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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与苏军会师的中国军队(下)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段洣恒    2024-09-02 14:45:07

  20日夜段苏权去电詹大南,询问苏军司令官驻地,表示要亲赴前方打探虚实。詹大南与张克宇21日上午复电:“(一)苏军司令因秘密和来往不定,不知在哪里。(二)我之意见没有来翻译与苏联的组织介绍,就是朱总司令也不能解决。你们最好在现地积极破坏铁路,待苏军入张市再会合为好,来此无益,我们取得密切联系好了。(三)我们来时已经代表朱总向苏军致贺了,快将目前不能配合的严重困难转报中央,由莫斯科来电命令该军找我们面谈为好”。中午12时,段苏权向晋察冀军区报告:“本日詹来两次报告现转去,据此情形,如果不经过莫斯科红军总部或有较好的翻译长时间的谈,哪怕是上面军官也不易联络好。再者该司令已离张北上前线去,战场上无确切证照携带,不便与其接洽,同时我们两个团在张市东部无法照顾。此外我同意詹意:一面转达中央,一面詹与之密切联系,待苏军到张市后,我主力调来,那时容易消除其怀疑,再去谈就方便了。以上请即复”。23时又再次匆忙电告:“接詹17时电,苏军令我军23日前将张家口、宣化铁路彻底破坏,又说问他要求什么,不愿说,要到张家口后再告”。此电在延安的译电稿上,注有“已电话告叶子龙—业务室”字样,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21日深夜再次接到詹大南电报,称“14时与苏军主要负责人会谈,不需要段来此会合,因我们兵力装备不良,苏军因此给我主要任务为破坏铁路(张家口至宣化、沙城段),于23日上午彻底破坏,并报苏军,此任务要坚决执行”。詹大南与苏军的接触,每封电报都火速上达“天庭”,了解和掌握苏军动态是中共决策层的第一要务,而且都马上有指示流出。至于为什么要破坏铁路,大家都深感困惑不解,苏军高级将领对朱德“特使”避而不见,詹大南并称朱总司令来也不好使,凭直觉感悟到苏联决策者预设了壁垒,两军高层会面及商讨联合作战的阻力显然来自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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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晨,平北10团、40团和教导大队再次向张家口发起猛攻。新6团及延庆支队攻占康庄、狼山和怀来火车站,破坏了铁路、公路大桥。新4团在沙河镇北伏击日军,于铁路岔道炸毁日军运兵车1列。23日拂晓第13军分区20团及蔚涿支队亦投入战斗,由张家口南面攻入市区。23日下午3时解放张家口的战斗全部结束,此役共毙伤俘日军200多人,伪军2000余人,抓捕伪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于品卿和伪市长韩广森、副市长崔景岚。张家口是八路军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日寇手中解放的第1座也是唯一1座省会城市。当晚冀察区党委和军区负责人带领新华支社记者从石门屯赶到张市,11天前任命的张家口市市长张孟旭也率专署机关干部赶来了,与张同天任命的北平市长宋劭文、天津市长张苏、唐山市长张明远、保定市长刘秀峰、石家庄市长王昭、秦皇岛市长朱其文、大同市长刘达,全数开了空头支票,只有张孟旭实至名归。23日正值处暑,处一一去也,猖獗一时的倭寇,终以彻底完败滚回了海岛。从苏联出兵消息传出,抢占中心城市的行动猛然提速,主要在华东沪宁杭和华北平津冀两个区域展开。新华社25日急电:冀察我军占领察哈尔省会、伪蒙疆自治政府首都张家口,缴获正清查中。27日,晋察冀军区下达《关于领导机关移驻张家口的命令》,此时距37年8月27日张家口沦陷,整整过去了8年。

