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综合性刊物之一，亦是近代“创刊最早而又赓续最久之刊物”，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方方面面。日前，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线了《东方杂志》，欢迎大家查阅利用。
《东方杂志》1904年3月11日创刊于上海，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1932年《东方杂志》在“一·二八事变”后停刊，同年10月复刊。淞沪战役爆发后，《东方杂志》于1937年11月迁至长沙，第二年11月在香港、重庆两地同时发行(王云五曾称《东方杂志》迁至香港是因为文夕大火，当有误，因为在当年11月1日，文夕大火以前，《东方杂志》即已在香港出版，此外，一些期刊目录对《东方杂志》的沿革记载亦有错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版自然停刊，而重庆版亦因商务印书馆的工厂“有待整理与扩充”而停刊，1943年3月15日《东方杂志》在重庆复刊。在《复刊辞》中，王云五指出“本志以阐明学术为主旨，所刊各文，见解力求客观，议论务期平允。注重新知之介绍，然力避武断，期无悖研究之精神。内容则人文自然、中外新旧，兼收并录。”
抗战胜利后，因为商务印书馆的馆员回到上海，《东方杂志》于1946年10月15日出版了在重庆的最后一期，并在1947年1月迁回上海。1948年12月，《东方杂志》在大陆出版了最后一期。从始至终，《东方杂志》曾在月刊与半月刊中几度来回变更，内容上，则广泛辑录其他报刊的文章，被认为是“杂志的杂志”。
《东方杂志》的地位及其质量，可以从另外一个例证中证明：建国后，对于《新建设》这份刊物(其时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相当于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于光远即曾指示其应当逐步向《东方杂志》这样的刊物转型，因为《东方杂志》“学术门类多，评论多，而且很切时宜、内容丰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保存价值。”下面，就让我们来一睹《东方杂志》的部分内容吧。
《东方杂志》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为夏曾佑(署名别士)的《论中日分合之关系》，终刊号出版时值东京审判刚刚结束，故而在一开头亦登载了相关内容，反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中日关系之密切与复杂。
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东方杂志》刊登了其主编杜亚泉(笔名伧父)撰写的系列相关文章。
《东方杂志》，亦是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论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刊登了大量的有关文章，上图即为杜亚泉的相关文章。
新文化运动期间，《东方杂志》上有着不少对十月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推介、论述的文章，上图中，“过激派”即指布尔什维克，“李宁”则是列宁。
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上图为《东方杂志》登载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东方杂志》刊登的张闻天《哥德的浮士德》一文，可能是国内最早介绍与论述《浮士德》的文章。
新文化运动期间，杜亚泉(署名高劳)翻译的《中等阶级论》一文。
1927年8月，尽管大革命刚刚失败了，但是《东方杂志》仍然出版了“农民状况调查”这一专号，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各界，无论希望如何着手，都不能忽视农民问题。
1933年第一期的《东方杂志》，刊登了著名的“新年的梦想”栏目，第二幅图为丰子恺的相关漫画。
《东方杂志》作为综合性期刊，有着大量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史料。我们此前推送的《国民政府在江南地区的敌后施政》一文，梳理抗战期间，行署制的来龙去脉时，即使用了《东方杂志》上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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