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与苏军会师的中国军队（上）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段洣恒    2024-09-02 11:45:40

　　8月9日，对日本法西斯来说，注定是充满噩梦和最难捱的一天。从子夜0时10分开始，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领下，苏军3个方面军计有诸兵种部队131个师、117个旅及21个边防区，总计157万人，从西、北、东三个方向越过中苏、中蒙边界，在比整个北欧面积还大的中国国土上，向宿敌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上午11时2分，美国空军在日本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使九州的一角完全毁灭”(日外相重光葵语)。在雅尔塔会议前，中共中央从斯大林的几封电报中，已获悉苏军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将要出兵东北。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苏联计划打日本的问题。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苏共派驻延安的情报组成员弗拉基米洛夫(即孙平)，对中共领导人说：苏联一定会出兵中国，但他不知道具体的行动计划，也不知雅尔塔会议具体内容，只是强调苏联的利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利益，谈判的内容和战略意图须绝对保密。

　　8月9日一大早，毛泽东披着一件衬衣从窑洞里走出来，叶剑英兴奋地跑来告诉毛，新华社刚从广播中收听到一则消息，昨天苏联向日本宣战，今天凌晨苏联红军已经越过了边界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消息，随即通知全体中央委员在杨家岭开会，毛泽东难掩兴奋之情：苏联参战了，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太痛快，原来以为要与美国配合，真是那样才是麻烦呢。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起草并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相较于8个月前毛泽东在《1945年的任务》演说中提出的“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同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斯大林大元帅，热烈欢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但朱、毛的贺电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的任何答复。

　　早在44年10月，周恩来就如此描述国共力量的对比：中共正规军57万，民兵220万，“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中共建立了591个县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721县的百分之八十二”。事后证明，这样的提法恰恰是斯大林所担心的，据美国权威历史学者沃尔特《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1980》书中引述的材料，一旦苏联对日开战，“局势将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肯定会提供合作，但苏联却必须特别当心，不可授人以柄，让人指责他的目的是使东亚布尔什维克化”。

　　8月10日，在18个小时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7道命令，其中有3道命令是有关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的。这3道命令与其说是八路军的行动指南，不如说是抢占先机的政治宣传，与苏联配合作战仅仅是中共的一厢情愿。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内，斯大林给毛泽东连发两电，要中共向北派出重兵，防止日军在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集结。同年9月，苏联统帅部直接给毛泽东发电，要八路军准备在日军进攻苏联时展开行动。除此之外，斯大林从来没有把中共领导的“土八路”放在眼里，对苏联计划在中国境内实施的军事行动也未向中共透露过一星半点。

　　早在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毛泽东建议，“七大”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应考虑选东北籍的同志。中共中央对美英苏《雅尔塔协议》一无所知，对即将达成的《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更毫不知情。8月9日，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主持7屇1中全会第2次会议，毛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4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不过，中共很快发现，局势的发展并非如己所愿。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第1号命令，宣布中国战区(满洲除外)的日伪军——包括法属印度支那一一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军投降，从而使中共受降失去合法依据。

　　当时的形势正如杜鲁门总统所说，“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到东北问题，毛说：东北的工作如何?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有可能不能去。中共中央夺取东北战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军在东北的动向及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其实早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美苏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就确立了基本框架，一是两国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冲突;二是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主导地位，美国表示理解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所拥有的特殊权益。

　　为了安抚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防止其向美英等西方国家“一边倒”，8月14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提出三点声明：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援助，此项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承认东北3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在东3省的主权与领土、行政完整;对于新疆最近事变(指1944年伊犁、塔城、阿勒泰爆发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史称“三区革命”)，苏联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莫斯科公开声明，对中共中央确定下一步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更添变数和困窘。

　　早在44年底，中共已经着眼战后的前途问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取得惊人的发展，军队扩大到78万人，民兵发展到200余万，根据地人口超过9000万，毛泽东雄心万丈，“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个准备一定要有”。在中共“七大”召开之际，毛对此显得信心十足。虽然中共的力量远逊于国民党，何况蒋介石背后还有最为强大的美国撑腰，但毛相信，中国革命定会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得到苏联的帮助，苏联在东欧积极扶持共产党政权及对远东事务的介入，都增强了此种信念。为什么苏联多年不援助中共呢?毛泽东断言，“人家不是不援助，而是情况不允许”，“即使是今天，也要准备苏联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援助我们”。但他又笑着问台下的代表：苏联总是会援助的，“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说着，他用手笔划着自己的脖子，半开玩笑地说：“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如果不来，杀我脑袋”!张家口解放的头1天，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电报，给兴头上的毛和中共高层狠狠浇了1瓢冷水。电报明确要求中共与蒋介石进行合作，通过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反对与国民党进行战争，并断言，一旦战争打起来，中华民族将会毁灭一半。

