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与苏军会师的中国军队（下）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段洣恒    2024-09-02 14:45:07

　　20日夜段苏权去电詹大南，询问苏军司令官驻地，表示要亲赴前方打探虚实。詹大南与张克宇21日上午复电：“(一)苏军司令因秘密和来往不定，不知在哪里。(二)我之意见没有来翻译与苏联的组织介绍，就是朱总司令也不能解决。你们最好在现地积极破坏铁路，待苏军入张市再会合为好，来此无益，我们取得密切联系好了。(三)我们来时已经代表朱总向苏军致贺了，快将目前不能配合的严重困难转报中央，由莫斯科来电命令该军找我们面谈为好”。中午12时，段苏权向晋察冀军区报告：“本日詹来两次报告现转去，据此情形，如果不经过莫斯科红军总部或有较好的翻译长时间的谈，哪怕是上面军官也不易联络好。再者该司令已离张北上前线去，战场上无确切证照携带，不便与其接洽，同时我们两个团在张市东部无法照顾。此外我同意詹意：一面转达中央，一面詹与之密切联系，待苏军到张市后，我主力调来，那时容易消除其怀疑，再去谈就方便了。以上请即复”。23时又再次匆忙电告：“接詹17时电，苏军令我军23日前将张家口、宣化铁路彻底破坏，又说问他要求什么，不愿说，要到张家口后再告”。此电在延安的译电稿上，注有“已电话告叶子龙—业务室”字样，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21日深夜再次接到詹大南电报，称“14时与苏军主要负责人会谈，不需要段来此会合，因我们兵力装备不良，苏军因此给我主要任务为破坏铁路(张家口至宣化、沙城段)，于23日上午彻底破坏，并报苏军，此任务要坚决执行”。詹大南与苏军的接触，每封电报都火速上达“天庭”，了解和掌握苏军动态是中共决策层的第一要务，而且都马上有指示流出。至于为什么要破坏铁路，大家都深感困惑不解，苏军高级将领对朱德“特使”避而不见，詹大南并称朱总司令来也不好使，凭直觉感悟到苏联决策者预设了壁垒，两军高层会面及商讨联合作战的阻力显然来自顶层。

　　22日晨，平北10团、40团和教导大队再次向张家口发起猛攻。新6团及延庆支队攻占康庄、狼山和怀来火车站，破坏了铁路、公路大桥。新4团在沙河镇北伏击日军，于铁路岔道炸毁日军运兵车1列。23日拂晓第13军分区20团及蔚涿支队亦投入战斗，由张家口南面攻入市区。23日下午3时解放张家口的战斗全部结束，此役共毙伤俘日军200多人，伪军2000余人，抓捕伪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于品卿和伪市长韩广森、副市长崔景岚。张家口是八路军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日寇手中解放的第1座也是唯一1座省会城市。当晚冀察区党委和军区负责人带领新华支社记者从石门屯赶到张市，11天前任命的张家口市市长张孟旭也率专署机关干部赶来了，与张同天任命的北平市长宋劭文、天津市长张苏、唐山市长张明远、保定市长刘秀峰、石家庄市长王昭、秦皇岛市长朱其文、大同市长刘达，全数开了空头支票，只有张孟旭实至名归。23日正值处暑，处一一去也，猖獗一时的倭寇，终以彻底完败滚回了海岛。从苏联出兵消息传出，抢占中心城市的行动猛然提速，主要在华东沪宁杭和华北平津冀两个区域展开。新华社25日急电：冀察我军占领察哈尔省会、伪蒙疆自治政府首都张家口，缴获正清查中。27日，晋察冀军区下达《关于领导机关移驻张家口的命令》，此时距37年8月27日张家口沦陷，整整过去了8年。

