　　战时国府最高指挥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该部除掌理国防建设、地方绥靖及陆海空军之动员作战等业务，亦负责情报及国际政情之蒐集整理。全国各部队所获情报，皆上报军令部。此外，其他情报机关所获作战情资，亦会与军令部分享。军令部统合己身及各机关的情报，经整理分析之后，供蒋介石或其他军委会首长参考，该部无疑为军事作战情报最重要的机关。

　　军令部内部负责情报业务者，为其第二厅。该厅设1个办公室和4个处，军令部指挥对日作战，若无第二厅提供敌情判断资料，其指挥将犹如瞎子摸象。第二厅第一处主管对日作战情报的蒐集、研制，其成员全係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们藉自身的日本背景，从事对日作战情报的蒐集、整理、分析、研究、判断。第二处专管国外情报及驻外武官人事派遣工作指导，该处干部绝大部分是国内外军事学校毕业，精通多国语言。第三处掌管共军情报和边疆情报的蒐集。第四处管理谍报电信、侦察电信、集训译电人员和谍报电信人员等。全厅编制人数共51人。

　　徐州会战时，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为徐培根(1938年2月至1939年1月)，副厅长为吴石。前者为浙江象山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陆军大学、德国参谋大学。参加北伐、一二八淞沪诸役，并投入军事教育工作。曾任中央军校军官教育总队长、军事委员会航空署署长、军政部兵工署军械司司长。1938年初军委会的改组后，出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后者为福建闽侯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日本野战砲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曾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一处处长、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二处处长、军委会第一部情报组第一处处长、军委会第一部情报组兼组长。1938年初军委会的改组后，出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

　　军令部第二厅的情报来源多元，第一处情报主要来源为各战区司令部上报的当面战情(与第一厅作战厅相关)、国内外谍报组的敌情等。第二处主要为国府各驻外大使馆、公使馆武官、派驻国外的谍报组与谍报电台、派往国外的军事代表团。第三处与军统局人员合作，在各地布建谍报小组与谍报电台，以侦蒐国内情报为主。第四处藉无线电通讯的破译获取情报。与对日作战最有关係且数量较多者，为来自前线部队的战地情报，至于驻外武官与各地特派员之情报，亦甚重要。本文接下来先探究此二者。

　　(一)战地情报及其限制

　　会战发生时，前线各部队向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或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呈报大量第一线的情报，这些情报先由军委会办公厅收文、译电，由于军事情报多属机密，文电係由办公厅中的机要室处理分文。单呈蒋的电文，机要室依案情决定送侍从室摘由呈蒋，或送军令部核判。由于前线军事情报纷杂，这些情报大多不送侍从室，而是送军令部整理分析后，军令部再于官邸会报直接向蒋报告。

　　前线情报内容十分丰富，呈报所获得之日军动态，也报告国军当前战况，例如台儿庄之役时，李宗仁于1938年3月29日电蒋一则情报，这则电报係李宗仁转报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的电报，一方面呈现国军战况之激烈及伤亡，一方面报告日军兵力、砲数及动态。这样的电报有很多。虽然依照指挥层级，军委会下一级为战区司令长官部，理应由司令长官呈报战况，实际上爬梳史料，军一级以上官长，都曾向军委会呈报自身动态及所获敌情。

　　战事进行中，军委会非常仰赖来自战地的情报，因为这些情报为各部队第一线所见、所蒐集之资讯，具相当价值。然而，这些情报亦有其限制。

　　首先，此项情报时有不确。徐州会战后，徐永昌检讨国军缺点，第一项便是“报告不确”，“上下欺矇捏造事实，影响上级官判断”。这种欺瞒状况，第一线部队内部便是如此，第二○○师师长邱清泉战后检讨谓“下级谎报成习惯，终不得真实之情况”。师以下已是如此，层层谎报上去，军委会所获得的情报，可能与事实相距甚远。

