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兵 |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23-10-26 09:26:24

　　摘要

　　新文化史运动是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西方史学主要的研究趋势之一，也是整个西方史学发展长河中的一段重要篇章。美国女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被美国学界尊为这场运动的旗手和先驱，其研究上承社会史取向、下开新文化史风气之先，以大量史学实践推动了当代史学的“文化转向”。

　　关键词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新文化史  微观史学

　　1982年，一部以16世纪法国南部山区农村生活为背景的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后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影片对历史生动而真实的再现，受到了从普通观众到电影评论家、乃至职业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尤其在欧美史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历史与电影(或是影视史学) 的学术讨论。这部名为《马丁·盖尔的归来》( 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 的电影取材自法国历史上的一起真实案例，由法国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Gérald Depardieu) 、纳塔莉·巴耶( Natalie Baye) 主演，编剧让-克劳德·卡里埃(Jean-Claude Carrière) ，导演达尼埃尔·维涅(Daniel Vigne) 。在剧组里，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她就是担任电影历史顾问的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 。

　　戴维斯的参与，为电影在创作中最大程度地传递历史感和再现历史真实性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电影不仅在场景、服装、道具等方面忠实地还原了16世纪法国南部山村的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通过多方发掘史料，在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历史事实及语言对白等方面，尽可能地予以再现。由于较为成功地将历史与电影的叙事方式结合在了一起，既体现了戏剧性和娱乐性，又不失历史感和真实感，因此这部电影自公映起，就被推崇为历史电影的代表作，而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则将之评价为影视史学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

　　不过，作为历史学家的戴维斯并未就此满足，她仍深深地感受到虚构的、视觉的电影形式终究不能完全代替历史的解释，诸如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心态等历史因素，往往是电影所无法传递的。例如，“盖尔家族的巴斯克背景被放弃了；农村的新教因素被忽略了；尤其是妻子的双重游戏和法官的内心矛盾被淡化了。这些变化也许有助于赋予电影以强有力的简洁和质朴感，以使得马丁·盖尔的故事首先成为一个传奇，但它们也造成了难以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她又在1982年专门写作了《马丁·盖尔的归来》(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下文中简称《马丁·盖尔》)一书，用更为熟悉的历史学家的语言重新分析了这个离奇而富有深意的历史故事，在法国同电影剧本等一起出版，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叙述方式——历史学的和电影的。第二年，英文版又单行出版，在电影的巨大成功后，再次掀起了一股“马丁·盖尔热”。

　　本文在此首先以《马丁·盖尔》一书展开，分析戴维斯在这本其代表著作当中的研究特点，再兼及她的其它研究成果，讨论戴维斯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文化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作为一件偶然的历史事件，且发生在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身上，又是远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偏僻乡村，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马丁·盖尔的故事究竟有何价值呢?

　　故事的具体内容，笔者在此不作赘述，它早已经中译本的出版及不少相关的介绍在国内学界流传广矣。而早在事件发生的那个年代，真假马丁·盖尔的离奇故事便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有关审判以及真假马丁的传闻在当地广为流传，事后不久就有两部书出版。尤其难得的是，亲自参与了案件审判的图卢兹高等法院法官让·德·葛哈斯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了第一手的记录，他在1561年将案件的整个过程详细地记载了下来，包括所有的证据、证词、法庭辩论和判决以及他本人的评论。该书在16世纪一度畅销，先后有法文、拉丁文等多个版本，重印多次。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地方史作家吉约姆·勒修尔(Guillaume Le Sueur) 也在著作里记录了马丁·盖尔的案件，在史料上印证和补充了葛哈斯的回忆。此外，像蒙田等当时著名的文人也都发表过评论，后来大仲马还把它作为小说的素材。即便是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在事件的发生地——位于比利牛斯山区的阿尔蒂加村，当地人对马丁·盖尔的故事仍然记忆犹新。在现代，先后有一部话剧、两部小说、一出百老汇歌舞剧和两部电影改编自这个故事。

　　激发戴维斯写作这部历史的灵感亦来源于此，但历史学家的工作要更为严谨。戴维斯对资料的可靠性尤为重视，她不仅对作为主要资料来源的葛哈斯和勒修尔的记录细加考查，对其版本、文字等严格考证，对两者记录的真实性相互验证；而且还对大量间接的历史证据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如对法国南部山区的实地考察和访谈，对当地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收集，从而在总体上去理解作为历史背景的 16 世纪法国南部农村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以及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