  由于张家口系日本关东军准备长期对苏作战的战略储备中心,油水甚丰,物资仓库(包括日商仓库)不下60座,军械仓库10余座,散落在兵营、阵地、车站、街垒的物资也不少,最初清点出步枪1万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子弹500万发,火炮60余门(其中大口径火炮21门),炮弹8万余发,汽油3万桶,军马近万匹,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我军第一支炮兵旅。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记载,“从8月9日至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在不足1个月的全面反攻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总共“缴获长短枪7.3万余支,轻重机枪900余挺,各种炮160余门”,而仅从张家口缴获的枪炮,即分别占到上列3项的13.7%、22.2%和37%。8月30日,程子华、耿飚上报军委、总部《反傅顽军东进战役部署》,内中包括冀察军区“即将张家口、宣化弹药运大批到指定地区补充冀晋、冀中部队,并筹备粮食”等内容。当夜22时,中央军委复电,下令火速集结2万兵力“巩固张家口战略要点和已取得的胜利,……已发现的武器弹药应迅速大部转移于平西平北根据地内,特别是弹药,除迅速发给各军区外,应即发给晋东南、晋西北各一部,立即大量组织民兵或征调党员去搬运武器”。

  此后张家口及周围地区成为“基本战略根据地”,在中共统辖的解放区,其地位仅次于延安。国民党报刊援引美新闻处电讯,有“延安已失其重要性,张家口为活动中心”等语。为表彰攻城部队连续作战,“以无比的刚毅英勇与坚决勇猛的进攻精神,消灭了张家口拒降的敌人,并于23日晨完全解放了张家口城”,晋察冀军区特决定“为表彰你们这种光荣的战功,以张家口之名授予你们——我解放张家口所有的参战部队,并提款50万元犒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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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5日上午,苏军派库兹涅佐夫上校驱车从张北来到张家口,向我军表示祝贺,段苏权在伪蒙军司令李守信公馆接待了库氏,交谈中,段依照中央指示,向苏方通报敌情、我情,拟配合苏军火速南下,直取北平、天津、保定,并告知平绥路两侧都是根据地。库兹涅佐夫解释说,他们上级有规定,部队不能越过长城,段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军区,并把我涿鹿民兵救护的1名空投侦察员伊万诺夫交还给他。段苏权在桥西区北部大境门内侧俄侨聚集的上堡选了家俄式餐厅,宴请后举行了舞会,冀察军区参谋长易耀彩及杨春圃等人出席作陪,会场气氛热烈,库兹涅佐夫跳了两场舞,临别时挑了不少吃的、用的东西,汽车上堆得满满。他又提出要女人,段说八路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事使不得,库氏才面露不快地走了。此后,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苏联军官,坐着老式美吉普到张家口来要酒要吃的东西,如鸡蛋、面包、白糖、奶酪、薯类、熏肉,多是早上来,傍晚回去,经常可以看到苏联军官与俄罗斯女郎一对一对轧马路。直至回国,联军部队都驻扎在万全坝以北张北县与康保县之间,炮兵阵地由公会镇以南狼尾巴山,推进到张北城外西河滩上,再也没有南进。

  26日,段苏权再次向中央发报:“据詹24日电,我一再建议苏军速去张市,但未允,只是问大同、北平之敌数目,看其状很慎重。对苏军经验介绍如下:1.凡公文、布告、封条、胶牌须用中文,不然不管之;2.我除要警戒外,所有部队尽量避免与他接近,免发生误会;3.多给画报看,中文看不懂;4.接见时服装整齐,遵守时间,带枪;5.谈话要准备好,不必要的问题不啰嗦;6.爱吃鸡子、面包、酪、肉、薯、白糖,请客让准备。我因未解决翻译,只能翻普通的话,军事政治话不能翻,秘密问题也不能翻。与他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不愿听,如我军占领威海卫军港不注意,而对我攻入张家口,他很注意追问”。