　　由于张家口系日本关东军准备长期对苏作战的战略储备中心，油水甚丰，物资仓库(包括日商仓库)不下60座，军械仓库10余座，散落在兵营、阵地、车站、街垒的物资也不少，最初清点出步枪1万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子弹500万发，火炮60余门(其中大口径火炮21门)，炮弹8万余发，汽油3万桶，军马近万匹，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我军第一支炮兵旅。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记载，“从8月9日至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在不足1个月的全面反攻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总共“缴获长短枪7.3万余支，轻重机枪900余挺，各种炮160余门”，而仅从张家口缴获的枪炮，即分别占到上列3项的13.7%、22.2%和37%。8月30日，程子华、耿飚上报军委、总部《反傅顽军东进战役部署》，内中包括冀察军区“即将张家口、宣化弹药运大批到指定地区补充冀晋、冀中部队，并筹备粮食”等内容。当夜22时，中央军委复电，下令火速集结2万兵力“巩固张家口战略要点和已取得的胜利，……已发现的武器弹药应迅速大部转移于平西平北根据地内，特别是弹药，除迅速发给各军区外，应即发给晋东南、晋西北各一部，立即大量组织民兵或征调党员去搬运武器”。

　　此后张家口及周围地区成为“基本战略根据地”，在中共统辖的解放区，其地位仅次于延安。国民党报刊援引美新闻处电讯，有“延安已失其重要性，张家口为活动中心”等语。为表彰攻城部队连续作战，“以无比的刚毅英勇与坚决勇猛的进攻精神，消灭了张家口拒降的敌人，并于23日晨完全解放了张家口城”，晋察冀军区特决定“为表彰你们这种光荣的战功，以张家口之名授予你们——我解放张家口所有的参战部队，并提款50万元犒赏你们”。

　　8月25日上午，苏军派库兹涅佐夫上校驱车从张北来到张家口，向我军表示祝贺，段苏权在伪蒙军司令李守信公馆接待了库氏，交谈中，段依照中央指示，向苏方通报敌情、我情，拟配合苏军火速南下，直取北平、天津、保定，并告知平绥路两侧都是根据地。库兹涅佐夫解释说，他们上级有规定，部队不能越过长城，段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军区，并把我涿鹿民兵救护的1名空投侦察员伊万诺夫交还给他。段苏权在桥西区北部大境门内侧俄侨聚集的上堡选了家俄式餐厅，宴请后举行了舞会，冀察军区参谋长易耀彩及杨春圃等人出席作陪，会场气氛热烈，库兹涅佐夫跳了两场舞，临别时挑了不少吃的、用的东西，汽车上堆得满满。他又提出要女人，段说八路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事使不得，库氏才面露不快地走了。此后，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苏联军官，坐着老式美吉普到张家口来要酒要吃的东西，如鸡蛋、面包、白糖、奶酪、薯类、熏肉，多是早上来，傍晚回去，经常可以看到苏联军官与俄罗斯女郎一对一对轧马路。直至回国，联军部队都驻扎在万全坝以北张北县与康保县之间，炮兵阵地由公会镇以南狼尾巴山，推进到张北城外西河滩上，再也没有南进。

　　26日，段苏权再次向中央发报：“据詹24日电，我一再建议苏军速去张市，但未允，只是问大同、北平之敌数目，看其状很慎重。对苏军经验介绍如下：1.凡公文、布告、封条、胶牌须用中文，不然不管之;2.我除要警戒外，所有部队尽量避免与他接近，免发生误会;3.多给画报看，中文看不懂;4.接见时服装整齐，遵守时间，带枪;5.谈话要准备好，不必要的问题不啰嗦;6.爱吃鸡子、面包、酪、肉、薯、白糖，请客让准备。我因未解决翻译，只能翻普通的话，军事政治话不能翻，秘密问题也不能翻。与他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不愿听，如我军占领威海卫军港不注意，而对我攻入张家口，他很注意追问”。