　　第二军军长李延年，曾举实例说明报告不确对指挥部署的影响。其认为徐州失败一因“败于判断敌情之错误”：第二军过徐时，某长官判断日军欲取海州，故令第二军主力往徐州以东。而该长官所以如此判断，乃某军在郯城马头以南，遇日军千馀，即停止进攻与敌相持，并报称此係日军主力。该长官据此，证明自己判断不错，故令国军主力东移，实则该处皆为敌军小部队。如此，便产生错误部署，贻误大局。

　　前线或出于紧张，或希求邀功倖赏与求援，又或欲推卸责任，因此妄报军情极其严重，此係战争爆发以来国军普遍现象，实际上也为古今中外所常见。前线部队，一经与敌接触，常夸大当面敌情，以求应援。又除对日军兵力夸大报告，对日军伤亡亦粉饰浮夸，各级若小有斩获，毙敌百馀，必曰毙敌数百，虏获枪枝十馀，或曰俘获无算，至于作战不力，要地不守，不曰敌情如何严重，即曰如何迫不得已。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便曾批评第二十军团长汤恩伯还没打仗，便先报功;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也对国军将领桂永清、邱清泉宣传“兰封大捷”不以为然。类似这样的报告，第十三师参谋苏民有生动的描述：

　　总之务使自己头头是道，主官以粉饰好看为判行唯一条件，承办人员以捏造不漏破绽而尽思之能事，养成一种欺矇无耻恶习，其团长以下遇师旅督战严厉，遇攻地则报告已攻佔某处，遇攻城则报告已攻进兵力若干，结果全係子虚，事后另捏理由。似此上下欺矇，最足影响高级长官之判断。

　　不过，除了这种有意欺瞒的状况，不少情报所以不确实，係因情报训练、组织之不完善。前线军队利用当地人士获取情报，但他们可能缺乏国家观念，又无军事知识，甚至以讹传讹反为敌欺。

　　情报传递过迟，是另一问题。例如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于徐西与日军在瓦子口及永城南北之线激战时，获得日军有一纵队千馀人、附战车数辆之报告。刘汝明得此报告，为避免日军威胁指挥机关所在地，决心乘夜袭击该敌，惟国军到达时，日军已去数小时，追袭不及，徒劳往返，并且影响他方面之作战。刘因此反省：“倘能早得报告，迅速动作，定能收意外之效果，此情报搜集影响于战斗成果者。”

　　又如，1938年5月9日，日军包围国军重要据点蒙城，以猛烈砲火攻击，天未明，日军已突入南门、西门。上午7时，完全占领蒙城。军令部未能第一时间获悉前线战况，徐永昌9日晚7时与近蒙城指挥的白崇禧通电话，得知战区两师昨已到蒙城西南40馀里，第三十一军抽派一师向蒙城驰援，而蒙城仍在国军手中，白并告以“敌约一旅，决不能逞”。次日午后，徐永昌方悉蒙城于昨日陷落。此例呈现前线回报之乐观，与实际战况之不符，并呈现军委会获悉前线战况时间上的落差。诚如第一六○师之检讨：

　　国军情报机关组织不健全，情报人员未受良好训练，故不能获得确切而适合时机之情报，且往往因情报传达迟缓，致不能将有价值之情报适时报告，以致高级指挥官不能适切判断敌情，因而指挥上不能适切把握战机，一著失算，整个战局陷于错乱。

　　一位任职军令部的军官亦认为，各战场参谋所收各地报告，多是时过境迁已久的文报，很少作战参考价值，且谍报人员多不谙日语，专靠观察日军行动，由于日军伪装引诱、声东击西，每为所绐。上述诸例，在在呈现战地情报之限制，及对国军判断战局可能之不良影响。

　　(二)特派员及驻外武官之情报

　　军令部所获战地情报或其他情报，经整理后，大多于官邸会报或利用报表向蒋介石报告。惟驻外武官及特派员的情报，军令部係经侍从室呈报给蒋。

　　例如，台儿庄之役前，军令部于1938年2月10日呈报驻美陆军武官郭德权的情报。郭据花旗银行电讯，报告日军以津浦线南北国军阵地坚强，拟变更战略，分三路进攻，以夺取归德为目的。此一情报并不正确，日军没有如此三路出兵夺占归德的军事行动。