  28日晚,程、耿给延安发报(叶剑英转聂、萧、刘):“苏军曾派1团长(华西里耶夫上校)与我联络两次,但未谈配合问题,观其行动最近南下可能甚小”。对于美蒋即将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段也通报了苏方。26日9时和13时,段苏权再向军委连发两报,“苏军最高指挥官令我们固守张市,并在市郊做工事,大同至张市至宣化铁路彻底破坏”,“我两个团和20团于昨日进入张市,今晨苏军10余人亦到,他们了解张市情形后,定于明日来此,尔后与苏军交谈一些什么问题,请告”。该收电稿作为“A急”件抄送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传阅,并“已电话告叶子龙”。平北部队与苏军接洽的一言一行,都是在最高统帅部直接领导下进行。从平北报告中不难知晓,苏军无意在长城以南采取军事行动,借助苏军之势南下的预案可以休矣!中央军委迅即电令晋察冀边区“除执行原任务外,在察省及雁北部队应设法夺取宣化、怀来,控制南口,并彻底毁灭南口至北平段,以及通州至古北口铁道,……丰镇、集宁至阳高铁道应彻底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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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北会师尽管富有戏剧性,但它发出了一个明晰的信号:苏联红军的军事行动虽然限定在长城以北,但他们愿意与八路军接触并将政权移交给中共,也不反对双方在条件允许范围内进行军事合作。鉴于平北部队一系列报告和张北、德化、商都等地顺利移交,使中共中央对派兵抢占东北、控制热察两省的信心大增。8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要求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和计划。8月22日,根据平北源源不断的消息,特别是“愿还政权付我”、“重我党员”、“同苏方去康保”、“配合攻击张家口”等信息,似乎嗅出点味道,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指示晋察冀分局:红军占领热河、察哈尔,红军在占领区政策尚不完全明了,但我为争取热察两省起见,分局应指示各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由1部武装掩护,到红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在红军占领的城市中亦应派干部去建立政权,组织群众,出版报纸。如果红军能允许我之武装部队进城,亦应派武装进驻。如果红军在政策上有所顾虑,须用很好的态度与他们商讨,并在红军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工作。

  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断言:外交归外交,党的关系归党的关系,这是两码事,只要不使苏联在外交上感到为难,斯大林就会支持共产党。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派5个团的部队和干部团去东北。鉴于对苏军摸底的战略情报,毛分析说,“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3国过问,3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以此可知,8月20日之前,对苏军南下的动向是模糊的,至迟在8月26日,中共中央已确知苏军不过长城的信息,从而调整早先的部署,重新拟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全国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45年8月9日,苏联百万大军出师东北,一直肩负挺进东北、孤悬深远后方的平北部队,遂不出意料地成为最早与苏军会师的中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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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限制,中共中央在七大上确定的争取东北的战略构想,以及在苏联对日宣战后下达的配合苏军作战的命令,未能有效实施。尽管如此,中共还是通过多种渠道,与苏共和苏军建立了联系。在这些渠道中,受中共中央派遣,最早与苏军会师的平北部队发挥了独特作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回忆录《结局》中曾给予正面评价:“当苏军给日本占领军以致命打击和进行追击时,国民党将领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支援解放中国东北的红军”,“我们记得,在8月11日,八路军便开始大举反攻,几乎整个华北地区,包括张家口、热河(承德)等大城市转入到八路军手中。在这些地区,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同八路军协同作战”。苏联出兵东北,东3省出现复杂的局面,雅尔塔协定所确立的中国政治基本框架在东北问题上首先被打破,三国四方为各自的利益竞相角逐。共产党要进入、国民党要接收,苏联既不能拒绝国民党接收,也无意阻止中共和八路军进入,从而呈现一种跌宕起伏、飘忽不定的情态。自察蒙骑兵支队与苏蒙联军会师后,苏军的政治倾向渐趋明朗,平北抗日军民利用苏军进攻满蒙的有利时机,猛力扩大解放区。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苏蒙联军撤军的有利时机,平北察蒙骑兵支队和地委、专员公署,单独或与兄弟部队一起相继收复了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阿巴嘎旗、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正兰旗、多伦、康保、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加之平北主力部队解放的9县1市,在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60万草原牧民大多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音。苏军两次答允会攻张家口,很快两次喜讯就陷入“罗生门”,苏军的爽约是下级军官信口开河?抑或詹大南翻译有误,错会了苏方意图?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写道:“20日10时30分,再次派出军使向苏军要求停止战斗行动,但苏军强硬要求必须在20日17点以前占领张家口并解除全体日军之武装,不肯中止进攻”。