　　整个马丁·盖尔的故事，主要围绕着三个人物间的关系而展开，他们分别是失踪的真马丁、冒名顶替的阿尔诺·居·提勒和先被抛弃再受“蒙骗”的妻子贝尔特朗德·德·罗尔。戴维斯非常细腻地对这三个人物进行了描绘和剖析，试图从中去寻找和解释影响到其行为的内在原因，包括心理、性、家族关系和经济等因素。

　　在戴维斯的历史叙述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贯穿始终，那就是让·德·葛哈斯，他作为法官经历并观察了事件的始终，作为作家又为后世留下了精彩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葛哈斯的《令人难忘的审判》一书，不仅是戴维斯关于马丁·盖尔研究的基本史料，同时其文本和作者也成为了现代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之一，戴维斯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这个讲故事的人及其著作的流传。这也体现了戴维斯历史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她不仅关注于历史事件本身，还包括后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叙述的方式及其感情和话语，这些都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这也成为了当代西方史学中注重文本的解读和流传的分支学科——阅读史的某种先声。

　　戴维斯还将后世对这一事件所做出的各种回应作为问题来讨论。马丁·盖尔的故事不断流传，被人们引用、转述和评论，于是同样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说法、不一样的结局，对人物的命运和态度也产生了具体而微的变化。蒙田曾就此撰文《论跛足》，提出认识事物的真相是非常困难的，人的推理是有缺陷的。法官的推理未必可靠，历史学家的认识同样如此。在最后时刻戏剧性出场的拖着木腿的真马丁，在后来的传说中成了某种符号和象征，可以意味着惩罚，也可以解释为谎言。戴维斯耐人寻味地指出，尽管葛哈斯在法庭上做出了某种判决，相信已经分清了真正的与假冒的马丁·盖尔，但在他的内心中，显然仍然有着些许怀疑和不确定；作为历史学家，她尽力使真相重现，但那也只是对此事的一种解释和复述，真与假的界线并不是绝对，而只在于如何评判它们。

　　《马丁·盖尔》一书，不仅是一项对具体历史事件严密的、微观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这部书中综合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些最新趋势和特征，作者采用了许多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甚至是新的叙述方式，这对之后的历史研究都有非常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价值。以下笔者分别从叙述史学、微观史学、影视史学和妇女史四个方面予以简要的介绍，而这些特点归结在一起，也正是所谓新文化史研究在总体上的方向所指。

　　戴维斯的叙述，遵循了传统叙述史学的风格，用非常清新简洁的文字将事件的整个过程娓娓道来，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事件演进及人物间的诸种关系交待得井然有序、详而不乱，对人物的性格、心理等刻划得更是入木三分、生动而合理，这些都充分地展示了作者的深厚功力。

　　结合该书的成书时代来看，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后，曾经风靡的西方新史学和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受到了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和质疑，单纯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史研究、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的倾向受到严重的动摇，甚至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史学为了应对危机并克服新史学弊端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史学潮流。在这些新的倾向中，重新提出历史写作应该以人为中心，在注重分析的同时还要讲究叙述的生动和优美便是其中的趋势之一，1978 年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一文，更是这一潮流的代表，戴维斯在研究中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但这种叙事史的复兴，并不仅仅是单纯讲故事。在叙述的同时，作者的分析同样精到。如书中关于事实婚姻的分析，戴维斯从中世纪后期以来西欧农村社会普遍的民间仪式和天主教教义对婚姻的态度入手，指出某种形式的事实婚姻在当时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男女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而不经教会同意在没有教士在场的情况下自主结成夫妻关系；同时，当时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宗教因素，那就是正在逐渐传播并影响日渐扩大的新教信仰，戴维斯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证明阿尔蒂加村以及阿尔诺和贝尔特朗德受到了一定的新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可以根据新教的解释来证明两人结合的合法性，并直接向上帝祈祷和忏悔，而不必再通过教士与上帝进行交流。