　　28日晚，程、耿给延安发报(叶剑英转聂、萧、刘)：“苏军曾派1团长(华西里耶夫上校)与我联络两次，但未谈配合问题，观其行动最近南下可能甚小”。对于美蒋即将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段也通报了苏方。26日9时和13时，段苏权再向军委连发两报，“苏军最高指挥官令我们固守张市，并在市郊做工事，大同至张市至宣化铁路彻底破坏”，“我两个团和20团于昨日进入张市，今晨苏军10余人亦到，他们了解张市情形后，定于明日来此，尔后与苏军交谈一些什么问题，请告”。该收电稿作为“A急”件抄送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传阅，并“已电话告叶子龙”。平北部队与苏军接洽的一言一行，都是在最高统帅部直接领导下进行。从平北报告中不难知晓，苏军无意在长城以南采取军事行动，借助苏军之势南下的预案可以休矣!中央军委迅即电令晋察冀边区“除执行原任务外，在察省及雁北部队应设法夺取宣化、怀来，控制南口，并彻底毁灭南口至北平段，以及通州至古北口铁道，……丰镇、集宁至阳高铁道应彻底破坏”。

　　张北会师尽管富有戏剧性，但它发出了一个明晰的信号：苏联红军的军事行动虽然限定在长城以北，但他们愿意与八路军接触并将政权移交给中共，也不反对双方在条件允许范围内进行军事合作。鉴于平北部队一系列报告和张北、德化、商都等地顺利移交，使中共中央对派兵抢占东北、控制热察两省的信心大增。8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要求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和计划。8月22日，根据平北源源不断的消息，特别是“愿还政权付我”、“重我党员”、“同苏方去康保”、“配合攻击张家口”等信息，似乎嗅出点味道，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指示晋察冀分局：红军占领热河、察哈尔，红军在占领区政策尚不完全明了，但我为争取热察两省起见，分局应指示各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由1部武装掩护，到红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在红军占领的城市中亦应派干部去建立政权，组织群众，出版报纸。如果红军能允许我之武装部队进城，亦应派武装进驻。如果红军在政策上有所顾虑，须用很好的态度与他们商讨，并在红军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工作。

　　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断言：外交归外交，党的关系归党的关系，这是两码事，只要不使苏联在外交上感到为难，斯大林就会支持共产党。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派5个团的部队和干部团去东北。鉴于对苏军摸底的战略情报，毛分析说，“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3国过问，3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以此可知，8月20日之前，对苏军南下的动向是模糊的，至迟在8月26日，中共中央已确知苏军不过长城的信息，从而调整早先的部署，重新拟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全国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45年8月9日，苏联百万大军出师东北，一直肩负挺进东北、孤悬深远后方的平北部队，遂不出意料地成为最早与苏军会师的中国军队。

　　由于受《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限制，中共中央在七大上确定的争取东北的战略构想，以及在苏联对日宣战后下达的配合苏军作战的命令，未能有效实施。尽管如此，中共还是通过多种渠道，与苏共和苏军建立了联系。在这些渠道中，受中共中央派遣，最早与苏军会师的平北部队发挥了独特作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回忆录《结局》中曾给予正面评价：“当苏军给日本占领军以致命打击和进行追击时，国民党将领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支援解放中国东北的红军”，“我们记得，在8月11日，八路军便开始大举反攻，几乎整个华北地区，包括张家口、热河(承德)等大城市转入到八路军手中。在这些地区，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同八路军协同作战”。苏联出兵东北，东3省出现复杂的局面，雅尔塔协定所确立的中国政治基本框架在东北问题上首先被打破，三国四方为各自的利益竞相角逐。共产党要进入、国民党要接收，苏联既不能拒绝国民党接收，也无意阻止中共和八路军进入，从而呈现一种跌宕起伏、飘忽不定的情态。自察蒙骑兵支队与苏蒙联军会师后，苏军的政治倾向渐趋明朗，平北抗日军民利用苏军进攻满蒙的有利时机，猛力扩大解放区。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苏蒙联军撤军的有利时机，平北察蒙骑兵支队和地委、专员公署，单独或与兄弟部队一起相继收复了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阿巴嘎旗、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正兰旗、多伦、康保、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加之平北主力部队解放的9县1市，在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60万草原牧民大多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音。苏军两次答允会攻张家口，很快两次喜讯就陷入“罗生门”，苏军的爽约是下级军官信口开河?抑或詹大南翻译有误，错会了苏方意图?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写道：“20日10时30分，再次派出军使向苏军要求停止战斗行动，但苏军强硬要求必须在20日17点以前占领张家口并解除全体日军之武装，不肯中止进攻”。