  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则有更详细记载:“苏军于20日上午11时30分才响应我方提出的停战谈判,但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以前,完全解除我方在张家口部队的全部武装。当时,在该地区约有4万日侨,从20日晨开始向京津地区撤退,即使输送顺利,也得在22日夜最后1个梯队才能离开张家口。因此,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决心:我军至少需要2、3天时间,可能的话争取1周时间的余地,如果对方不予接受,为赢得最低限度的时间,坚决在长城外线要地阻止敌军前进。然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未予批准。驻蒙军迫不得已在20日午夜,使日侨或徒步,或搭汽车和火车向京津地区撤退,21日,军队主力才撤到京津地区”。

  据赖富、肖泽泉、吴广义、柴书林等察蒙支队领导人回忆,“接收张北县城后,立即报告了中央和平北分区首长段政委、詹司令员,同时也接到中央指令,大意是:告诉苏军,张北的坝顶不是长城,南口才是长城。并要我军向苏军提供敌情和地形资料,促其火速南下。作为明朝京畿屏障的北京西北宣府镇长城,因处于蒙古族南下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筑有内外两道长城。外长城自居庸关,西北行经张家口、大同至山西偏关,与内长城连接。内长城自居庸关,西南经过河北紫荆关和倒马关,山西平型关、雁门关和宁武关,北折至偏关,与外长城相连。苏军中将回答是:我们的行动要等莫斯科的命令。从我军围城直至20日左右,中央和军分区屡次来电都在催问苏军行动,大约18、19日,詹司令亲自赶到张北县城,询问苏军动作和谈判南下张家口的事项。苏军坚持坝顶就是长城,不肯下张家口。20日晨,苏蒙联军派人请我们到县城南门城楼上,说中将要你们去看打仗。……联军在狼窝沟与日军激战终日,占领了狼窝沟坝头一线”。明初为防御北部鞑靼、瓦刺部族侵扰,从永乐初至成化末的80多年间,除将秦、北魏、北齐旧长城复加修缮利用外,又新筑若干段,使之首尾相接,形成雄伟的外长城(俗称二道边),也成为了察北草原与坝下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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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会师后,作为友党友军的联络却颇多滯碍,詹大南甚至抱怨“就是总司令(来)也不能解决”。苏军的出尔反尔和突然在张北停滞,30年以后谜底方才揭晓,其并非出于苏军的规划,而是受到了美蒋联合强力阻挠。文革结束后,段苏权意外获得1份国民党最高规格的绝密材料(每册都有国防部编号),是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世界战争研究会记录》,该研究会召开会议,均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下指导棋。8月18日下午4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召开的第42次世界战争研究会上,蒋介石声称:“现苏军除向东3省推进外,並深入热、察两省,其1部且已进至张北,于此乃发生一严重问题,盖吾人所谓之满洲,乃指东3省而言,但溥仪统治下之伪满,竟包括热察两省于内,……现盟方已规定满洲归苏军缴械,实应以东3省为范围,不应侵占热察两省。吾人应持此严正之理由,速向苏联大使馆交涉,请其通知进至张北之苏军,速向东转进,以免与我正向热察两省前进之部队,发生冲突”。蒋的发言,显系偷換概念,因日阀侵占热河和将其并入满洲国疆界,东北4省即成为普遍的概念。