　　戴维斯从一个微小的案例出发，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的关系及其命运的分析，将读者带到了 16世纪的法国乡村社会。在这一独特而微小的事件背后，是当时法国乃至西欧社会的大背景——宗教改革的影响、新教和异端信仰与天主教正统的对抗、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冲突、年轻一代与传统保守势力的矛盾、经济生活与土地制度的变革、属于农民的大众文化中的诸多仪式和习俗。尽管作者没有对此逐一地加以详细论述，但在行文之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普通人生活所带来的重要影响。戴维斯抽丝剥茧般地再现了16世纪法国底层社会的面貌，诸如婚姻、继承的习俗及其社会意义、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则等等，特别是当事人以及审判法官的新教背景对其内心冲突的影响，更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所潜伏的宗教暗流。

　　《马丁·盖尔》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卡洛·金兹伯格的《乳酪和蛆虫》一起被并列为微观史学的三大经典。所谓微观史学，是指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借助人类学的视角，将历史研究范围缩小到一个村庄、家庭、甚至是个人的身上，进而用“显微镜”将这些微小的对象放大，通过大量的、琐碎的资料还原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和性格命运等等。唐纳德·凯利( Donald Kelly) 在为《马丁·盖尔》所写的评论中，指出该书反映了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日益结合，尤其是吉尔茨所谓的“厚描述”和“地方性知识”在其中表现尤为明显，“对于戴维斯来说，农民，尤其是农民妇女，是既有着经济的动力也有着性的冲动，并且有着在大多数正统历史学家眼中被忽视的具有文化传统和能力的人。这一侧重从因果分析向重建社会模式、从量化到定性评价的转移，其代价是视野的缩小和视线的放低；但它也为历史认识重新恢复了深度，以及人性和色彩。”

　　戴维斯在本书中所做的，正是将历史的显微镜投向了16世纪的阿尔蒂加村，投向了马丁、阿尔诺和贝尔特朗德这些小人物。尽管作为具体的人和事件，马丁·盖尔一案是非常特殊的，也不具备任何普遍性，类似的冒名顶替的事件在历史上并不常见，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作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分析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特征，如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活动、宗教信仰、精神世界、司法体系和审判制度。在这种历史中，居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被放到了历史学家叙述的中心，历史不再是王候将相的传记、文人僧侣的感悟，而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尽管20世纪60年代自英国兴起的社会史研究潮流就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历史主张，但在以量化为基本形式的有关研究中，对下层群众的记载在更多时候还是被物化为一个个枯燥的统计数字或是曲线和表格，微观史学研究则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纠正了这一取向，展示了历史的另一面。

　　阅读戴维斯的《马丁·盖尔》一书，还需要时时留意的是，这本书的写作首先源于一部电影。因此，有必要从影视史学的角度将本书同电影版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做一简要比较。所谓影视史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西方史学的一个新分支，根据海登·怀特的定义，是指“以视觉影像和影片的论述，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影视史学以电影、电视及视觉的语言代替传统的一般意义的历史编纂形式———文字和文本，用更加直接的方式叙述历史。电影《马丁·盖尔的归来》恰好应和了影视史学研究的这一趋势，用比较严谨的态度处理历史题材，尽可能地重现出 16世纪法国农村的生活场景。电影为扩大历史学的影响，增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具有极大的普及作用。不过在另一方面，电影和演员的表演始终是一种虚构的形式，同时为了追求票房和市场，电影在创作中势必无法做到完全忠于事实。因此，戴维斯在电影完成之后，还是用传统的方式重新分析和讨论了马丁·盖尔这一历史事件，补充了在电影中被忽略、被曲解或是无法用视觉的语言所表达的一些问题。

