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外交/近代中国关于抚顺煤矿的两次对外交涉
来源：原创： 郭美池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1月10日   2019-06-28 14:29:02

　　抚顺素有“煤都”之称，矿产资源丰富，据统计，1940年抚顺煤矿的产量曾高达930万吨，平常的产量也占东北煤矿总产量的80%以上。然而，这样一处规模宏大且产量丰富的煤矿，在1905年到1945年间长期被日本把持，作为南满铁路的附属事业由日本独立经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并接收了抚顺煤矿，且试图与中方合办此矿，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抵制。

　　本文即利用平台上的各种史料，对中国近代关于抚顺煤矿归属问题的两次对外交涉进行梳理。试图向读者呈现，在客观条件不利的环境下，中方(清政府、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对外(日、苏)交涉中力争权益，最大程度地避免更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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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关于抚顺煤矿的交涉(1905-1911)

　　抚顺煤矿自辽金以降，久有开采，清时因恐损及陵寝风水，将之封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经王承尧、翁寿先后奏请，清廷允许其开采煤田。后二人因划界起争端，又归王氏独办，名为华兴利煤矿公司，并借有华俄道胜银行股银以协助资本。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以道胜借款事为由，称抚顺煤矿为俄人独立经营，遂欲“继承俄产”，将煤矿据为己有。

　　图为“煤矿的沿革”，出自平台《满洲忧患史》卷四。

　　面对日本军队已进驻抚顺煤矿的既成事实，清廷试图据理力争，与日人进行交涉，但双方始终各执一词，并未谈出结果。在矿权交涉中，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等人认为抚煤为日人势所必争，因此主张以矿产为资本，与日本合办抚顺煤矿。1908年7月，徐世昌向外务部提议此举后，得到外务部的赞同：“抚顺矿务，日人既不肯退还，自亟应筹一结束办法，尊意作为合办，所见极是，即希照此饬司与日人就近妥速筹议，以期就范”。

　　1908年7月9日，唐绍仪就如何与日人合办抚顺煤矿致徐世昌电，“抚顺煤矿事，尊意所拟合办一层，惟我无资本，恕难办到。且此外千金寨及安奉铁路等处，矿产尚多，若援例合办，反为日人增添利益。鄙意抚顺(煤矿)为南满洲所必不可少之矿，日人势所必争，似应另筹一特别办法，拟将矿产作为我之资本，其余机器一切布置用费均由日人筹出，作为日人资本…此外他矿不得援以为例”。出自平台《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四》。

　　然而，随着中日在东北关于铁路、矿产等权益的冲突愈加频繁，日本政府将抚顺煤矿加入东三省五案交涉中，并“以延吉主权为要挟”，清政府最终不得不放弃合办煤矿的构想，在矿权问题上作出让步。宣统元年七月二十日(1909.9.4)，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在北京签订《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又称《满洲五案协约》)，其中第三款规定日本政府有开采抚顺、烟台煤矿之权，这也是清廷在实力不强、环境不利的条件下的无奈选择。

　　《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出自平台《日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之条约》。

　　通过一份签约后外务部上奏的奏折，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清廷为何会对矿权作出让步。奏折中云：“抚顺、烟台两矿，彼已列为南段(南满)铁路之营业，此时势难争回，所虑者侵我主权耳。今欲订明尊重中国一切主权及应纳各项，则该矿亦不至有所牵碍”。面对煤矿已在日人经营下的既成事实，清政府区别了主权与开采权的主次之分，力图以开采权的让步换取主权(包括延吉主权)。

　　图为《外务部奏中韩界务暨东三省交涉五案议定条款折》，出自平台《宣统条约》。

　　宣统三年四月十四日(1911.5.12)，中、日按照“满洲五案协约”第三条，签订《中日协定抚顺烟台煤矿细则》，对两矿情形作出具体规定。至此，历经多年的抚顺煤矿交涉，以清政府保有主权、日本政府获取开采权而告终。

　　《东督赵尔巽咨外部报与日员议定抚顺煤矿细则文》，出自平台《清季外交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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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关于抚顺煤矿的交涉(1945-1946)

　　1945年8月，随着战争的结束，国民政府对收复区的接收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根据《经济部工矿商业复员计划》中对收复区的敌伪矿业接收整理计划，“敌国在中国矿业之资产权益一律收归国有，由政府经管处理”，其中，还详细规定了东北各个煤矿的接收整理办法，拟设辽东煤矿局统辖包括抚顺煤矿在内的各矿事业，并计划由资源委员会独资经营。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经济部的理想计划只流于文字纸面，之后在实际接收中所出现的诸多困难，再次使我们认识到了何谓“形势比人强”。

　　10月17日，东北行营代表熊式辉、张嘉璈等人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第二次会谈之时，马元帅提出“抚顺煤矿需供给中长路用煤，将来应归中长路经营”，意为应由中苏合办经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长路的协定，中苏应组设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以共同经营中长路，若抚煤归属于中长路经营范围，将有损于东北工矿的自主权，也意味着日后不能引进他国资本。对此，张嘉璈主张“满铁附属事业最重要者为抚顺煤矿。今中央政府已(对长春路)担保煤之供应，不能再以矿产归入长春路”，(根据中长路协定第十二条，中国政府对铁路业务上所需燃煤之供应担任充分之保证)。

　　《中华民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可简称为“关于中长路之协定”)，内中规定了共同经营的范围，出自平台《中苏条约与双十协定》。

