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大公报”，人们最先想到的应该是1902年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这份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为宗旨的报纸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而在民国时期的湖南，也有一份颇受赞誉的“大公报”——1915年9月创刊于长沙的《大公报》。值得注意的是，虽同名“大公报”，但实际上二者并无渊源，故时人与后世学者为了便于区分，多将出版于长沙的《大公报》称为“长沙《大公报》”或“湖南《大公报》”，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在此报纸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长沙《大公报》报头，出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自1915年9月1日创刊到1947年12月31日停刊，长沙《大公报》可谓命途多舛，“这三十年中，湖南政潮汹涌，政权几易，战乱频仍，《大公报》处此惊涛骇浪中，遭停刊处分九次之多，成员遭逮捕、系狱、审讯和逃亡次数更多”。据学者统计，因政治及战争的原因，长沙《大公报》实际出版时间不足27年，但“仍是民国时期湖南实际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长沙《大公报》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15—1927年为其“民办”时期，这一时期的长沙《大公报》“敢言”著称，包道平在大公报十周年的纪念祝词中称赞其“大哉言乎，公而无私”是“国家之鉴，社会之师”，长沙《大公报》也一度成为湖南销量最大的报纸;1929—1947为其“官报”时期，1929年因其接受了湖南省政府的资助得以复刊，但此时的长沙《大公报》已被时人视为国民党的官方报纸，销量大不如前，著名报人徐铸成对30年代初的长沙《大公报》印象不佳，称其“一点生气也没有，新闻全是转载沪、汉各报的，本市新闻少而短”，到了抗战时期《大公报》生存更为艰难，但张平子等报人仍勉力维系着报纸的出版，为抗日宣传做出了贡献。笔者拟通过梳理长沙《大公报》之发展脉络，试图为读者诸君展示其丰富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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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生便风华正茂
长沙《大公报》诞生于1915年9月1日，该报为日报，每日一期，共三大张、十二个版面，其中第1、4、5、8、9、12页为广告;第2、3页刊载社论及国内外要电;第6、7页为国内新闻;第10页登载本省(湖南)新闻及评论;第11版为副刊。此后直至1927年被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勒令停刊，长沙《大公报》大体维持着8—12个版面。
长沙《大公报》甫一诞生，便展现出运作成熟的大报气质，这得益于创办该报的一批经验丰富的报人。长沙《大公报》的创办人多出自于《湖南公报》，《湖南公报》原本持论公允，但在汤芗铭督湘后渐成为汤之私报，立场趋于保守，至袁世凯筹备称帝时期又与湖南之筹安会团体关系密切。原《湖南公报》的一些报人，如张平子、张秋尘、龙兼公等对此极为不满，遂脱离原报创办新报，定名为《大公报》。大公报社于首期的《本报宣言》中便指出同人另办新报的原因在于“不屑学彼轻薄杨花之政客以堂堂之新闻事业为做官发财之媒介”自当“不能为奄阿侧媚之辞以浮沉容悦与当路”，且因“舆论为国家之重”故报社要坚守“以言论贡献社会”，并指出这是“新闻家之信条”。此后，为民发声、坚持言论自由长期是报社同人办报之宗旨。创办长沙《大公报》的这批报人，以办报为终身志业，创办人张平子更是坚持与长沙《大公报》相始终。
长沙大公报《本报宣言》，声明反袁立场
长沙《大公报》之所以能自其创办伊始便得到湘人之敬重，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坚定捍卫民主自由之态度，在湖南诸报纸对袁世凯运作帝制保持沉默或高声唱和之际，《大公报》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在长沙《大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有人称赞《大公报》道“吾湘之有大公报，其创始正袁世凯急谋帝制之时。海内人士，虽绾军符据严疆省者莫敢反对，而该报独能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可谓勇矣”。在报纸首期的时评文章上，《大公报》便直言了其反对帝制、拥护共和之态度“夫以少数人之私意，遂假造民意以变更四万万人口心意，倾覆共和国体。姑无论其狂妄，即其举动，真谓狗彘不食也，本报誓当秉春秋之笔以诛之”从首期报纸开始，直至袁世凯取消帝制，《大公报》发表多篇社论，从政治、法律、文化等多个角度反对袁世凯称帝，并多次驳斥筹安会诸人变更国体议论之荒谬，社论旁多附有“毋忘国耻”四字，以警湘人。此外还翻译并刊载了多篇西人关于国体变更的评论及外国要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电文。