　　又如，台儿庄之役后、4月18日，军令部又报郭德权所获情报，显示日军计划沿津浦线南北猛攻，并在海州登陆，三面会攻徐州;日本军部拟即引用总动员案以全力侵华，但反对派以首相近卫文麿曾允此次对华，绝不引用该案，故反对极烈，近卫或将被迫辞职。此一情报，关于日军即将发动的徐州作战路线，不甚精确，日军主力係沿津浦线西侧迂迴进攻;海军的确向海州攻击，但非主力。至于总动员案一节，日本政府于1938年2月24日将该案提出众议院，遭到相当反弹，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及政友会议员牧野良三，针对该案之违宪严厉抨击。在一次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以说明员列席的军务课课员佐藤贤了中佐发言时，面对议员的奚落，大喝一声“住嘴!”，进而引起物议。不过反对派是少数，总动员法最后仍获议会通过，并于4月1日公布。近卫本有意在国会审议结束后辞职，于4月初称病静养，最后在元老等人的劝说之下，打消辞意，4月21日恢复工作。因此，郭德权关于日本内部政情的掌握，颇为确实。

　　军令部特派员的情报，另外提供很多日本军队内部消息。如军令部2月底呈报北平特派员的情报：“寺内(寿一)有被调消息，以(朝)鲜总督南次郎继任，华北政权将随同改变。” 此情报不正确，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仍由寺内寿一担任，南次郎担任朝鲜总督至1942年5月。台儿庄之役后，上海特派员还提供外国军事观察家对中日战局的评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及其高级军事长官，因轻视国军，并无确定的对华作战计画，故日军在华行动，均係偶然性质，其原拟于今年春季完成进攻西北各省、切断中苏交通线及由长江与平汉路攻击汉口之主要任务，因日军遭到国军游击队的阻碍，故延缓进攻日期;一般观察，如日军至本年夏季之后仍无有效进展，则东京将觅停战途径。此情报所谓日军开战以来，并无长远规划，大抵无误，惟1938年初日军决定战面不扩大方针，并未规划向西北或汉口发动进攻，由于台儿庄之役的发生，才促使日军扩大战面，并于该年夏季发动武汉会战，情报所言正好相反。 5月底，徐州遭日军攻占之后，香港特派员余德勳电报日军动态，复提及日军接下来的作战计画：北支那方面军将沿陇海路向西进攻占据郑州，断平汉与西北交通;中支那派遣军亦将向西进攻合肥诸地区，协助陇海路之日军。此一情报，部分掌握现地军的动态，北支那方面军的确有继续向西进攻郑州的考量，他们持续向大本营表达意见，不过此案尚未成为正式作战计画，最终也未成真。

　　要之，军令部驻外武官或特派员的情报，就日本国内情势而言，有一定参考价值，惟就军事情报而言，准确性并不高。而该情报同中统局、国研所的情报，皆有夸大日军伤亡人数、难以续战的倾向。一份香港特派员于2月底报告中日战争至1937年12月底止伤亡情报，指出日本陆军伤亡20馀万人，目前日军素质极劣，恐不能持久。另一份香港特派员的报告，指日军开战以来死伤甚重，国内兵员减少，经济枯竭，工商业停歇。实则日军固然伤亡不少，其战斗力仍未消退，其后尚能与列强美英开战。