　　这份电报引起毛的极大反感，“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毛因此大发雷霆，后讲了4个字“无可奈何”!此刻敏锐意识到，借助苏联的军事实力夺取大城市，有些自娱自乐了，在这种情势下，中央对于派兵进入东北，不得不持谨慎态度，最急切需要的是摸清苏军在占领区的政策，以及斯大林如何在同盟国和兄弟党之间走钢丝?换句话说，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还要维持多久和怎样的程度?

　　8月10日，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所属各部：第12、13、19军分区迅速夺取张家口、张北、多伦，冀热辽军区主力一部立即向辽宁、吉林挺进。命令发出后，毛泽东让聂荣臻留下来开个小会，周恩来说，你们全军的重点任务是尽量多占一些地方和主要交通线，要高度重视东北，争取东北成为我们的根据地。会后，身在延安的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立即给平北军分区拍发加急电报，毛泽东一心想同苏联配合作战、相向而行，于是长期活跃在长城以外的平北部队就成了与苏联红军会师并配合作战的首选。8月11日上午10时，程子华、耿飚收到聂荣臻、萧克、刘澜涛从延安发来的电报：“外蒙已宣战并出兵，可能直趋张家口，望郭天民率部配合苏蒙军首先占领张家口。并令平北骑兵沿张(家口)库(伦)大道与蒙军联络，蒙军到张家口后，要求1、2架飞机来延接我们”。

　　12日，毛泽东给晋绥、晋察冀两分局下令：“(一)红军不日可占哈尔滨，外蒙军南下已到林西与突泉。(二)我绥远部队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我晋冀、平北、冀东3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同日，正率部围攻赤城的平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段苏权，收到程、耿转发的急电，延安总部从莫斯科广播的路透社电讯中得知，“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已出现在日本占领下的热河林西附近，林西位于北平东北250英里处”，“据悉北平西北100英里蒙疆首都附近发生战事”，由此推断苏蒙联军穿越300公里富盐沼泽地、戈壁荒漠，“可能直趋张家口”，阻隔日本华北派遣军与关东军的联系。为此命令平北察蒙骑兵支队沿张(家口)库(伦)大道与苏蒙联军联络，将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同时平北部队做好进攻张家口的准备。某支部队命中注定要步入历史的轨迹，与某些重大事件发生联系，这就是察蒙骑兵遭遇的情况。

　　库伦即今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元朝定都北京，开辟了这条官道。段接电不敢稍懈，即刻做了部署，令平北主力部队在雕鹗堡、三岔口一线集结，于8月15日迫近张家口。正在大囫囵以南、石窑子以北坝顶休整的察蒙骑兵支队，接到电令后迅速集结3个骑兵连和2个步兵连，分别从崇礼县狮子沟和张北脑包图出发，向张北县城和德化(今化德)方向去接应苏蒙联军。苏蒙联军西路总队8月11日进入中国二连浩特，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取道滂江进占德化，14日晚进入张北县城;一路经苏尼特右旗南下，经商都亦到达张北县城。16日晚察蒙支队报告，他们于15日在察哈尔盟首府张北县城外遇到苏蒙联军，联军对这支衣冠不整、武器长短不齐的部队产生严重怀疑，不许我军进城，命我以班为单位，把枪架起来，马拴到另一边，统由联军看管。苏军有一个传统，无论何时何地，即便打了败仗，军容严整都是第一位的，以至晋察冀军区在得到平北报告后，专门发布《与苏军联络注意事项》，发各军区首长(要求只传达到分区首长)，内称“红军抵达张北前，曾于化德因敌伪装我军与之联络，而对红军突然袭击。在张北与我平北骑兵会合，因我军容不整，又无正式联络手续而引起对我怀疑，命令我军出城。现我已派12分区政委前往正式联络，今后望各军区分区首长，对此深加注意，严整军纪军容，与红军会师时一定要派负责干部与之接洽，告知敌我军事情况，方便对我了解与信任，以便配合作战并及时上报”。此后，经副政委兼察北办事处主任柴书林和副支队长吴广义反复交涉，“城防司令”(上校)才将他们带到公会镇，路过白城子即元中都遗址，引至一处野外帐篷，见到一中将衔者(疑系扎哈罗夫)，柴、吴向他敬礼同时喊了一声“达瓦列士”(同志)，中将也回了一声“达瓦列士”并紧紧握手。中午以野餐招待，随即商妥分别向各自上级汇报，如无误，明天中午将县城交付我方管理。柴、吴赴公会镇办交涉，随行支队士官的生活全由苏军包下来，每人发一套铝制餐具，一日三餐全是苏军厨车做的面包和稀饭。虽然双方语言不通，但非常友好，尤其爱与我军小战士嬉笑打闹。苏军战士伸出大拇指说“斯大林”，我们则说“毛泽东”，分手时互相拥抱、握手、亲吻，更是亲切。

