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外交/1946年反苏游行
来源：原创： 郭美池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6月9日   2019-06-28 14:18:26

　　1946年2月22日至3月初，一场大规模的反苏反共游行示威运动从重庆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在我们的普遍印象中，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许多大规模的学潮、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的，如北平“一二九”运动、昆明“一二一”运动。然而，这场以学生为主体的游行运动却将矛头对准了苏联等，这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

　　图为2月22日学生反苏大游行，出自《天津民国日报画刊》第16期，1946年3月17日。

　　事情还是要从游行爆发前的一次集会请愿活动开始讲起。1946年2月16日，东北旅渝同乡集会讨论收复东北及张莘夫被害问题，邀请了莫德惠报告东北情况，并在会后进行游行请愿活动。集会决议要求，请政府照会苏联，请其彻查张莘夫惨案真相、赔偿及道歉、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以及按期撤退等等，对东北问题发表宣言、陈述意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集会和游行本身虽然规模不大，但“直接诱发了重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正如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所言：“始悉十六日东北人士曾在渝游行，对苏军不撤退及苏军在东北恶行，大肆攻击，散发宣言及传单。于是沙坪坝各学校学生亦有对苏游行示威之酝酿”。各校学生在游行沿途中高呼各种口号，其中之一即为“彻查张莘夫惨案”。

　　出自《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2月22日。

　　当然，诱发这场反苏游行的因素是极为多样的——苏联延期撤军并拆卸工矿设备、雅尔塔密约被公布等等——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逐渐累积，终于在2月22日这天，舆论情绪达到顶峰，在重庆沙坪坝地区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反苏反共游行活动，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主要城市。与此同时，各大报纸对于这次游行运动进行密集地报道，使得舆论急速聚焦，东北问题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国、共、苏三方对此的宣传、抗议等一系列回应都被放大，并给东北问题的交涉添上了沉重的舆论压力。

　　出自《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3日。

　　这场影响力颇大的反苏反共游行，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可以说是特例。邓野先生评价说：“反苏反共游行既是民族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民族感情和政治倾向互相掺杂，呈现出复杂纠葛的面相，也使得后人对之看法歧异。

　　其中一个相当难以回答的问题就是——此次游行运动究竟是像国民党方面所说的那样，是学生出于爱国热忱地自发而为?还是像共产党方面所说的，是受到煽动、教唆甚至威胁?一份国民党中执委致电各省市党团部省主席市长的电报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据电报中所称：“此(指酝酿游行)全系激于爱国热诚之中立分子所发起，党团事先并无主动，此事蔓延，各地必发生同样事件，在此种情绪下制止恐不可能，但本党宜善为引导，避免正面攻击苏联”。所谓的“善为引导”，原文中被删改掉的部分是这样说的：“不宜出面领导，只能背后积极参加，引导其行动言论”。字里行间，个中微妙之处就显现了出来。

　　王世杰在日记中也直言：“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但这一部分希冀利用学生游行的人，是否在国民党内占据主流，却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政大学生回忆陈立夫劝阻游行，张世惠：《二战胜利后重庆的一次反苏游行》，出自《文坛杂忆》，卷二十二。

　　不论此次游行的发起动机如何，但在实际效果上却是利弊相兼的。一方面，反苏游行的爆发似乎加快了苏军从东北撤兵的脚步，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游行运动加剧恶化了国民党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并不利于东北问题的解决。正如蒋介石在获知消息后给张治中、陈立夫所发电报中所言：“顷闻重庆沙坪坝学生对于东北问题有酝酿游行请愿等情事，希由党团协同设法劝阻，盖此种行动并无补于时艰也”。

　　出自《民国日报》(上海)，1946年2月28日。

　　继重庆沙坪坝学生游行之后，上海、南京、北平、昆明等各大城市的学生团体也相继响应，进行游行示威活动，一致反对东北特殊化。此外，学生们的行动获得了社会上有关方面的声援与支持。在短短数日的时间内，这场游行从重庆蔓延到全国，从学生扩散到社会上，此起彼伏，部分民众对东北问题郁积的情绪也在这些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得以舒发。

　　时至今日，从留存下来的并不那么清晰的游行照片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当时游行的氛围。26日北平的大、中、小学学生游行甚至被国民党所办的上海《民国日报》称为是1937年以来“最盛大之学生运动”。

　　出自《华北日报》，1946年2月27日。

　　那么，对于这场学生游行运动，共产党方面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就在“二·二二”游行活动的当晚，中共代表团即举行记者招待会，由周恩来对《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捣毁事件发表声明，并提出三个“分开”：一是把爱国和排外分开，二是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的阴谋行动分开，三是要认识到“这个阴谋并不是国民党和政府所有领袖都知道的”，即要把国民党内反动份子与整个国民党区分开。这三个“分开”在承认学生是爱国的同时，对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阴谋份子进行反击。

　　出自《解放日报》，1946年2月25日。

　　这之后，新华社发表了对重庆游行事件的评论，指出“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的丑恶脸谱”在这次游行中已暴露无遗，认为反动派在游行中排外、仇视中共与民盟，在东北勾结敌伪残余制造张莘夫惨案，用以煽动反苏情绪，因此这次示威游行丝毫没有革命的爱国的成分，而是“反民族”、“反民主”、“反革命”的性质。同样的，在批评中把参与游行的学生给区分出来，认为“盲目参加示威的学生群众”的主观动机是爱国的。

　　出自《中国法西斯派的阴谋与我们斗争的任务——国共停战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重要文献之三》。

　　此外，还有一些从学生视角出发来揭露“反苏罢课游行的真相”的文章，以证明反苏游行是强迫的、“拉夫式”的、威逼利诱的、被煽动的，而非学生们自主发起的。甚至有文章热烈抨击政府当局对新闻的统制，认为所谓的“学生爱国大游行”新闻是被“配给”与“制造”出来的。

　　出自《时代学生》第1卷第90期。

　　综上，大概可以看出中共方面对于这场游行运动的态度是：肯定学生的爱国动机，指责国民党政府对反动份子的纵容以及对游行的宣传，强烈抨击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通过这种区别对待的手法，来适应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同时，这也是中共中央决定暂时对国民党停止宣传攻势，而只对国民党内反动派发动宣传反攻的一种反映——将国民党内“反动分子的行动”，与“整个国民党及蒋介石”分开。

　　有关1946年春季的反苏游行，尚有许多方面可以进行深入考察，欢迎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利用平台上的大量史料，加深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

　　往期回顾：张莘夫事件：国、共、苏三方的不同报道

　　近代中国关于抚顺煤矿的两次对外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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