　　(三)军令部的情报综整与分析

　　军令部尚有一情报来源，颇受第二厅重视。即第二厅厅内设有一专收日本同盟社广播的收音室，由两个娴熟日语的工作人员日夜收译日军战报。每日约数十则前线新闻，印发厅内主管和对日参谋人员。第一处藏有一部日本陆军省出版的《帝国军官徵信录》，该书厚达4千页，印有10馀万日本军官姓名，可以查明尉级以上军官的详细履历。藉由徵信录，军令部对日军性质进行分析。例如，收译电报有：“山田部队向XX地猛攻。”即可从徵信录上若干名叫山田的军官，根据各人的出身、迁调年月、作战功绩等记载，从他们所习科目，判断其兵种，从功绩推算其官阶和率领人数。再结合有关文件和战俘供词，判断敌军姓名番号。同时并可作为该军战斗力的观察，如熊本、仙台等师团士兵，多是农村出身的青年，因而可认定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若是东京、大坂或名古屋师团，多是工商青年，他们过惯城市生活，不耐劳苦，于本国早有“花花公子师团”之绰号，战斗力较弱。军令部以此分析方式，做出判断，屡屡偶中。该徵信录当时因此被称为判断敌方人事之活神仙，有若盲人算命的百灵经。

　　军令部经过上述判断，绘制“敌我态势图”，以“极机密”红字速件封送蒋介石，这便是当时最重要的对敌军情。此外，军令部收到各方面情资后，予以整理，制成作战综合情报。有每日、每週的综合情报，也有一段时间后整理分析的特字情报。每日的综合情报，如1938年4月1日的每日情报，将各地的战况统整制表，分类为山东方面、平汉方面、山西方面、绥西方面、江北方面、江南方面、浙江方面，其上注明情报来源。徐州会战的情报，属山东方面，其下又分“甲、临沂情况”、“乙、台枣情况”、“丙、济宁情况”。当时台儿庄之役正在进行，“台枣情况”项下又有“台庄情况”。该情报之来源，大抵为前线部队长官或参谋，部分是军令部派驻前线的特派员。各方面的情报而外，每日综合情报表有时另立“其他消息”一类，此类情报不少是整理自他方面情报机关的消息，如军令部5月12日的综合情报，有“其他消息”一类，内言及“济南敌第五军司令官西尾中将，调任教育总监，继任者为敌东久○弥亲王，五日赴任”。这个情报，就是前述密电检译所截收的情报。

　　每週的综合情报，是按各战区制表呈现，如军令部制作1938年8月1日至7日的第一、二、三、五战区敌情与作战经过週报表，于8月14日呈送蒋介石核阅，内容包括敌军动态及国军部署与战况。30日，军令部又呈送第一、二、三、五战区的战绩一览表，载明前线上报的杀敌或毁敌器械等数字。

　　战事进行一段时间后，军令部将相关情报专题列表制图呈现，此表多是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调制，如“北战场敌军态势及其作战指导判断要图”(1938年2月22日)、 “倭寇部队与军实运输状况调查表”(1938年3月4日)、“敌军伤亡及损失一览表”(3月5日)、“敌经济能力判断表”(3月13日)等。

　　上述图表或其他敌情综合判断与研究，是所谓的“特字情报”，供最高统帅及各指挥官策定作战方针之基础， 军令部将每件编号，称“特字第○○号”，如上述“敌军伤亡及损失一览表”(3月5日)是属“特字第九十二号”。这些特字情报，军令部第二厅后来予以整理汇集，称作《特字情报彙篇》， 至1945年8月31日，共有特字2,000号，汇集成40辑。

　　军令部整理的大部分情报，是供本部或蒋介石等军委会高层参考判断，该部同时也会每週两次， 或逐日整理与前方相关的消息，通报各战区参考。如1938年4月7日军令部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告以第三战区国军第五十九师、第六十师追击队已抵张渚镇、戴埠镇附近;第五战区台儿庄方面敌军已全部崩溃;第一战区刘汝明部骑兵团克复禹城等。

　　经过军令部参谋的分析，能初步过滤不正确的情报。如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于4月3日电告：重庆路透社据外国军事家观察，日军5万人近由上海对西扬子江登陆，向北推进，刻已到达海州附近，其目的在截断陇海路，再沿陇海线西攻徐州。军令部收到此电文，判断或係谣言，电复此情报不确。而当时日军的确没有这样的行动，军令部情报过滤正确。