　　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则有更详细记载：“苏军于20日上午11时30分才响应我方提出的停战谈判，但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以前，完全解除我方在张家口部队的全部武装。当时，在该地区约有4万日侨，从20日晨开始向京津地区撤退，即使输送顺利，也得在22日夜最后1个梯队才能离开张家口。因此，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决心：我军至少需要2、3天时间，可能的话争取1周时间的余地，如果对方不予接受，为赢得最低限度的时间，坚决在长城外线要地阻止敌军前进。然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未予批准。驻蒙军迫不得已在20日午夜，使日侨或徒步，或搭汽车和火车向京津地区撤退，21日，军队主力才撤到京津地区”。

　　据赖富、肖泽泉、吴广义、柴书林等察蒙支队领导人回忆，“接收张北县城后，立即报告了中央和平北分区首长段政委、詹司令员，同时也接到中央指令，大意是：告诉苏军，张北的坝顶不是长城，南口才是长城。并要我军向苏军提供敌情和地形资料，促其火速南下。作为明朝京畿屏障的北京西北宣府镇长城，因处于蒙古族南下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筑有内外两道长城。外长城自居庸关，西北行经张家口、大同至山西偏关，与内长城连接。内长城自居庸关，西南经过河北紫荆关和倒马关，山西平型关、雁门关和宁武关，北折至偏关，与外长城相连。苏军中将回答是：我们的行动要等莫斯科的命令。从我军围城直至20日左右，中央和军分区屡次来电都在催问苏军行动，大约18、19日，詹司令亲自赶到张北县城，询问苏军动作和谈判南下张家口的事项。苏军坚持坝顶就是长城，不肯下张家口。20日晨，苏蒙联军派人请我们到县城南门城楼上，说中将要你们去看打仗。……联军在狼窝沟与日军激战终日，占领了狼窝沟坝头一线”。明初为防御北部鞑靼、瓦刺部族侵扰，从永乐初至成化末的80多年间，除将秦、北魏、北齐旧长城复加修缮利用外，又新筑若干段，使之首尾相接，形成雄伟的外长城(俗称二道边)，也成为了察北草原与坝下的分界线。

　　中苏会师后，作为友党友军的联络却颇多滯碍，詹大南甚至抱怨“就是总司令(来)也不能解决”。苏军的出尔反尔和突然在张北停滞，30年以后谜底方才揭晓，其并非出于苏军的规划，而是受到了美蒋联合强力阻挠。文革结束后，段苏权意外获得1份国民党最高规格的绝密材料(每册都有国防部编号)，是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世界战争研究会记录》，该研究会召开会议，均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下指导棋。8月18日下午4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召开的第42次世界战争研究会上，蒋介石声称：“现苏军除向东3省推进外，並深入热、察两省，其1部且已进至张北，于此乃发生一严重问题，盖吾人所谓之满洲，乃指东3省而言，但溥仪统治下之伪满，竟包括热察两省于内，……现盟方已规定满洲归苏军缴械，实应以东3省为范围，不应侵占热察两省。吾人应持此严正之理由，速向苏联大使馆交涉，请其通知进至张北之苏军，速向东转进，以免与我正向热察两省前进之部队，发生冲突”。蒋的发言，显系偷換概念，因日阀侵占热河和将其并入满洲国疆界，东北4省即成为普遍的概念。