　　两军会师这一天，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随即日本内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中午，苏遵约派一上校与我方会谈，承认我为八路军，将城内日伪军的仓储物资、武器弹药全部移交我们，防务仍由苏军负责。据同去的胡子奇回忆，“(苏联)红军在老掌沟，一下去就是张家口，往左是北京，右手到大同，和整个晋察冀就结合起来了，但他们就是不干，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另外一个事厉害得很，女的没有一个不害怕的，村里的老乡没有一个不骂大街的”。17日上午，程、耿向集总叶(剑英)、滕(代远)杨(尚昆)报告：“冀察删电平北主力已到张家口东60里之青边口，铣电已进距张家口20里。张家口现集敌1个旅团，近日积极外运物资并大部抓丁向西向北运送，可能是构筑工事防止苏军。12分区已派骑兵向化德方向前进以与苏军联络”。当晚晋察冀军区接到平北电报，于22时向中央报告：“我冀察军区部队于16日在张北，同苏联红军已会师。红军要联络手续，应如何办，请即示”。在这份抄收件右上角，周恩来写有“快送主席”4个字，在右下角则写有“已办—毛”，可见中央对该件的重视程度。19日晚，察蒙支队受到邀请，翌日晨在张北南门楼城头上观战。狼窝沟是位于张北城正南15公里野狐岭黑风口的小村，“辞去狼窝张北行，此途古代惯用兵”(郭沫若诗句)，苏蒙联军从8月17日开始天天进行炮击，侦察机也不断从头顶上飞过，20日晨更是以两轮急促猛烈的炮火猛轰狼窝沟前沿阵地。我方曾建议绕过雷区和壕沟，从侧翼进攻，未被苏军指挥官采纳。在攻击日军前沿北路大桥战斗中，联军先后击退日军十数次反扑，使后续主力得以迅速通过，冒雨冲向野狐岭日军阵地。经过雷区和防坦克壕，联军再次受阻，晌午时终于突破了黄花坪、老北台等日军阵地。20日夜，苏蒙联军再次发起攻击，深入到黑风口东侧山岳地带，日军拼死抵抗，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21日上午，日军打着白旗提议停火，以种种借口拖延时间，以掩护绥远、大同之敌和张家口4万多侨民撤逃，拒不缴械。21日晚，日军利用夜幕悄悄向张家口撤退，22日联军占领日军狼窝沟全部阵地。是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之主力，震慑了张家口日军，56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张北县境内重建苏蒙联军烈士纪念塔、烈士墓和纪念碑，坐落在小狼窝沟村西南、野狐岭半山上。纪念塔高28.8米，镌刻着60名烈士名单、职务，聂荣臻、谢觉哉、乌兰夫、张苏分别题词，塔顶有3颗等高互连的红五星，在日月辉映下闪闪发光。

　　15日傍晚，段苏权和詹大南率平北军分区主力部队，抵达张家口东边的青边口、人头山一线，先头部队进至距张家口20里的羊房堡。16日下午，接到察蒙支队接收张北的电报，段苏权决定亲赴前方掌握第1手情况。詹大南回忆说，“我知道段苏权脚有残疾，长途跋涉不便，就主动提出‘让我去吧’，段同意并说‘那好，叫张克宇跟你去’。当晚我和地委委员、城工部长张克宇带1部电台，由10团3连长孙玉禄、指导员袁伯修率全连护送。从青边口到张北，要从张家口东南到正北绕半个圈，要经过好几道山梁和深沟，还要绕过敌伪占领的村镇，持续向张北急进。我们20余人又走了1夜，于18日拂晓到达张北县城，我决定立即进城，首先与支队取得联系。但守城门的苏军对我们不信任，交涉结果只允许人进去，枪支、电台、照相机都被扣下。为避免发生误会，我派通信员返回，通知3连在离张北10余里的蔡脑包村待命”。18日的接触极不顺利，苏军只有两个中校出来与詹大南接谈，表情冷淡，态度消极，顾左右而言它，净扯些题外的话，并称要有斯大林的命令才能与我方谈判。事后分析，察蒙支队的接触已引起苏方警觉(在延安已被公开)，这也正是苏联上层所担心的，因此，苏联一方面不断宣称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同时还多次公开在美国政府外交官员面前评价中共为“假牛油式”的、“红皮白萝卜”，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者，谨言慎行和保持距离看来是张北苏军接获的最新指示。