　　虽然军令部有专职参谋分析情报，能过滤不实资讯，但仍难避免上报有问题的情报。就日军伤亡而言，关于台儿庄之役后日军的伤亡，军令部曾上报“英人由前驻华日馆喜多(诚一)处得来消息，三月一日至廿五日鲁南之战，日军阵亡八千馀，伤两万馀人”。又报“青岛、天津日本徵兵十(?)万，自十八起至卅岁止，准备反攻津浦北段及台儿庄，如再失败，不再行反攻云”。复报告日本“国内实力消耗已达其三分之一五以上”，“据近月综合各方报告之估计，自开战以来，敌兵之死亡者达三十万强，伤者亦五十万”，“现敌国已感到危险性甚大”。上述情报，皆不甚正确，日军于台儿庄之役的伤亡，最新的研究呈现仅约5,100人， 非英人据喜多诚一所言之逾2万人。而日本开战以来整体伤亡，情报也估算过高，竟谓日军死30万、伤50万，计伤亡80万。其实，1937年底日本陆军兵力约为95万， 若上述情报正确，日本陆军已将消耗殆尽，显不符实。至于所谓日人在青岛、天津大举徵兵，史料上亦未见根据。

　　就日军之进攻部署而言，军令部也未能确实掌握这方面的情报。军令部曾于台儿庄之役后报告蒋介石，云日军将“沿津浦南北猛攻，并在海州登陆，三面会攻徐州”， 可能“增兵五十万，确保皇军威信”， 近衞文麿首相必将辞职， 而日军第十八师团兵士，思乡情切，军心涣散，寺内寿一为此召师长牛岛贞雄赴平面斥，牛岛因而自杀，该师团全部解散，重新整理。上述情报，准确呈现日军于台儿庄战败后亟欲反攻复仇，但其他错误甚多，如高估日军增兵幅度，日相近衞文麿并未辞职，更无第十八师团长牛岛贞雄自杀一事。

　　五、结论

　　军事委员会职司统合全局作战，其内部有数个互不隶属的情报机关。依照呈递方式的不同，大概可以区分为两个系统，一为经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上呈者，另一为经委员长侍从室上呈者。

　　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由毛庆祥主管，将电务组所截收之国内电报，及密电检译所截收之日本电报，与中统局派驻地方的密探报告每日彙整上报蒋介石个人。电务组截收国内电报之大宗，为桂系密电，该军系透过其情报管道，获得许多日军动向的珍贵情报，其侦得日军向徐州发动总攻击的日期，即係其中之一。密电检译所具有破解日本外交电码技术，在当时颇受重视，惟尚无法破解日本陆军电码，因此该情报对蒋介石的外交判断较为有用，对于军事行动的帮助则相对有限。中统局密探于敌后城市布线，探查日军调动状况，此情报分享军令部以供判断日军动向。

　　经由侍从室上呈情报者，有军令部、军统局、国研所及其他。军统局、国研所是军委会下两个重要情报机关，军统局名声尤大，其领导人戴笠富传奇色彩，有“间谍王”(Spymaster)之称。在徐州会战前后，其领导的情报机关能获取一定价值的敌军情报，惟整体来说，表现并不显著，戴笠因此要求内部加强检讨。王芃生主导的国研所，其军事情报类似中统局的密探情报，记录日军局部调动情形，并对日本政情做分析，前者可供军令部判断日军动态，后者对蒋介石政略判断，有一定价值。军委会尚有其他情报来源，如在前线的德国军事顾问，不时提供情报及其分析判断给军委会;前线掳获之敌军文件，亦承载日军重要情资。

　　军令部係负责军事指挥之最高机关，其部分情报经侍从室上呈。会战进行时，情报更多是于官邸会报向蒋当面呈报。该部第二厅主管情报，情资来源甚多，在战时最主要也较直接者，为来自前线的战地情报，其他来源如派驻各地的特派员、驻外武官，或与其他情报机关互换而得的情报。军令部并将所蒐集的情报统整分析，制成各式报表或分析报告，供军委会高层参考。

