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民众/冲突乎？不抵抗乎？——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周（1）
来源：原创： 盛差偲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18-09-23   2019-06-24 12:27:34

　　“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

　　——蒋介石

　　“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邵元冲

　　“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

　　——高一涵等

　　此前我们推送了《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的九一八事变》一文对九一八事变进行了回顾。九一八事变，尽管不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开端，但是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对之反抗的历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是今日所说的“十四年抗战”的开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步一步地在军事、政治上蚕食中国，全体中国人民也一步一步地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开始由此前的“一盘散沙”走向团结与统一。为此，我们从这篇推文开始，将大体上以一个礼拜为周期，以个人日记、报纸等平台上的史料为中心，以1931年9月18日作为叙述的起点，一定程度上还原中华民族英勇抗战、走向一致的过程。

　　本文的叙述时段自1931年9月18日开始，止于9月26日(1931年的中秋节)。因为九一八事变发生于9月18日深夜，大多数人最早知道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也是9月19日了，因此事实上我们的叙述大多数也是从9月19日开始。此外，由于九一八事变非同一般，影响到了当时中国的大部分人，故而叙述这几天的内容也会格外丰富，于是，文章将至少分两期进行推送。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后国人的反应，无论如何，首先必须关注当时在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应，若以个人日记为中心，那么则应该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事实上的首脑、同时留下生前数十年不曾间断日记的蒋介石入手。对于9月19日蒋介石的反应，我们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的九一八事变》这篇推文中已略有提及，现在将更深入，且扩大到一周进行分析。

　　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乘坐永绥号炮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9月19日才抵达南昌。9月19日中，笔者目前仅见蒋介石于当天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张学良发去一电，要求张学良对外辟谣，九一八事变并非起于我军破坏南满铁路。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蒋介石9月19日抵达南昌的时间，还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应当都不会太早，尽管南京方面早在9月19日上午即已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同时，蒋介石此前尚在船上，应当也无法接收到来自南京方面的信息。9月19日，得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由此大致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判断。

　　此时，适逢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同时，宁粤对峙，大规模武装冲突一触即发，更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正如金以林所总结：“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动员面之广，参与的派系之多，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以往历次反蒋战争多是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而且先是由一批在党内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领袖发起，再带动地方实力派的加入。”

　　平台上《中央日报》当时的头版

　　既高呼抗日，也不忘赈灾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限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得知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原定计划自然必须改变，9月20日，蒋介石即从南昌坐船返回南京。9月21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并召开会议，决定“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同时“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至此，让我们暂且抛开蒋介石日记，看一看其他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反应与所思所想。

　　首先，有关九一八事变的叙述，是必然离不开张学良的。与蒋介石不同，其时在北平的张学良，9月19日的卯时(上午五时至七时)即收到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于当天上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然而，就蒋介石在9月19日给张学良的致电来看，蒋介石在发电以前尚只是通过上海方面的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尽管张学良在此前至少已给蒋介石发来两电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也许是因为蒋介石抵达南昌后，各方发来的电文太多，蒋介石尚未来得及一一批阅;也许是因为各种原因，蒋介石此时尚未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文。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一天的致电与受访中，均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

　　平台上《大公报》(天津)中

　　张学良强调我军“不抵抗”的通电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等职的邵元冲在9月19日晚上八时，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邵元冲已经看到了张学良的通电，对于当中言及“不抵抗主义”的部分，邵元冲结合九一八事变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的情况，评论道：“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如下：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同时，对于外交部对日本方面的抗议，邵元冲指出：“阅其内容，起首即有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等语，尤为贻人口实。”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根据张学良的通电中的“不抵抗”重新向日本抗议。诚如邵元冲所说，在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日本驻华公使的抗议中，的确是说“与沈阳华军冲突”。而在9月20日的抗议中，则改为“中国军队绝未抵抗”。

　　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因此，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因外交失败，王正廷被免去外交部长职

　　上图是《中央日报》的报道

　　9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决定在23日全国下半旗纪念国耻，并在南京举行市民大会，同时由上海市民大会主动拒绝日本对长江洪涝灾民的赈济。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央大学举行的南京市全市党员大会上，讲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时，下面有人讥讽蒋介石言过其实。于是，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到，自己“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听说此事的邵元冲则在日记中评述道：“中有一人稍施讥弹，(戴)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

　　至9月24日，总体上，由蒋介石的日记可以看出，与邵元冲对于国联与外交部的不满不同，他对于国联的仲裁抱有极大的希望，更认为“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尚不致失败也。”而对张学良方面试图单独与日本媾和、广东方面对自己步步紧逼不以为然。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在此所指的“统一”，当不仅指广东方面，亦应包括东北。即如黄自进所说：“张学良的势力在东北的全面瓦解，对已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后来并未落实)的国民政府而言，反而造就了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势力可进入东北地区的契机。”只是，后来的发展却未如蒋介石此时所设想的那样。

　　1931年9月26日，也是这一年的中秋节，蒋介石听说日本将不接受国联的仲裁，并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于是，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并决定迁都西北。对蒋介石来说，前几天的希望突然落空，这一个中秋节显然不太好过。这一天的中午，邵元冲则在家中祭祖，与蒋介石的心境类似，邵元冲在日记中记录到：“前方多难，虽遇令辰，益滋慨耳”。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简而言之，黄郛所言事实上是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持的“革命外交”的批评。(关于革命外交及其评价，可参见我们此前推送过的《国民党对于“二十一条”的纪念与宣传》一文)只是，黄郛所言未必是后见之明，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后果却远甚于黄郛此前的预测，故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否能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所致呢?即如台湾学者李恩涵所说，日军“不只拒绝对中国温和型‘革命外交’，予以同情，甚至要乘机一举以武力公然侵占中国的东北”。

　　黄郛此时流露出来的思想中，与其他人不太一致的不仅是这一点。9月25日，有一人和他谈到将要编一本《国魂集》，黄郛即评论道：“此作之影响，有根本振作民族之功用，较一时的国耻，尤当重视也。”可是，不知有无出版的《国魂集》未必在根本上振作民族，这一国耻的洗雪倒是十四年后的事了。

　　在当时民族主义逐渐高涨的中国，黄郛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看法应当是不具有什么代表性的，但也因此有其独特的价值。更多的人对于九一八事变是如何看待的呢?他们在这一天以后又有着怎样的想法呢?本文主要着眼于蒋介石、张学良、邵元冲、黄郛等国民党高层政要，在明天的推文中，我们将着眼于其他本文并未涉及的国民党政要与将领、地方军阀、地方士绅、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晚清遗老、北洋政客等群体眼中的九一八事变，敬请大家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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