　　43年11月23日晚7时半，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柯克别墅为蒋介石举行私人晚宴，这是双方最私密、谈话时间最长的会面。蒋向罗斯福谈了10个问题，包括日本未来的国体、如何对待英国等等。蒋认为，东北4省与台湾澎湖都应归还中国，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当晚的话题成为开罗公报的核心条款。东北4省之概念，并非源自满洲国，28年热河建省(下辖1道15县3设治局)，东北易帜后，热河由东北军实际掌控，遂将长城以外(或称关外)统称东北4省。

　　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将其划入伪满洲国所管辖的省份，这1事实已由蒋介石提出，并写入开罗宣言公之于众，如今又说满洲国不包括热河省，东4省应为东3省，这个弯绕得有点大，仅靠国民党政府交涉，恐难达致目的。中共在延安的首脑，听到苏蒙联军越过草地荒滩，急速向察北、热北挺进的广播，蒋介石在重庆也同样接收到，蒋认为，如苏军突破张家口日军防线，“可取道热察，直趋平津，东北地位，实际已成次要”。蒋介石自知国弱言轻，也深知斯大林的固执和傲慢，思来想去，只有美国人说话顶用，何况苏军越界热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美军在亚洲的代表人物、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成了蒋的护命真神。曾随徐永昌以盟军中华民国代表身份，前往东京湾参加日本投降典礼的军令部李树正处长(甘肃白银人，后升任国防部第3厅副厅长，挂中将衔)，在世界战争研究会第45次会议上报告：“8月17日上午6时50分，由白市驿机场，乘4发动机之运输机起飞，……下午3时半抵马尼拉。……18日下午5时，麦克阿瑟将军接见部长于办公室内，首致欢迎，并谓渠1931年，即认为最先起而抵抗侵略者，必为蒋委员长。继之部长(指中华民国代表团团长、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即将苏军进军张北情形，告知麦帅，请其速电制止。当获答复云已去电制止，但因电讯须由莫斯科转海参崴，恐到达较慢，并表示绝尽力办理此事，部长随即返寓”。

　　麦克阿瑟6天前刚被杜鲁门任命为驻日盟军总司令，以此可知，蒋介石并不关心到日本实施军事占领、惩治战犯和战争赔偿事宜，他的全副精力都集注于苏军在张北动向和在热河的防共灭共，且在8月18日前即已通过麦克阿瑟对苏方提出过严重交涉。中国本来是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时间最长，人员和财产损失最烈的国家，联系到甲午战争以来，一系列战争毁损和割地赔款，正需新账老账一起算，麦帅本以为中国代表团赴日索赔，必狮子大张口予取予求，不料只提交涉苏军不得进入热河一事，麦帅自然大包大揽慨然允诺。9月2日，在密苏里号战舰上完成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手续，正式签署的投降书附表中，帝国陆海军按当时所处地域被划分为11个投降单元，分别向同盟国指挥官缴械输诚。新几内亚东部(包括所罗门群岛)日军第18军，向澳军罗伯逊少将投降，曾拥有14万之众的陆海军部队，至此仅余13000人，以致战后被讥以“光部队”之称。关东军司令官所辖部队规定由苏军受降，在“所辖地区”特别标明“满洲(包括关东州，热河省除外)”，关东州系指旅大，有斯大林一直垂涎的不冻港。而蒋介石受降地域则标明：“中国(包括热河省)、台湾、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支”。包括、不包括之限定性刻意表述，把《开罗宣言》上的东4省变成东3省，正是蒋介石的“杰作”，足显蒋通过徐永昌对麦帅施加的影响，为名正言顺地“接收”热河开启了大门。徐氏是抗战时期军委会4巨头之一，陆军1级上将。尽管苏军并无进攻平、津的计划，但也没有止步长城的部署，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8月15日确曾下达命令：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在张家口方向上发展进攻，于8月17日日终前占领张北、张家口，以部分兵力于8月18日日终前占领丰宁、热河地域。战役目标是切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之间的陆上联系。