图1：徐州会战时军委会情报组织图

　　军委会获得的情报不可谓不多，侍从室为蒋介石摘录各类情报每日上呈，机要室则呈报每日彙整之〈机要情报〉，蒋介石从这两个系统，获取各式情报，作为指导战事之基础。(图1)然而，整体说来，情报量虽多，质却未精。尤其是日军对徐州会战之实际部署及作战计画，极其重要，但各种情报不是内容错误，便是鲜少提及。此外，各类情报来源，皆倾向夸大日军的实际伤亡，以及中日战争对日本国内造成的动盪。战地情报更是易于浮夸扭曲，前线部队对战斗实际过程，多突出己身的勇猛牺牲，导致日军遭受严重杀伤，无法再进;其实，这多是虚假的报告，即如高级将领张发奎所说：“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瞭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 军委会对于这样的“灌水”，虽然有所认识， 但自身也多少受到影响，以为日军的确损失惨重，从而高估消耗战的效果，作出不实的敌我态势判断。台儿庄之役后，军委会所以坚持于徐州周围持久消耗，便是受此态势判断的影响。

　　在情报真假併陈、价值参差的情况下，过滤情报，披沙拣金，便是一重要过程。此一任务，交付委员长一人，显不适当。蒋介石对此似亦有所认识，侍从室或机要室呈报的情报中若涉及日军部署，蒋多会要求抄送军令部参考。惟一方面蒋不会将所有他个人获得的军事情报交军令部，一方面各种情报不见得正确，因此军令部对于整体战局，仍未能充分掌握。像是机要室获桂系关于日军总攻的日期，此一情报军令部亦已知悉，但在大量讯息中，此一关键情报似遭忽略，未见国军及早布置。

　　日军在台儿庄之役失利后，决心发动徐州作战，拟定计画于1938年4、5月间在鲁南牵制国军，而于鲁西发动总攻，截断国军退路。此一重要军事计画，国军没有任何情报，这是徐州会战国军无法持久鏖战的关键，也是国军未能及早撤退之所由。会战之后，徐永昌对情报训练班训话，强调情报是军中耳目，徐州之失，是因在徐州以西应置重兵而未置;合肥之失，是因兵力分散;蒙城之失，是因兵不能适时使用;郓城之失，是因不知敌来。总结来说，徐州失败，“因兵力强弱者少，因不知敌情者多”。本文透过较为细琐的档案分析，一方面呈现军委会面对重大战役，情报工作仍有不足。国军情报工作虽非乏善可陈，但量多质平，偶获有价值的情报，常淹没于无价值资讯之中。

　　如是说来，军委会之情报不佳，似为定论。不过，要知道战争情报欲十分正确，并不容易。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有云：

　　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简单地说，大部分情报是假的。

　　即便是日军，其于整个中日战争时期破解国军密电能力达70-80%， 但在面对更强盛的美军之时，情报作业也出现很多问题，缺点毕露，如国力判断错误、航空侦查失败、情报组织不统一、以作战优先情报为次、缺乏优秀情报人才、夸大精神主义而妨害情报活动等。

　　由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被视为前现代部队的国军，其情报工作已可见不断成长。军统局、中统局等从蒋的个人幕僚组织发展起来，规模渐次扩大，而有现代情报组织的完整架构。军令部第二厅的前身参谋本部第二厅，一度遭到鄙视，才智之士，视为畏途，各级将领，亦不重视，其情报规模之建立，十分辛苦。战争爆发后，各情报组织积极发展与运作，徐州会战前，军委会所属各情报机关，相互整合，建立体系，所提供情报有不少正确者，如不断提醒日军即将来攻、呈现日军增兵状况等。国军能及时集结兵力于台儿庄周围，并迫使日军撤退，军委会的情报工作，无疑发挥了一定作用。

　　来源：本文已得作者授权转载，修改自苏圣雄《战争中的军事委员会――蒋中正的参谋组织与中日徐州会战》(台北：元华文创，2018年2月)，页99-150，注释从略。

　　作者苏圣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