  43年11月23日晚7时半,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柯克别墅为蒋介石举行私人晚宴,这是双方最私密、谈话时间最长的会面。蒋向罗斯福谈了10个问题,包括日本未来的国体、如何对待英国等等。蒋认为,东北4省与台湾澎湖都应归还中国,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当晚的话题成为开罗公报的核心条款。东北4省之概念,并非源自满洲国,28年热河建省(下辖1道15县3设治局),东北易帜后,热河由东北军实际掌控,遂将长城以外(或称关外)统称东北4省。

  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将其划入伪满洲国所管辖的省份,这1事实已由蒋介石提出,并写入开罗宣言公之于众,如今又说满洲国不包括热河省,东4省应为东3省,这个弯绕得有点大,仅靠国民党政府交涉,恐难达致目的。中共在延安的首脑,听到苏蒙联军越过草地荒滩,急速向察北、热北挺进的广播,蒋介石在重庆也同样接收到,蒋认为,如苏军突破张家口日军防线,“可取道热察,直趋平津,东北地位,实际已成次要”。蒋介石自知国弱言轻,也深知斯大林的固执和傲慢,思来想去,只有美国人说话顶用,何况苏军越界热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美军在亚洲的代表人物、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成了蒋的护命真神。曾随徐永昌以盟军中华民国代表身份,前往东京湾参加日本投降典礼的军令部李树正处长(甘肃白银人,后升任国防部第3厅副厅长,挂中将衔),在世界战争研究会第45次会议上报告:“8月17日上午6时50分,由白市驿机场,乘4发动机之运输机起飞,……下午3时半抵马尼拉。……18日下午5时,麦克阿瑟将军接见部长于办公室内,首致欢迎,并谓渠1931年,即认为最先起而抵抗侵略者,必为蒋委员长。继之部长(指中华民国代表团团长、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即将苏军进军张北情形,告知麦帅,请其速电制止。当获答复云已去电制止,但因电讯须由莫斯科转海参崴,恐到达较慢,并表示绝尽力办理此事,部长随即返寓”。

  麦克阿瑟6天前刚被杜鲁门任命为驻日盟军总司令,以此可知,蒋介石并不关心到日本实施军事占领、惩治战犯和战争赔偿事宜,他的全副精力都集注于苏军在张北动向和在热河的防共灭共,且在8月18日前即已通过麦克阿瑟对苏方提出过严重交涉。中国本来是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时间最长,人员和财产损失最烈的国家,联系到甲午战争以来,一系列战争毁损和割地赔款,正需新账老账一起算,麦帅本以为中国代表团赴日索赔,必狮子大张口予取予求,不料只提交涉苏军不得进入热河一事,麦帅自然大包大揽慨然允诺。9月2日,在密苏里号战舰上完成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手续,正式签署的投降书附表中,帝国陆海军按当时所处地域被划分为11个投降单元,分别向同盟国指挥官缴械输诚。新几内亚东部(包括所罗门群岛)日军第18军,向澳军罗伯逊少将投降,曾拥有14万之众的陆海军部队,至此仅余13000人,以致战后被讥以“光部队”之称。关东军司令官所辖部队规定由苏军受降,在“所辖地区”特别标明“满洲(包括关东州,热河省除外)”,关东州系指旅大,有斯大林一直垂涎的不冻港。而蒋介石受降地域则标明:“中国(包括热河省)、台湾、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支”。包括、不包括之限定性刻意表述,把《开罗宣言》上的东4省变成东3省,正是蒋介石的“杰作”,足显蒋通过徐永昌对麦帅施加的影响,为名正言顺地“接收”热河开启了大门。徐氏是抗战时期军委会4巨头之一,陆军1级上将。尽管苏军并无进攻平、津的计划,但也没有止步长城的部署,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8月15日确曾下达命令: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在张家口方向上发展进攻,于8月17日日终前占领张北、张家口,以部分兵力于8月18日日终前占领丰宁、热河地域。战役目标是切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之间的陆上联系。