因长沙《大公报》“发他报未敢发之声”，创办不久便跃升湘省大报之行列，具创办人张平子回忆，《大公报》“不一月即发行四五千份，不数日即跃至万份”。
刊载西方学者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文章
《大公报》社论旁多附有“毋忘国耻”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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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公报》与民初湖南地方政治
栖身租界的报纸能够有相对安定的办报环境，相比之下，地处内陆的长沙《大公报》的生存则更为艰难。在法治不彰、言论自由时常难以得到保障的民国时期，作为民众喉舌的长沙《大公报》既要履行其为民发声、监督政府的职责也要努力因应与化解来自执政者的压力，其一方面不断地受到地方政局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深刻影响湖南的地方政治。
长沙《大公报》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其优秀的报人、敢言的风格，其与政治人物的关系网络也有较大助益。报社成立初期，具有极大影响的湖南地方士绅领袖刘人熙担任《大公报》的社长，时值汤芗铭任内，汤多次查封湖南省内持进步立场的报纸，责令其改组或通缉其主持人，“独《大公报》反袁反帝比各报尤烈，竟予以优容”，甚至《大公报》成立之际汤也发来祝词，张平子认为“其原因之一盖为刘人熙之声望也”。张平子所提的另一个原因是汤芗铭之兄汤化龙，汤化龙亦与《大公报》关系密切，因而汤芗铭才对长沙《大公报》有所优容。据张平子回忆，汤芗铭曾多次试图收买《大公报》让其放弃反袁立场，但均遭到了拒绝。1915年12月，在蔡锷举兵反袁后不久，《大公报》便在湘省诸报中率先刊发此一消息，湘省民众为之振奋。汤芗铭为稳定民心，虽未查封《大公报》，但强令其每日送审，《大公报》则多次以“开天窗”的方式表达其抗议。
“开天窗”以示抗议
此后在傅良佐、张敬尧督湘时期，湖南陷入南北混战之中，政局动荡，《大公报》之生存更为艰难，多次遭到军队封查甚至洗劫。在驱张运动中，长沙《大公报》多次发表报道、评论予以支持，毛泽东也正是在此时成为报纸的重要供稿人。
驱张之后，湘军收复长沙，谭延闿得以第三次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当时的湖南主流民意要求湘人治湘，实现湖南自治，《大公报》同人也积极主张湘省自治。1920年7月20日，谭延闿顺应民意发表“祃电”宣布自治，自此湖南进入了“湖南自治运动时期(1920—1926)”，长沙《大公报》亦进入了其顶峰时期。虽然不久后谭延闿为赵恒惕所取代，但赵恒惕仍然坚持推进湖南自治与湖南省宪的制定。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湖南主政者十分重视与媒体的关系。据当时担任上海《新闻报》驻湘记者的陶菊隐回忆，1920年6月光复湖南后，湖南地方当局在召开军政绅商各界联席会议时，长沙各报主持人也被邀请列席，知名报人陶菊隐说“这是我们新闻媒体界人士得列席一省最高会议的开端”。此后，军政会议邀请媒体人士出席逐渐常态化，这一做法在赵恒惕主政后继续沿袭，除一些涉及军事机密的军事会议外，均向记者开放。湖南自治运动为《大公报》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媒体舆论环境，《大公报》也很好的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并且深度参与了湖南省宪制定的进程，此后在湖南省宪危急之时，也极力扮演着“护宪者”的角色。此一时期的长沙《大公报》，在栏目设置上也多有创新，如设置“现代思想”栏目，介绍西方思想与社会，并关注中国之现代化发展;设置“调查”栏目，深入湖南底层，着力调查底层社会生存之现状;1923年后，多次推出“平民教育专号”，推进湖南之平民教育等。1935年9月的《湖南大公报二十年纪念特刊》上，报社回顾20年来发展之历程，表示“民国十五年以前，本报遭逢时会，辱承阅者厚爱，销数特多，广告费随之增加…吾辈亦得抒发其意志”，湖南自治运动时期可谓是长沙《大公报》的黄金时期。