　　影视史学是当代西方史学界日益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的新兴学科，尽管对它的理论、方法、范畴等问题始终存在争议，甚至对影视手段究竟能否取代或补充传统的历史文本的诸多意见也还没有统一，但影视史学为古老的历史学又增添了新的活力。归根结底，视觉的手段和文字一样，都是一种叙述的方式，尽管两者传达的媒体不同，前者运用艺术的形式，以影像或声影手法来表现过去、再现历史；后者依赖书写文字的方式，以具体确凿可靠的史实叙述往事、反映历史。影视史学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可以预见，在史学未来的发展中，两者将在竞争、并存与互益中继续前进，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就是最好的实例。她对参与电影拍摄回忆道: “与这些多才多艺的电影人在一起工作让我获益良多，好处之一是使我有机会看到历史可以走出教室与学术会议，不再局限于专业性的期刊及书评，而以大篇幅的剧本之形式出现。尽管导演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我们仍必须在拍片现场的每一个角落做出决定，让过去的历史能够以某一种视听效果呈现———甚至于村民们也必须决定要把哪些动物借给我们拍戏。”通过这种“把历史形诸文字”和“用电影诉说历史”的双重体验，也让戴维斯确信: “只要拥有耐心、想象力与实验精神，透过电影所完成的‘历史叙事’能够比现在的电影作品更具有戏剧性，同时，更能符合于过去的数据。”

　　这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字里行间中所传达的强烈的女性主义观点。妇女的主体地位在书中处处可见，这不仅体现在作者纳塔莉·戴维斯本人就是一个女历史学家，而且书中的中心人物贝尔特朗德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她的心态、情感、为人、行事在戴维斯的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是书中最复杂、最富有争议、也是最生动的一个人物。

　　戴维斯本人学术思想的形成时代，正值女权思想高涨之时，加之她本人的犹太人身份，让她得以远离主流社会的经验，其个性反叛、左倾、热衷于政治运动，虽然主要致力于 16 世纪法国史、英国史的研究，但她对革命、社会转型、工人、黑人、反犹主义、女性主义等问题一直兴趣浓厚；另一方面她作为美国女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长期致力于提高女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在研究实践中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1987年，戴维斯在其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演说中，以《历史学的两个主体》为题，提出历史女神克丽奥应该成为一个没有性别的保护神，而不再是附属于男性、听命于男性的侍婢的形象，女性的视角和研究在史学中应占有平等的地位。她说，历史学的形象“从本质上说必然具备复杂性、责任感和多重的视野。……将至少有两个正在交谈和争论的人，当他(她) 们用著作示意时，一方总是倾听另一方的讲话；它将是一部动态的影片，而不是一幅静止的画面，这样，诸位就可以发现，他(她) 们有时悲哀落泪，有时惊愕不已，有时心领神会，有时开怀大笑。”女性主义史学的情感和关怀在此表露无疑，其本人的多部著作也均以妇女史为切入，如历史传记研究《边缘的妇女》(Women on the Margin) ，即以明确的标题来说明女性在历史与历史叙述中的地位，而将三位处于历史边缘上的17世纪女性人物摆到了她叙述的中心位置，还她们以血肉情感。

　　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在《马丁·盖尔》中戴维斯花费了更多的笔墨来描述贝尔特朗德这个女人。相比较于马丁的懦弱和逃避、阿尔诺的虚伪和假冒，贝尔特朗德的形象显得更加的丰满和突出。虽然在16世纪的法国农村，妇女在家庭生活及一些经济活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把一个农村妇女作为主体加以观察的历史研究却并不多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书也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妇女史研究来看待。

　　二

　　马丁·盖尔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真与假的主题，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是挣扎于真与假的矛盾之间。电影的创作就令戴维斯对历史的叙述、真实性等问题产生了深刻的思考，她这样写道: “令人矛盾的是，越是沉浸于电影的创作，我就越是想要去发现一些超越电影之外的东西。我被逼着去对这一案例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使它具有历史感。为演员而非读者去写作，产生了有关于16世纪时人的动机等新问题———例如，他们对真理是否像对财产一样的看重? 看着杰拉尔·德帕迪约以他的方式演绎假马丁·盖尔这个角色，给了我新的视角来思考那个真正的冒名顶替者阿尔诺·居·提勒的所作所为。我感到我有了自己的历史实验室，产生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在此，我们看到了一对对真与假的矛盾: 真实生活中的演员在扮演一个虚构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在历史中却是真有其人；但这个真实的人物又是在冒名顶替另一个人的身份，也是在作假；电影和历史都在用某种叙述再现这样一起真实事件，但任何的努力实际都无法真正还原历史的真实，其根本还是假想和虚构的。

