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建设/畸形繁荣、城乡对立：民国时期百货公司的几个关键词
来源：原创： 盛差偲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18-11-12   2019-06-22 19:39:01

　　昨天是11月11日，一眨眼，今年迎来了第十个“双11”了，不得不让人慨叹时间是过得多快。网购，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尽管早已不新了)，一方面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与观念，并使得许多人为之困惑，另一方面又对传统产业，包括各类零售行业，如百货公司(现在真正名字叫做百货公司的似乎也不多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然而，今日的传统行业，如百货公司，回到一百多年前，却不仅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新生事物。同样的，百货公司不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观念，时人对它产生的怀疑与恐惧，也许甚于今天。因此，本期推送将使用平台上的相关史料，试图说明百货公司进入近代中国以后，人们是如何看待它的，它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它自己又如何随着近代中国动荡的局面而摇摆。这当中既有今天看起来似曾相识的，又有已有不少改观的。

　　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

　　出自平台上的《莫斯科印象记》

　　1923年，尽管此时的上海已有不止一家百货公司了，方宗鳌(曾任北京中国大学教务长、商学系主任等职)在《上海总商会月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百货商店与链锁商店》的文章，对百货商店与链锁商店这两者的定义及其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介绍，而没怎么言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了明晰地了解时人眼中的百货公司等，兹摘录当中对百货商店与链锁商店的定于于下。

　　“百货商店(DepartmentStore)亦名零售大商店(Big-Store)，即搜集环球货物，分其种类，定其局部，而为零售之大规模商店也。如吾国之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即其适例，与普通杂货商店(General Shop)之贩卖各种杂货者有别，尤与劝业场(Bazar)之由各商租借店屋一部，其营业之赢亏，各归自己计算者，有以异也。”

　　平台上一册有关永安百货公司工人运动的书

　　“链锁商店(Chain Store 美;Multiple Shop 英)者，商店之制造公司或批发商等，欲将其商品直接零售，在全国重要各都市，分设多数小店，而为链锁的组织者也。其组织方法，以本店统辖各小商店，分为店铺新设课、店内设备课、售货课(含广告课)、监查课、彩品课等，凡普通之事务，多在本店执行，盖亦变态的百货商店之属也。”

　　由上述内容可见，除了表述今天看来显得更专业甚至是别扭以外，当时在基本定义上，对于百货公司与连锁商店的认识基本上和今天是差不多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百货公司特别强调的是要收集全球的货物。对于百货商店与链锁商店，方宗鳌的评价如下：“百货商店与链锁商店，均为近时科学的组织之零售机关。前者为立体的、集约的、复数主义者也;后为平面的、粗放的、单一主义者也。其组织虽不同，而能合时代之要求，应经济之趋势者。则一自此两制勃兴之后，独立之零售业，几难自存，况消费者又组织购合组织，则其势尤日益见蹙。”在这一评价当中，方宗鳌一方面认可百货公司与连锁商店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则指出其可能对传统的各类小商店产生冲击。

　　近十年后，在一本中华书局印行的高中教材中，对百货公司进行了饶有趣味的介绍与分析。当中除了一般的介绍或者一些与现在别无二致的看法以外，有意思的地方集中在百货公司的缺点、对它的非难以及围绕着百货公司发行的礼券所产生的问题上。

　　这本书指出，百货公司的发展有着如下四点缺点：

　　一、难得适任的经营者。

　　二、危险较多。(因为这一点不便理解，在此录入原书中对这一条缺点的说明：“百货商店的事业，集注在都市之内，不能像通讯贩卖或连锁商店，在甲地发生损失的时候，以乙地的利益来填补。换句话说，百货商店较少地理的危险分负作用。若其营业地，一旦发生了天灾地变，以致当地各阶级的购买力，长期的减退，则该业就难维持现状。不独如此，平时对于吸收顾客大有效力的各种设备，此时变作了无用的长物，徒然增加营业费的支出而已。”)

　　三、经费较大。

　　四、固定资本较巨。

　　事实上，这本书所指出的四点缺点，确非无的放矢。然而，这些缺点，有的要么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要么在今天已经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了，可见这一行业的发展，超乎当时人的想象。

　　其时对于百货公司，有着如下三条非难：

　　一、百货商店引诱一般人，尤其是中流以下的人民，使陷于浪费的恶习。

　　二、百货商店贩卖粗制滥造品，使世人的嗜好趣味，趋向平凡、恶劣。

　　三、百货商店有使社会组织的中坚份子——中小企业家没落的危险。

　　以上三条非难，除了最后一条已为方宗鳌所提及以外，前两条指责，今天看来，确有恍如隔世之感。即便是更适用于这两条指责的网购，今天也鲜有人真正因为这一原因而对其抵制，发出类似指责的声音也基本为网购的声浪所淹没。重要的是，当时作出此类指责的人未必不是百货公司的消费者，何况早已没有什么人对百货公司使用这两条指责了。可见这一百年来价值观的变化，更可见既然百货公司的发展可以使人基本遗忘这些非难，那么力量更强的网购，或许也能如此。