  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记载,“第17集团军(司令达尼洛夫中将)和骑兵机械化兵集群(司令普利耶夫上将)5天中在沙漠行进300多公里,8月14日攻占多伦市,8月18日~19日进抵张家口、热河(承德)接近地,隔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的联系。……苏蒙军在热河地区与中共领导的军队会师,至8月22日,敌基本兵力停止了有组织的抵抗”。由于日军在野狐岭一线依托工事进行顽强拒止,拖延了苏军预定的计划,美蒋的强烈干预,使苏军最终停留在张北坝顶一线,中央军委关于配合苏军南下作战的意图就此搁浅。对个中关窍与枢机,不仅我军不能明暸,日军更是摸不清头脑,由于苏军在张家口扔了几颗炸弹(主要是撒传单)及洋河以南空降少量侦察兵,5天来在狼窝沟的凶猛攻势,与日军谈判中所申明的立场,平北主力部队遥相呼应的浪涌式进攻,都使根本博坚信苏蒙联军必顺势南进,断不会在坝顶裹足不前。8月31日,何应钦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名义向冈村宁次下达第16号备忘录:“……据报我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于8月25日晨被不明番号之军队一说系股匪占领,查察绥热3省地区,应由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上将负责接收,在未到达之前,该地区日军,应负责维持该地秩序。希贵官立即查明张家口究被何项部队占领,如果属实,贵官及当地日军长官应负其责”。也就是说,蒋介石已确知张家口被八路军占领(延安25日广播及报纸均已发布消息),言下之意,不仅对日军有所抱怨,潜台词是让日军重返张家口。冈村宁次为推卸责任,于9月5日答辩:“……张家口已于8月21日被苏蒙军强行进驻而占领”,“在8月17日我方停战后,苏蒙军依然继续南进,8月18日前后进出于张家口北方地区日军阵地前面,至翌19日对我阵地开始攻击。……该地日军在21日与傅将军代表会见后,按照其要求拒止苏蒙军对长城线内之侵入,然彼方仍作强硬之主张,对此日军若制止之,除行使实力外无它方法。……此苏蒙军之不法行为,向贵方一再联络,请求善处,未得贵方回答。因在张家口方面苏蒙军有不下1师之兵力,日军须集中相当兵力于该地,万一再开战斗,一则其影响所及实为难测,二则已在停战后不得行使武力,因此大局上万不得已,日军为使事态和平解决,终于21日由该地开始撤退”。公函末尾冈村特意强调:“日本军撤退后,苏蒙军即时侵入张家口,随该苏蒙军1部匪军亦有侵入之模样,日军接洽停战而不能不撤退之对象系为苏军及外蒙军”。此项回答所以不厌其烦,实是基于“何应钦总司令一再发出指令说,应把中共军看成土匪,如把武器交给他们,应看作是日军的严重不信行为,其态度极为严峻”。

  苏军作出种种南下的姿态(原亦有攻占张家口的命令),以及放出协同八路军会攻张家口的风声,也确给日军造成恐慌和压力。有人评价说,八路军解放张家口是“捡漏”,此种说法是部分正确,机会只对有准备的人存在,段苏权曾客观地评价说:张家口是苏军能去而没有去,蒋军想去而去不了,日军想等而等不得,伪军想守而守不住的情况下,被我军用武力收复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任何一个人也无法改变的。45年9月16日,张家口召开有3万余人参加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聂荣臻发表主题演讲,明确指出:“(张家口)8年来敌人虽然侵占了它,可是在它的周围,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在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战斗。这1次我们所以能够收复张家口,并不是敌人投降的结果,而是我们边区子弟兵——八路军、游击队和广大民兵以及张家口各界同胞,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英勇的战斗所得到的。我们在庆祝抗战最后胜利,庆祝张家口解放的今天,对于在战斗中英勇负伤和光荣牺牲的同志们,表示真正的哀悼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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