　　在《马丁·盖尔》一书的结尾中，戴维斯便略带戏谑地流露出了对这一悖论式的矛盾的思考，“马丁·盖尔的故事被一再地讲述，因为它提醒我们任何惊人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即便对已经破解了它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觉得已经揭开了过去的真实面目———抑或是李鬼又在作祟?”而在开篇的序言中，戴维斯也曾向读者表示，“在此我所呈现给你的有几分是我的创造，但却紧扣住了过去的声音。”日后，在总结该书并回应对书中有关真实与虚构问题的质疑时，她进一步提到: “事实上，我的整本书，……都是对真实与不确定的问题所做的一种探索: 关于16世纪在确定真实身份时的困难和关于20世纪历史学家在追求真实中的困难。”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就《马丁·盖尔》这一本书而言的，而是涉及到了整个历史认识论并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们的重要问题，传统的历史认识把这一对矛盾过分的绝对化了，而强调了其中的一者，而戴维斯在此则更主张用一种相对的、辨证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结合戴维斯本人的研究和经历，可以看到这种历史观念的形成是有其渊源的。在回忆自己所接受的历史训练时，戴维斯谈到: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我们一般被教导要像科学的历史学家那样去剔除资料中的虚构因素，由此才能得到事实的真相。”但她的历史之路似乎没有完全遵循这些准则，在很早她即认识到“需要一种比原来的更复杂、更多维的社会观；社会还可以围绕许多不同的体系被组织起来。”须知道，当时正是社会-经济史研究风气最鼎盛的60年代，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戴维斯开始注意并将研究的视线转向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上。而人类学恰是新文化史兴起中最主要的理论源流之一。

　　再回到真实和虚构的问题上，如果说戴维斯关于真假马丁·盖尔的思考和叙述还只是一闪而过的灵感火花的话，那么几年后的《档案中的虚构: 16世纪的赦免故事及其叙述者》(Fiction in the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 - Century France) 一书则把这种思考更加深化并将之转化为具体的研究实践。对于这本书，有书评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这本不寻常的书的独创和出众归功于作者广泛的历史想象，即发现那些被其他人所忽视的，以及将历史学中社会、政治和法律的方面通文学的分析和心理学的认识结合在了一起。由此而来的结合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贡献，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具体来看，该书研究中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从中如何能够反映出戴维斯对真实与虚构问题所做的深入思考呢?

　　首先，《档案中的虚构》有着明显而深刻的历史学印记。戴维斯的基本资料是她多年来从丰富的16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收集整理而来的向国王请求宽恕豁免的大量信件，并且主要涉及一些杀人的命案。在这些信中，申请人(即杀人者，他们或在押候审、或已被判刑、或逃亡在外) 一般由本人或通过律师、公证人向国王写信请求赦免，在信中说明事件的经过原委、解释杀人的动机并极力澄清自己的无辜和不得已。在经眼的无数档案中，戴维斯挑选了206 封能够反映不同性别、社会等级和地区差异的个案进行考察。这种细致的以历史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式，体现了历史学家扎实的史料功底。再者，尽管戴维斯书中所要讨论的虚构、叙述等问题明显地受到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但她还是牢牢地扣住了历史的、文化的背景和主题，她“历史学家的眼睛”追踪的是各种各样的“证据”: “16世纪的人们是如何讲述故事的，他们认为的好故事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说明动机的，以及通过叙述他们是如何解释突发事件并将之同直接的经验建立起一致的。”质言之，戴维斯的研究就是由大量的、某种特定的文本入手展开的一种文化史的探索。

　　其次，在史料的选择上，戴维斯也独辟蹊径。传统的历史研究一般认为这类赦免信件缺乏直接的史料价值，其中的内容和信息往往都是虚假的、有悖历史事实的，只是很有限地将它们用于“有关节日风俗、不同社会环境和年龄群体中的暴力和仇杀、国王和其他社会、文化准则的态度与形象等研究。”对这一类史料的批判、考证、辨伪，构成了通常史料学的主要内容。但戴维斯完全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她所使用的资料，“我要把这些资料的‘虚构的’方面作为分析的中心。”此处她所指的“虚构”，并不像我们从书名中所得到的简单理解———鉴别档案中的虚构、伪造的成分，而是指在这类文本中普遍存在的某种叙述手法，而通过对这种叙述手法的分析，就有可能透过表面的文本内容，获得对事实的解释。至于为什么选择赦免信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基本资料，戴维斯也做出了解释，它们是当时直接出自下层等级口中的相对最完整、最丰富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有着多重的特点: ⑴、它有着严格的程式，因为它们是要上达到国王并试图将其说服或感动的陈情书；⑵、它又是从一个角度对一起真实事件的历史记录，并有着鲜明的社会、文化背景；⑶、由于事件涉及血案，因而往往有着强烈的戏剧性和故事性；⑷、加上叙述只是出自事件的一方的一面之词，而且其目的是为了洗清罪责、逃脱惩罚，因此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和虚构色彩。这些特点为作者对其中叙述风格和技巧的分析提供了最充分的原始资料，这些文本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又使它成为一项严谨独立的历史分析，而区别于一般的文学评论。