　　8月17日，除向中央报告外，程、耿又向集总报告：“我们与苏联红军在张北会师，向我部队要联络手续，请指示”。18日17时，程、耿专电李富春，报告第一支与苏联红军会师的中国军队，“与红军会师系平北部队，根据中央宣布张学思部在此方向活动，为了对外宣传，故发表为张学思部”。此件右侧有传阅首长签名，即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

　　根据平北分区察蒙骑兵支队已与苏军会师的报告，周恩来迅即找聂荣臻、萧克了解平北部队的情况，仅过了4个小时(21时)，中央发出“带电台密赶张北与红军联络”的急电，此番指名道姓，由周恩来拟稿：“分局：(一)望立即电令平北分区政委段苏权，带电台及与分局通电的密码，迅速赶往张北与红军会面，取得联络。段到后可将晋察冀军事情形告知红军司令，并负责将红军情形及其意见迅速电告延安。(二)经过现在张北与红军会师的我军，将附上朱总司令给红军贺电亲自送去，以便联络，并配合其作战”。

　　19日上午，詹大南拿着朱德总司令的贺电向苏军表示祝贺，贺电全文如下：“我代表中国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纵队，向你们庆贺我们两方面的会师，并庆贺红军胜利地解放了他所到达地区的中蒙人民。现敌人尚未真正投降，希望你们仍然继续前进。我已命令我所指挥的部队，加紧地和你们配合作战，消灭共同敌人”。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仍见不到苏军高层，更由于准备不足，没有俄语翻译，“我们找的两个商人只会讲外蒙独立前的蒙语，又不懂军事术语和政治术语，他把我们的话翻译成蒙语，还要由蒙军翻译成俄语，所以1句话要过几道关，折腾半天还说不清楚”。19日午后，詹大南给段苏权发来电报，称苏军计划20日进攻张家口，要求我军从东、南两面配合进攻。同时要求我军破坏张家口至北平的铁路，防敌南逃。17时，晋察冀军区向军委报告：“12分区詹部已与苏军确取联络，并已组织配合攻击张家口，苏军预定20日分3路攻击，各部队排以上单位指挥用红旗联络，……与红军联合行动之部队兵力待报”。接到平北的报告，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争分夺秒下达《关于配合苏联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等地给程耿的指示》，这正是毛泽东所企盼的，与苏军配合对日作战和取得补充，也正是38年提出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初衷之一。20日平北主力部队进攻张家口，攻占了张市东半部，苏军答允的配合作战，不仅爽约，连个联络官都没见着。

　　20日21时，段苏权给程、耿发报，归纳了《我们3天来对苏军的观感》：“(一)对群众和蒙古官兵团结，愿还政权付我，重我党员，知道我国有阶级敌人。(二)此路似牵制动作，兵力不大，重炮少，全系摩托化，大部崩子车(应译为摩托车)。(三)我军人员提议多不采纳，和不愿接谈。军事动作只1人主观地要求我们。(四)我大多人员不敢接洽，最怕下枪，已下一部尚未交还。同苏方率3个连去康保，平北支队干部均怕在此。(五)军事配合动作实在困难，谈话不通，怕误会，曾有12个反正警察，被打死11个，1个重伤。(六)对敌军物资破坏很多。以1尺布换5个鸡子，并及其他医药1部。(七)中国政治问题知道很少，只知道朱德，不知道毛泽东。讨厌我们便服。(八)张北全境地方工作大致建立，公会公安干部极缺，国特土匪活动厉害”。苏联实行工商业国有化改造和农业集体化，大肆镇压“反革命”，斯大林于36年11月宣布，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公会即公会镇，是张北县3大镇之一。这份电报在中共核心高层传阅，右上方标有“抄任、刘、周、陈、真、叶”字样，因与军委关系不大，未抄送朱、彭。彭真时任中组部部长兼城工部部长，因与彭德怀重姓，故彭真以真省称。次日(8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指示中共晋察冀分局“为争取热、察两省起见，应抽调大批干部，到苏联红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的组织、地方政权和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