　　此外，从法理层面上来讲，抚顺煤矿并不在中长路经营范围之内。如上图所示，协定中对中苏共同经营的范围作出了界定：“以中东铁路在俄国及中苏共同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 所建置并直接供该铁路之用之附属事业为限”，其他附属事业应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通过前文对抚顺煤矿历史沿革及中日交涉的梳理，可知抚煤是南满铁路在日本管理期间的附属事业，因此应完全归中方经营所有。(平台上有许多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所编的统计资料，如《中国长春铁路客运统计年报》、《中国长春铁路货运统计年报》、《中国长春铁路业务统计简报》、《中国长春铁路营业统计月报》等，对中长路运营状况感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探寻。)

　　中长路略图，出自平台《中国长春铁路客运统计年报》。

　　12月11日，张嘉璈向苏方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询问，苏方拟将哪些煤矿加入中苏合办公司经营，斯氏答复的名单中并无抚顺煤矿，张进一步问道，抚煤是否也不属于中长路经营范围?斯氏称“长春路所属事业问题，不在余职权范围之内”。次日，张嘉璈告中长路苏副理事长加尔金，抚顺煤矿应归中国政府所有，但所产之煤优先供应于中长路使用，加尔金表示可以考虑，“愿先研究其历史”。

　　24日，在经过多次经济合作交涉之后，斯氏顾问向张嘉璈提出“现在各工厂日有破坏，最好贵方迅速派员前往主持，姑暂不论是否正式接收”，次日，张与加尔金说明“抚顺煤矿，应归我方经济委员会接收，并派张莘夫前往主持”，加尔金表示同意。

　　张莘夫事件后对抚顺煤矿的报道，出自平台《海光》第16期，1946年3月20日。

　　1946年1月14日下午，正值张莘夫从沈阳赴抚顺之时，斯氏突然表示要将抚顺煤矿加入中苏合办重工业范围，次日，张嘉璈派人告知斯氏抚煤加入合办之事“使我为难”，请其慎重考虑。在这种情形下，身处抚顺的张莘夫一行人显然不能从苏军手中顺利接收煤矿。

　　21日，蒋介石根据“缩紧”方针(“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具体可参见我们此前推送的《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二)：迁延不决》一文)，致电指示东北合办事业的新方案，其中明确指出“前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之附属事业，以及(包括)抚顺煤矿，决不在合办之列。以前在莫斯科商订协定时，业经言明，应由中国收回”，实际上，中方在商订条约时仅是提出了东北工业应归中国所有，而斯大林表示“满洲各项企业，属于特种公司组织者，并归苏联所有，充作战利品。属于日本私人者，可交回中国，赔偿中国人民战争损失”，也就是说，双方并未就此问题达成一致。

　　同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记道：“在长春之苏军人员，提出一备忘录，谓苏联政府准备以价值二十二亿元之日本工矿业(在满洲)让与中国;另有价值三十六亿元之日本工矿业(在满洲)，则要求中苏均分，作为合办事业。蒋先生嘱翁部长将三十六亿元清单中之抚顺煤矿等项删去，命张公权(即张嘉璈)与苏军商洽”。

　　抚顺矿区示意图，图片来源：《地图周刊》第2期。

　　此外，面对中共已在东北立足发展的状况，蒋一方面不承认中共军队的合法性，不与其直接交涉，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在实际接收中可能会受到来自苏、共的阻碍，因此在电令中指出，“凡应由吾国接收之事业，应向苏方提请为事实上之协助，使可顺利接收，而不为非正式组织或武力所盘踞”，然而，苏方是否协助接收又取决于经济合作交涉能否达成协议，由此双方在先接收还是先经济合作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个怪圈，蒋的此项指令也无法落实。

　　2月10日，蒋邀请宋子文(行政院长)、王世杰、翁文灏(经济部长)、蒋经国、张嘉璈等人共同商讨经济合作最后方案，此方案对苏作出了最后让步，同意将鹤岗煤矿、鞍山钢铁事业、辽东半岛盐场、东北民航等加入合办，但是仍坚持“抚顺煤矿必须交还中国”。

　　3月27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面见外长王世杰，递交经济合作提议案，提出苏方要求的最低限度的经济合作企业种类，其中包括抚顺煤矿。此时，双方除了抚煤之外，在其他合办事业上已取得一致，是最有可能达成经济合作协议之时。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中方态度亦有变更，如董彦平(行营副参谋长)、张嘉璈等人认为即使接受苏方的合作条件，国民党军队也不能顺利接收东北北部五省。王世杰更是主张暂存观望态度，等待美国对苏方针是否变化，再行答复苏大使。

　　4月中旬，在中苏进行第一次正式经济会谈之后，苏方对抚煤合办问题作了让步，彼得罗夫告知张嘉璈“抚顺煤矿可以剔除，希望换以珲春煤矿”。然而，在长春已开战火的情势之下，东北局面似乎已经无力转圜，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这两次关于抚顺煤矿归属问题的中外交涉，时隔三十余年，不仅交涉主体不同(从清政府到国民政府)、交涉对象发生变化(从对日交涉到对苏交涉)，且所处的国际环境更是相差甚远，但同样可以显示出在不利的外部条件下，当局如何在对外交涉中力争权益、减少损失，而从中我们也更多的感受到历史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

　　此外，平台上仍有许多有关抚顺煤矿及东北矿业的其他史料，如《中国矿业纪要》、《近代中国实业通志》、《今世中国实业通志》(着重于矿产统计)，《满洲忧患史》、《日本侵略满蒙史》、《日本侵略中国痛史》(着重于被侵占的历史)、《东北大学周刊》等，这些史料详细记载了抚顺煤矿的矿藏产量、炭坑分布、采矿设备、历史沿革等，不仅为观察煤矿历史提供了多样的视角，也给我们研究近代矿业的发展带来极大便利，尚待大家进一步探索。

　　往期回顾：

　　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形成：基于时、空视角的考察

　　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从埋下隐患到打破僵局

　　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二)：迁延不决

　　张莘夫事件：国、共、苏三方的不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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