　　第三，其研究方法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特征，即对文学批评方法的借鉴。戴维斯接受了历史叙述学的一些主张，受到诸如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 等人的影响，表示在历史叙述中“对语言、细节和顺序的修整性的选择应该给予一定的考虑，它似乎对作者和读者都是真实的、实在的、有意义的和/或解释性的。”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 表达了戴维斯的这一观点的惺惺相惜，“历史就是叙述，不论是何种历史。即使其形式同近来‘叙事史的复兴’所预测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即使它对事件漠不关心且有着最结构性的描述，但历史的写作要建构时间体系，要确定其对象实体，以及包含了通过掌握各种‘情节安排’手段从而决定虚构性叙述的范式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各种关系。”一方面，历史学家本身的研究和写作是一种叙述，另一方面，他作为证据使用的资料又是另一种叙述，这使得历史学家的工作成为一种复杂的集合体。戴维斯研究视角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她看到了这种复杂的关系，而试图针对其症结用一种具体的研究例证来进行解释和重建。换句话说，她是在用一种当代的历史学的叙述，分析某种历史叙述( 或历史文本) 中的叙述性。

　　作为一种文本，16世纪的陈情书自然运用了某些叙述手段，带有一定的虚构色彩，戴维斯以它们为例证展现了16世纪法国社会中普遍的叙述风格和技巧。同时，她的这种考察还具有社会文化史的意义，“赦免故事的运作还向我们显示了信息、价值观和语言习惯等是如何穿越阶级和文化的界线流动的。”至少在法律史的层面上，戴维斯的这一例证构建了一幅文化网络的图景。此外，赦免信的例子只是作者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个特例，由此推演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档案资料、文学资料和历史叙述，乃至一切文本中都存在的叙述性或虚构的一面。在戴维斯关于真与假、确定与不确定的思考中，两者原本泾渭分明的界线变得模糊了，互相的对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和融合。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在强调文本的同时，否定了历史，那么在戴维斯这里，又用研究的实践证明，透过对文本的考察，仍然能够获得对过去的认识，建立起历史的叙述，并且这种考察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彼得·柏克( Peter Burke) 就此评论道: “就某种意义而言，那是对实证主义者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她已侵入了实证主义的地盘；她展现的是，即使在实证的领域，若不转向研究语言及修辞，你将一事无成。”

　　三

　　如何评价纳塔莉·戴维斯在新文化史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不妨举几个例子来简要说明: 其一，1983年，美国“激进历史学家组织”(The Radical Historians Organization) 将历年来刊登在《激进历史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 杂志上的历史学家访谈结集出版，采访对象主要是一些知名的欧美左翼历史学家，包括 E·P·汤普森(E.P.Thompson)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 、戴维斯等。颇有意思的是，编者还根据每位史家的研究专长和成就各配上一幅漫画肖像以作图式。画家把戴维斯的头像放到了德拉克洛瓦(Delacroix) 名画《自由引导人民》里手擎三色旗的自由女神身上，女神手中的武器换成了历史学家的书册。此中的含意再明显不过了，戴维斯化身为在历史学(或者至少是法国史) 领域里引导推翻“旧制度”的历史女神，推崇可谓高矣。其二，1987年，戴维斯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在一个保守传统、充满性别壁垒的领地里获得了完全的承认和尊敬，在她之前只有一位女性曾得到过这一殊荣，那还是在四十多年前。其三，1989 年由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一书将书敬献给戴维斯，称她为“我们所有人的灵感泉源”，在书中，苏珊·德山(Suzanne Desan) 更将戴维斯同 E·P·汤普森(E.P.Thompson) 一起看作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即率先突破社会史局限、探索文化史的先驱，“这两位历史学家，对于大众行为及态度的文化分析所提供的方向、有效性以及方法，有极大的影响力。尤其他们讨论群众暴力的作品，对于社会史的新文化研究取向之定义与形构，是不可或缺的。”