　　1938年，香港的百货公司名录

　　出自平台上的《香港指南》

　　第三条非难同样也是值得一提的。尽管这一条指责的确存在，并且应当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百货公司的出现，应当还是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更不用说提高了经济效率。但仅就对传统零售业的冲击这一层面来谈，历史的吊诡之处就此显现。

　　因为其时内地就没什么百货公司，在此仅以上海为例。卢汉超曾指出：“上海各种各样的街区小商店、小店铺和菜场使得人们在单个街区购物成为可能。尽管上海人把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的所在地)看作市中心，但很少有人觉得有常去那里的必要，理由很简单，他们不必穿越多条马路就能买到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必需品。”

　　出自平台上的《武陟县商业志》

　　可见该县在三大改造结束以后好几年，

　　部分行业乃至整体，个体商贩仍有较高比重

　　不惟在民国时期，百货公司未必能够取代各类中小零售业，解放后，小零售业更是焕发了顽强的生命力，复如卢汉超所说：“那些出售商品价值并不那么重要的商店，其变化是微乎其微的。烟纸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些对当地居民提供了很多方便的小店，大致上没有被1956年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所波及。这些小店继续由店主按解放前的方式经营，它们是1956年后中国城市中为数不多的私人商店之一。甚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烟纸店也没有倒闭”。

　　即便今天，百货公司也从未取代遍地开花的中小零售业，更不用说如许多人所指出的，未来大型超市也许会被网购所取代，但是便利店却不会。这一情况同时印证了另外一个现象，那么就是对未来的想象往往会强调未来出现的新事物将对现在的生活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可是，等到那一天，却可能发现，一些在精神上与物质上是“传统”的事物，往往比试图取代它们的新事物更具有生命力。如果中小零售业可能会使昔日对百货公司十分乐观的人错愕的话，那么这一错愕似乎在重复上演——比如今年曾使许多人错愕的某个新兴电商。

　　对于百货公司发行的礼券，该书列举了如下两条相关问题：

　　一、礼券是不是一种变相的纸币?如果是一种变相的纸币，则国家法律应当禁止其发行与流通。

　　二、礼券的发行，要否课税?

　　历史的吊诡之处再次在此显现出来，这两个问题的确存在，也的确更为时人所重视，然而，时至今天，这类礼券主要产生的问题，却并不是上述两个问题了。

　　由于在近代中国，百货公司的数量十分有限，更没有今天这样可能普惠城乡各地的网购，因此，百货公司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城乡对立的象征之一。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对于百货公司的印象是：“都市里的大阔老，他们却神气活现地大开其百货公司，从罐头食物起，一直要卖到女人的月经带，从几个铜板一匣香烟起一直要做到几百万元的保险事业。那是包罗万象，竭尽人力，采办世界各国最著名的货物，陈列在一起的大店铺。”这一印象看似客观，但是言语间不无嘲讽、嫉妒之意。

　　“百货店楼上之饮食处”

　　出自平台上的《欧游杂记》(胡蝶)

　　此外，这也反映出了民国时期百货公司的一大特点，即是“兼营副业”，副业包括送货机关、工场、银行、菜馆、理发店、照相馆、娱乐场、邮卖部等。最典型的便是先施公司旗下，既有先施乐园，又有先施人寿保险公司。然而，这一百货公司显著地特点，传统的中小零售业也并非完全没有——即如卢汉超对上海各类街区小商店、小店铺和菜场的描述：“他们的日常购物中心，一定程度也是社交和消遣娱乐中心，位于街道的拐角，即老虎灶和大饼店所在的地方。”

　　继而，作者认为“如果都市里没有百货公司，那末，都市人也要大起恐慌哩。”“都市里，地方大，人口众，买东西要走许多路，要化许多时间，要啥，就到百货公司里去。”参照前引卢汉超的说法，可见作者的这一说法是对城市生活的刻板印象。

　　而接下来所说的，尽管并不是事实，但多少反映了城乡之间在物质与文化上的天壤之别：“都市人欢喜奢侈，什么东西要阔气点，需要东西，一定要到百货公司里去买。”“把百货公司搬到乡下来，就把乡下人吓跑了，谁再敢踏进门来，所以也只好关门。”新生事物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时间，百货公司亦不例外。因此，也许除了百货公司以外，有许多新生事物都承载着类似的民国时期城乡对立的意象。这些新生事物本身未必有城乡对立层面的文化属性，而是被现实中，身份上的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巨大隔阂所赋予。

　　1922年，上海的百货公司名录

　　可见国货业与百货业之间是有明显区隔的

　　出自平台上的《上海商业名录》(1922年)