《现代思想》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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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的《大公报》
1926年，唐生智取代了赵恒惕成为湖南省长，并在不久后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参与北伐，长沙《大公报》之生存渐趋艰难。1927年，在革命派控制长沙期间，《大公报》被指斥为“反动报纸”，被当时中共所主导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勒令停刊。这次停刊，成为了长沙《大公报》由盛至衰的转折点。
当1929年，《大公报》再次复刊时，其已转变为立场反共的报纸。甚至报社特意挑选了5月21日，马日事变两周年之际复刊，以言明报社之“反共”立场，将报社得以复刊称为“马日重光”。尽管张平子、龙兼公等仍然坚守着长沙《大公报》，但却不复往日荣光，“16年(1927年)以后，大遭迍邅，销路既不能恢复，广告以商场之索落，农村之崩溃，更不能望如前日”，此外物价及人力成本也大幅上涨，其生存极为困难。因此，报社开始接受何健每月1600元的补助，故而被认为成为了国民党的官方报纸。1929—1937年的长沙《大公报》影响力大幅衰退、立场的转变也使其难以扮演政府监督者的角色，但此一时期的大公报并非一无是处，其关于湖南社会、教育的报道、调查仍具有很大的价值。
1929年《复活辞》，立场已转为反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长沙《大公报》便在国内新闻板块大量报道与东北有关之新闻，并积极主张政府与民众团结一致、公御外辱。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大公报》也大量报道各地救亡消息及抗日运动，以示支持。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长沙《大公报》开始积极投入抗日战争之宣传，但在1938年的文夕大火，报社的全部设备付之一炬，报纸被迫停刊。在张平子、李晋康等报人的努力下，《大公报》于1940年1月1日复刊，继续从事抗战之报道，此一时期由于生存艰难，《大公报》仅有四个版面，第1页登载广告;第2页为国内新闻，主要关注国内各地区之战事;第三页为国际新闻，着力报道世界反法西斯之战事;第四页为副刊，大量登载抗战文艺。此时的长沙大公报“销数仅两千份，每月广告费收入仅四五百元，亏损巨大”，但《大公报》始终坚持在湖南交战区派出多路战地记者，为读者提供最真实之战事资讯。1944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军队直逼长沙，《大公报》被迫再次停刊。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共御外侮
抗战胜利后，长沙《大公报》于1945年11月1日再次复刊，但依然坚持反共立场，故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转守为攻之际，张平子声言“将来共产党主政，我报以反共著称的决不能相容”，故宣布长沙《大公报》永久停刊。张平子也结束了其报人生涯，退隐湘潭，做到了“与大公报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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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的史料价值
长沙《大公报》是民国时期的湖南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之一，更是1915—1927年间湖南最为重要的报纸，此一时段的长沙《大公报》之史料价值已得到学界之关注。自2008年以来，涌现了许多关于此一时段的长沙《大公报》之研究，并且诸多关于民初湖南地方史的研究均运用到了长沙《大公报》。可以说，1915—1927年的湖南大公报目前已经成为了研究民初湖南地方史，尤其是民初湖南政治史不可或缺的史料。相较之下，1929年以后的长沙《大公报》因此政治立场的偏颇不太为学界所关注，但此一时期的大公报仍有诸多亮点，自长沙《大公报》诞生伊始，关注底层社会民生便一直未其特色，湖南自治运动政局相对稳定，报社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这一传统在1929年后得到了延续。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完整收录了时间横跨三十余年，期数超过八千的长沙《大公报》，其中丰富的史料价值，更有待读者诸君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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