　　从以上三个例证，不难看出戴维斯在美国史学界地位之殊。作为林·亨特等人的前辈，她是率先垂范新文化史的先行者。阿瑟·马韦克( Arthur Marwick) 在谈到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的关系时，称“她的《马丁·盖尔的归来》既是‘新文化史’，也是以后的‘微观史’的最佳典范。”这种典范性在其更早先的研究中就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如1975年出版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一书，收录了戴维斯自1965年以后的八篇重要论文，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要说明——“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变迁之驱动力的决定性角色。”在书的标题中所暗示的，她将对文化的考察并列于对社会的考察放到了历史学家的议事日程上，而在书中，她更将文化与社会的主次关系颠倒了过来。戴维斯的弟子们在为其编辑的纪念文集中评价道: “非但没有把文化的经验看作是存在于首先是经济的、再是社会的现实之上的某种东西，甚至最终还从属于它们，戴维斯从她最早的著述开始就同新一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特别是 E·P·汤普森，一起找了共同的理想，坚持认为文化的实践和过程不仅不是社会经济经验的反映或表述，而且还构成了它。……在她看来，文化活动由此成为了构成和改变社会生活基本范畴( 集体和个体认同的概念) 的中心机制。”他们还指出，在戴维斯的文化史观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文化与认同”(culture and identi-ty) ，这是其连通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桥梁，并且体现在她的大部分著作当中，如在《马丁·盖尔》中文化与认同的交织就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之一。在谈到自己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根本原则时，戴维斯也表明了这种文化取向的态度，“我感兴趣于从其自身出发来解释社会体系和历史变迁，也就是说，从时代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原动力出发。”

　　在美国学界戴维斯常常被认为是同年鉴学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风气一脉相承的。由于从事法国史研究，戴维斯对年鉴学派自然相当熟悉，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接触，尤其是同年鉴学派第三代的许多历史学家更是意气相投。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戴维斯在法国史研究上的创新开拓成为了促使年鉴学派向心态史、向“年鉴——新史学”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动力，如有评论就认为戴维斯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对于带着只有量化的材料才能提供对大众生活的唯一指导这一信仰而成长起来的一代法国史家来说，该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的方法表明了还可以从传统形式的资料中了解到很多普通男女们的生活。”

　　但这种联系又是相对的，如德山指出，“尽管她的著作跟年鉴学派的情况是一致的，也跟年鉴学派朝草根历史和心态史的转向一致，不过，她的作品藉由更大幅运用象征人类学，也藉由强调文化因素而非气候、地理或社会经济因素来补足这一法国式的研究取向。”迪芬道夫(Barbara B.Dief-endorf) 和赫斯(Carla Hess) 也认为，“事实上，她的著作对那些心态史研究者的方法和考查既是一种继承，更是一种挑战。”同年鉴学派的这种联系与区别，其原因是因为戴维斯比第三代年鉴历史学家有着更广泛的理论渊源，她接受并运用了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而跳出了三种时段划分的窠臼，转向了比心态更广义的范畴——文化。这种联系与区别，同样也可以用来评价新文化史与年鉴学派心态史的关系上。

　　具体来说，包括年鉴学派的影响，戴维斯的新文化史观主要由四个方面的学术背景共同汇集而成: ⑴法国年鉴历史学；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E·P·汤普森；⑶妇女史；⑷文化人类学。对于以E·P·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戴维斯曾明确表示，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意识与认同形成的名著早在60年代就对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戴维斯正在准备她关于16世纪法国里昂印刷工人的博士论文。德山的文章抓住了戴维斯与汤普森之间的这种联系和共性，并且看到了他们对新文化史运动的重要影响，“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和E·P·汤普森对于有关大众态度和行动主义的文化诠释，作出了引人注目而又原创的贡献。他们联手将集体行动的研究，从其先前对经济或心理力量的过度强调里抢救出来。他们关键性地说明了文化暨社群因素在驱策行动主义者时的重要性，也阐明了暴动者在打造他们自己的历史时的自立又主动的角色。他们对于世界观、仪式、以及共享意义的强调，所拥有的分歧远超过群众研究的畛域，这些都有助于形塑一般的心态史和大众文化史。甚多受到戴维斯与汤普森之理念影响的历史学家，见证了他们的贡献的重要性与适时性。”前文中也曾引用到戴维斯的弟子们所评价到的，正是他们二人的开拓，改变了“社会的”与“文化的”两种取向在历史研究中的从属关系，因此可以将戴维斯和汤普森共同看作是在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过程中承先启后的两位关键人物。

