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民众/抗战期间青年就业与择业的时代指南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20-07-08 10:26:21

　　不过，话虽如此，倘若不是为了稻粱谋，彼时多数士人大概不太愿意去从事“鬼使”和“神差”两份职业。比如，向郭嵩焘讲述这则“八卦”的黄彭年，这一年就被直隶总督李鸿章聘请做了保定莲池书院的主讲，并主持纂修《畿辅通志》。对他而言，在吃穿用度不愁的前提下尚有机会以儒学传道设教，显然要比与“外夷”办理交涉的“鬼使”和侍弄“奇技淫巧”的“神差”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黄彭年(1823-1890)，字子寿，贵州贵筑(今贵阳)人

　　但是，郭嵩焘心目中没有那么根深蒂固的鄙视链。他认为，西方的政教、制造都是有其学问的，必须先学，然后才能谈得上驾驭。所以，当多数的同辈人还在戏谑地谈论“鬼使”和“神差”的命名学时，郭嵩焘已经在深入地研究西洋的风土人情和地理情势了。

　　五年之后，重返仕途不久的他更是顶着极大的压力远渡重洋，出使英法，自我“放逐”到保守士夫们眼中的蛮夷之地，甚至甘冒被撤职查办的风险在那里再次做回“学生”。这份魄力大概是那些醉心于提笼逗鸟的纨绔子弟们所难以想象的。

　　郭嵩焘因使英而负谤，时人作对联詈之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出自平台收录的《李鸿章新传》，雷禄庆著。

　　其实，中国历来都不缺锐意进取的人。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正是他们的前赴后继，成就了中华文明颠扑不坏的脊梁。

　　只是，面对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苦干也好，硬干也好，请命也罢，舍身也罢，如若没有科学的目标和方向，一不留神可能就会在精神上入了扒铁道、砍电杆的义和团。不仅茫无头绪，甚至于事无补。预备做国人导师的胡适曾说，他的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但自己精力有限，“不能万知而万能”，于是醒悟：“吾所贡献于社会者，惟在吾所择业耳”。

　　好在中国总有敢于披荆斩棘、与时俱进的求是者。1916年11月，《清华周刊》某位署名为“光”的作者就在他的文章中说，吾侪幸而厕身士林，便应当慎于择业，肩负起国人的殷切希望。在他看来，择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适应时势的要求，中国青年如果能“默察时趋，究心实业”，将来再输入泰西物质文明，必能“一洗中华浮文乏实之耻”，中国也会有自己的奈端(今译作牛顿)、瓦特、达尔文、斯宾塞……

　　1924年6月，《清华周刊》登载的一批择业数据就显示，“中国之急需”是清华回国同学择业的一种主要原动力。表格出自平台收录的《清华周刊》第10次增刊。

　　二十年后，抗战的烽烟四起，中国的先进知识人也无时敢忘青年人的就业和择业问题。在《贵州教育》杂志出版的“青年升学及就业指导问题专号”中，有学者就把“有健全的中学生”看作是达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目的的最重要条件。

　　在他们看来，抗战期间的中学生，对于升学和就业若能抱定“我为人人”和“我为国家”的宗旨，努力地去干，抗战也不再是弱者的受难日，而将是奋斗者实现自我成长的阶梯;“对于学业才能发生兴趣，有所长进，对于事业，才能发生效率，有所增益”。

谌茀永：《抗战期间中学生的就学与就业》，出自平台收录的《贵州教育》第4卷第4、5、6期合刊。

　　1945年3月，《福建青年》的评论人“仲宜”则明确指出，“抗战各部门处处需要智识青年，就业问题，已不似从前那么严重”，“‘国家有前途，个人才有前途’这句明训在今天看来，益觉其意义之深刻，智识青年如何就业问题应是如何报国问题;所谓就业的路向，也应即是报国的路向，今日智识青年的就业，逃不出报国的范畴之外”。

仲宜：《就业、报国与从军》，出自平台收录的《福建青年》1945年第3期。

　　在这样的信念动员下，数以万计曾经失学、失业的抗战青年向延安，向缅北，向敌后，向正面战场，向死而生地参与开启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新的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