　　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记载，“第17集团军(司令达尼洛夫中将)和骑兵机械化兵集群(司令普利耶夫上将)5天中在沙漠行进300多公里，8月14日攻占多伦市，8月18日～19日进抵张家口、热河(承德)接近地，隔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的联系。……苏蒙军在热河地区与中共领导的军队会师，至8月22日，敌基本兵力停止了有组织的抵抗”。由于日军在野狐岭一线依托工事进行顽强拒止，拖延了苏军预定的计划，美蒋的强烈干预，使苏军最终停留在张北坝顶一线，中央军委关于配合苏军南下作战的意图就此搁浅。对个中关窍与枢机，不仅我军不能明暸，日军更是摸不清头脑，由于苏军在张家口扔了几颗炸弹(主要是撒传单)及洋河以南空降少量侦察兵，5天来在狼窝沟的凶猛攻势，与日军谈判中所申明的立场，平北主力部队遥相呼应的浪涌式进攻，都使根本博坚信苏蒙联军必顺势南进，断不会在坝顶裹足不前。8月31日，何应钦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名义向冈村宁次下达第16号备忘录：“……据报我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于8月25日晨被不明番号之军队一说系股匪占领，查察绥热3省地区，应由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上将负责接收，在未到达之前，该地区日军，应负责维持该地秩序。希贵官立即查明张家口究被何项部队占领，如果属实，贵官及当地日军长官应负其责”。也就是说，蒋介石已确知张家口被八路军占领(延安25日广播及报纸均已发布消息)，言下之意，不仅对日军有所抱怨，潜台词是让日军重返张家口。冈村宁次为推卸责任，于9月5日答辩：“……张家口已于8月21日被苏蒙军强行进驻而占领”，“在8月17日我方停战后，苏蒙军依然继续南进，8月18日前后进出于张家口北方地区日军阵地前面，至翌19日对我阵地开始攻击。……该地日军在21日与傅将军代表会见后，按照其要求拒止苏蒙军对长城线内之侵入，然彼方仍作强硬之主张，对此日军若制止之，除行使实力外无它方法。……此苏蒙军之不法行为，向贵方一再联络，请求善处，未得贵方回答。因在张家口方面苏蒙军有不下1师之兵力，日军须集中相当兵力于该地，万一再开战斗，一则其影响所及实为难测，二则已在停战后不得行使武力，因此大局上万不得已，日军为使事态和平解决，终于21日由该地开始撤退”。公函末尾冈村特意强调：“日本军撤退后，苏蒙军即时侵入张家口，随该苏蒙军1部匪军亦有侵入之模样，日军接洽停战而不能不撤退之对象系为苏军及外蒙军”。此项回答所以不厌其烦，实是基于“何应钦总司令一再发出指令说，应把中共军看成土匪，如把武器交给他们，应看作是日军的严重不信行为，其态度极为严峻”。

　　苏军作出种种南下的姿态(原亦有攻占张家口的命令)，以及放出协同八路军会攻张家口的风声，也确给日军造成恐慌和压力。有人评价说，八路军解放张家口是“捡漏”，此种说法是部分正确，机会只对有准备的人存在，段苏权曾客观地评价说：张家口是苏军能去而没有去，蒋军想去而去不了，日军想等而等不得，伪军想守而守不住的情况下，被我军用武力收复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任何一个人也无法改变的。45年9月16日，张家口召开有3万余人参加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聂荣臻发表主题演讲，明确指出：“(张家口)8年来敌人虽然侵占了它，可是在它的周围，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在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战斗。这1次我们所以能够收复张家口，并不是敌人投降的结果，而是我们边区子弟兵——八路军、游击队和广大民兵以及张家口各界同胞，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英勇的战斗所得到的。我们在庆祝抗战最后胜利，庆祝张家口解放的今天，对于在战斗中英勇负伤和光荣牺牲的同志们，表示真正的哀悼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