　　近代中国的百货公司，为数虽少，但是万众瞩目，自不能外于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变动。五四运动时期，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即在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时评，题目即为《先施永安两公司》，内称：“提倡国货，由大商店行之，本有事半功倍之效。然如先施、永安两公司，力有余而心不足，深可惜也。愚前载张溥泉(张继)君致亚林制药厂函，因进忠告于两公司。后见《时报》载沧海君论文，指两公司所陈列，多舶来奢侈品，详述其害，尤有所感触。值兹提倡国货之声日高，窃望两公司能收桑榆之效也。”

　　出自平台上的《先施乐园日报》

　　在此之后，先施公司的确在其创办的《先施乐园日报》上声言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并高喊五四运动的口号。然而，即如前述，民国时期百货公司的定位本身就是汇集全球货物，特别是当中的舶来奢侈品，何况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生产也无法满足百货公司的需求，自不可能真正只卖国货。至于同是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后来则为《先施乐园日报》题写报名，为先施乐园题写对联。不过，北伐军底定上海后不久，《先施乐园日报》即告停刊。

　　于右任为题写的报名

　　我们此前曾推送过《战后中国的药荒与药价》，对战后国统区的物价飞涨有着一定的反映。覆巢之下无完卵，百货公司亦不能独善其身。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上海的百货公司即已“人头挤挤，水泄不通，你争我夺，呼东喊西”，可却被认为“跟酒吧、妓院一样的畸形繁荣”。《人人周刊》(中共上海职员工作委员会创办)上刊载了一篇对一个百货公司经理的采访。

　　这名经理指出，“畸形繁荣”的原因如下：“飞机载来了一批‘重庆客’，兵舰运来了一群美国兵，他们带来了巨额的美金，关金和法币，这是一个新的，而且是非常浓厚的购买力。又因上海物价比重庆为低，所以大量的物品被他们收买去了，此其一。其次，百货公司因为是‘百货’的公司，不比普通小商店有了这种无那种，有了普通货而无上等品，所以是他们的对象。近来销路最好的就是一些高贵的物品和器具，像全套家具、无线电收音机、银器、手表、贵重的化妆品等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百货公司的定价已一律恢复到九月十日前标价，照例，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事实上，我们虽然退后了，而别种东西却继续前进，米油酱醋不必提，厂盘因为存底缺乏与生产遥遥无期，平均要涨上一二倍，近几天美金也涨起了。告诉你听，我们公司的呢绒部跟布匹部不是被普通买客买完的，而是被同行派人来‘抢’光的。”

　　该经理所说，大概是当时国统区物价飞涨的普遍情况，只是他提到的奢侈品销路最好却很有意思，由此可见，的确不能单纯以销量高的消费品的优劣来判断消费是升级还是降级。而后，这名经理并痛陈：“我们是贩卖商，贩卖商的营业原则是贩而卖之，现在是‘贩进无路’，‘卖出有门’。告诉你，是从去年十月份起，我们贩进的货值只占营业数额的三成，八月十日以后，可以说一成也不到了，这样有出无进，存底与日俱少，结果必然是卖光!吃光!用光!”

　　敌机乱炸 先施被毁

　　出自平台上的《全面抗战特辑》

　　对于这一局面，百货公司能够如何应对呢?据该经理所述，事实上没什么办法应对：“把货价抬高吧，卖出当然可以减少，但是政府要处罚，人家要骂我们奸商。假使暂时关一下门，但这有罢市嫌疑，而且职员吃用，其他开销还是一样，并且门关下了，不知道要等什么时候才能开?真是横也难，竖也难。说句实话，我们功过俱无的生意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抗战胜利后是这样的局面。”

　　物价飞涨波及四大百货公司

　　出自平台上的《大公报》(上海)

　　尽管这一采访出自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刊物，但是却未必对当时国统区的窘态有所夸大。诚如该经理所说，沦陷区的人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竟然会是这样，这至少说明百货公司乃至整个消费市场的发展，离不开生产的整体进步与营商环境的改善。

　　武陟县百货公司的发展

　　出自平台上的《武陟县商业志》

　　如连玲玲所说，百货公司改变了消费性质，其出现是一场消费革命:“从满足实用需求的取得商品，变成追求个人的快乐，这不只是因为消费空间与娱乐空间的重叠，也是购物本身被形塑成娱乐活动。”更不用说一百多年前早已提出的“异化”理论，因此，笔者无意于否认百货公司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造成的巨变。这一巨变并不仅仅体现在前人所说的，百货公司对中小零售业所带来的冲击，同时也体现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无论是曾经的对百货公司的非难，还是对其代表的城乡对立的批判，这些言论大多数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而购物则成为了城乡人民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足见这一巨变的力量了。同时，回顾民国时期百货公司的历史，中间又可见到一些似曾相识之处，多少可以为今日的实践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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