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推介】《十字街头》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23-06-27 14:31:45

　　《十字街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之一，鲁迅等编辑，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创刊于上海，四开新闻纸一张，报头由鲁迅书写，报头下印刊期，出版时间及通讯处，无编辑者及出版者。初为半月刊，从第三期起改为旬刊。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第三期出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

▲《十字街头》1931年第1期，第1页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简称“左联”,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并当选为常务委员。从此,左翼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其时,整个国家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文网越加严密。

　　为了迅速反映现实,使文章走进街头小巷,同社会斗争和劳动群众紧密结合,“鲁迅深感,一个月才印一本的《北斗》之类的期刊,不能适应斗争的要求。”他和冯雪峰商定,决定出版一种小报,可以最迅速、最直接地发表他对于时局的意见。他带着一种如同骨鲠在喉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着手操办起来。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12月11日,在鲁迅指导和积极参与下,冯雪峰编的一张四开小报《十字街头》出版了。它开始是半月刊,鲁迅认为这刊期还是太长了一点,想要更缩短一些。于是出了两期之后,1932年1月出版的第3期上就印上了“旬刊”字样。可是,也就仅仅只出了3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痛恨此刊至极,最终被查禁了。作为《十字街头》的主编,鲁迅也是主要的撰稿人。鲁迅在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1期发表杂文《沉滓的泛起》、《知难行难》,诗歌《好东西歌》、《公民科歌》;1931年12月25日第2期,有杂文《“友邦惊诧”论》,诗歌《南京民谣》; 1932年1月5日第3期,有杂文《“智识劳动者”万岁》、《水灾即“建国”》、《“非所计也”》,诗歌《“言辞争执”歌》,书信《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计杂文6篇,白话诗歌4篇,书信1篇,共11篇。为了迷惑敌人,便于持久战,他经常变换笔名,使用过它音、阿二、明瑟、佩韦、白舌、遐观、L.S.等名字,有的则干脆不署名。

　　在《十字街头》中,鲁迅发表的杂文和诗歌多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控诉、犀利批判和辛辣嘲讽。鲁迅有力揭露和抨击国民党采取的对日不抵抗政策。1931年9曰1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沈阳,国民党当局命令“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日军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即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继而,9月24日,全国人民掀起抗日反蒋的爱国运动高潮。一批无耻政客、文人以及投机商人,竟借抗日之名以营私。10日29日,鲁迅作《沉滓的泛起》,文中指出,在“国难声中”,由于广大人民的抗日怒潮冲击着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各种社会“沉滓”竟借“救国”之名趁机泛起。被鲁迅举例揭露的,有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的谬论,“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叫嚣,还有贴上抗日商标的药品和警犬等。鲁迅尖锐指出“因为泛起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到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它昔：《沉滓的泛起》，《十字街头》1931年第1期，第3页

　　12月17日,北平、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请愿学生,在南京举行联合大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并抗议逮捕、屠杀青年学生。但反动军警竟视学生为仇敌,进行残酷镇压。在珍珠桥中央日报社门口,打死打伤了学生,一手造成“珍珠桥惨案”。事后,国民党政府又竭力掩盖真相,并污蔑爱国学生。鲁迅闻讯,即于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挥笔写下《“友邦惊诧”论》。本中以充分的事实和雄辩的逻辑,怒斥所谓“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谬论;揭露所谓“友邦”(即英、美帝国主义)“要我们人民深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的本质;指出所谓“党国”,不过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 …”的奴才政府。文章有力地抨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声援了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这篇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战斗性的杂文,论证严密,文笔晓畅,对帝国主义各国的沆瀣一气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单刀直入的剖析,呵斥怒骂,义正辞严。

▲明瑟：《“友邦惊诧”论》，《十字街头》1932年第2期，第4页

　　鲁迅还尖锐讽刺和嘲弄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以及反动军阀的奴化教育。“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宁派和以胡汉民、汪精卫为首的粤派为调解派系矛盾而召开一系列会议。如1931年10月下旬在上海召开的宁粤“和平”预备会;11月双方分别在南京、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济棠排斥孙科及汪精卫在粤的势力,广东的胡汉民和孙科联合汪精卫,公开反对南京的蒋介石。国民党内讧激烈,分崩离析。此时,鲁迅采用歌谣体来创作白话诗歌,进行了无情的披露。这些政治讽刺诗尖锐泼辣,“形式又通俗易懂,顺口易记,可以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

　　例如鲁迅创作的《好东西歌》,揭露了国民党的派系倾轧争夺的丑态和卖国殃民的本质,讽刺国民党各派彼此吵骂、互推罪责的行径:“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 …相骂声中生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 …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直呼国民党要员为“好东西”,不但词含轻蔑,而且义属反语,真正意思是各派头目都不是好东西,而是卖国殃民的大坏蛋。

▲阿二：《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十字街头》1931年第1期，第3页

　　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追剿”军总令的何键,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议:“中小课程应增设公民科,以保持民族固有道德而拯已溺之人心。”鲁迅针对此事,作《公民科歌》一诗,讽刺反动军阀何键在潮南“捏刀管教育”,设立“公民科”,“实行法西斯奴化教育的行径”。

　　鲁迅给予了《十字街头》以生命,《十字街头》又让鲁迅的文章和思想得以蔓延。这就是《十字街头》应时而生的特殊性所在,是那个时代,亦是鲁迅给了它特殊性:它是具及时性、目的性、针对性、战斗性都很强的刊物。

　　参考文献

　　柏朝霞：《鲁迅与〈十字街头〉》，《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山东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编者自印，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