　　而在妇女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上，林·亨特的一段阐述明白无误地做出了说明，而且她所用的例证之一便是戴维斯。她写道: “性别(gender) 的重要性超过了其在社会与文化生活里无可否认的核心定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史研究与晚近对于性别差异的强调，在文化史的方法发展中更普遍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或许唯有) 在美国，妇女史与性别研究一直站在新文化史的前线。例如，戴维斯依靠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来阐释近代早期文化的作用。”戴维斯的很多研究实际上也都可以归到妇女史或性别研究的范畴，她不仅被看作是美国妇女史界的领袖，而且她也是最早提出用社会“性别”的概念来代替生理上的“性别”的妇女史家之一，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社会和不同时期里性角色、性象征的范围，发现它们代表的含义及其如何作用以保持社会规范或促进它的变化。”这里的性别是一种文化的表现，以此为中心的妇女史研究也由此同新文化史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上。

　　最后，戴维斯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中有着明显的人类学痕迹，而人类学正是促使新文化史兴起最重要的相邻学科之一。戴维斯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鉴，成为后来者学习和摹仿的经典范例；更重要的是，她对这种跨学科实践所做的理论阐释，也成为日后新文化史的重要指南。如1981年，在由《跨学科历史杂志》(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组织的展望80年代后历史学前景的讨论会上，戴维斯着力推崇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并且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谈道: “人类学对我在自己的历史思考上的影响在于，不仅加深了我对不变的过去的理解，还有对人类经验多样性的认识。……人类学能够扩大可能性，帮助我们打开眼界，给予我们一个新的位置来看待过去并从早已熟知的历史文本中发现惊奇。”人类学为历史学家打开的文化视野，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 “对社会互动的生动过程的近距离观察；对象征行为的有趣解释；关于社会体系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结合起来的意见；不同于历史学家习惯使用的那些来自于文化的材料。”不过，在看到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所带来的美好前景的同时，她也告诫历史学家要避免盲目性，“我觉得在许多情况中，历史学家从人类学得来了错误的教训。他们接受了人类学的某个概念，如关于交换互惠或倒置换位或巫术妖法等，然后不加判断地就用在了历史的问题上。我所说的不加判断，是指因为概念来自于人类学就太过轻易地认定它是正确的，而没有仔细考虑对于他们所考察的历史阶段还需要什么来证明事实，或者历史证据是否就不会对理论做出修正。人类学提供的是建议而不是处方，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要把你研究的时代作为一个总体的文化体系来看待。千万不要把任何思想的范畴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戴维斯来说，优秀的历史研究应该是像人类学家那样成功地创造并呈现出一个过去的历史，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套用人类学的概念。这种警示，是在新文化史初兴之时对学科做出的有力而睿智的规范，从而约束和指引它走上了更合理的发展之路。

　　就像爱德华·卡尔对历史所下的定义，“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戴维斯也喜欢把历史学家的工作比喻成“与历史的一场对话”，有时甚至可以演化为激烈的争论，一方是带着自身理论立场和文化价值观的历史学家，另一方是被研究的历史对象。例如戴维斯就把《边缘的妇女》一书的序言别出心裁地写成了自己在想象王国中同三位传记中的女主人公的一次对话，阐明了自己作为作者与作为传主的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同立场。她认为，不论赞同或是反对，历史学家都应该在笔下给这些人说话和表明自己的机会，同时又对他们积极地提出质疑，而不是单方面地用自己的想法和概念塑造他们，也不能任由对象左右研究者主观的价值判断。

　　来源：《史林》2011年4月，注释略

作者周兵，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