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外交/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二）：迁延不决
来源：原创： 郭美池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18-12-15   2019-06-28 14:52:01

　　此前我们曾推送过有关战后“东北问题”的两篇文章：《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形成：基于时、空视角的考察》、《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从埋下隐患到打破僵局》。本文是东北系列文章的第三篇，同时，我们还将在未来陆续推送这一系列的其他文章，敬请大家期待。

　　从东北行营撤退至中苏经济合作交涉结束，历时将近5个月，其间国际、国内局势变化多端，中苏之间争执不下，最终未能谈出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中苏经济合作交涉的迁延不决，也导致国民党东北行政接收、军事接收的困难，形成难以解决的“东北问题”。本文即从东北行营撤退谈起，探究经济问题到底在东北局势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随着行营的撤退，张嘉璈返回重庆报告东北形势，并与政府高层人士商谈解决方案，长春的交涉暂时中断。11月28日，蒋介石约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蒋经国和张嘉璈共商东北工业合作之事。宋以为，东北工业若作为苏方“战利品”来合办，超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范围，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王认为，东北未接收以前和苏联谈合办，会引起人民反感，因此“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由此可见，宋、王两人作为政府中的实际负责者尤其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责任人，其主张与苏方相抵触。而张嘉璈因身处交涉前线，深知法理依据并不能灵活处理实际接收问题，因此主张政治、经济问题可以“同时并谈”，倾向于在经济上对苏让步，以换取行政接收的顺利。不过张仅仅作为中、苏之间的居中折冲者，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因职权所限，只有照办。

　　出自平台上的《中央日报》(南京)，1945年12月5日

　　12月5日，张嘉璈在日记中总结返回长春后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谈的感想，认为中苏有两大分歧：一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孰先孰后，苏方坚持先解决工业合作，然后谈接收，中央主张先接收、后谈经济合作;二是苏方因撤兵有期限，急盼早日解决经济问题，中央则行动迟缓，谨慎小心。其实，除此之外，中苏之间还有一个重大的分歧在于对“战利品”的解释，双方争论的根源，即在于此。也正是由于这三点分歧(代表中苏根本利益的冲突)，双方提出的诉求距离过远，导致经济合作谈判又将陷入僵局。

　　7日，张再次和斯拉德科夫斯基(苏军经济顾问)就经济合作展开谈判。斯氏坚持认为，日本在东北之工业完全与军事有关，提供于军需，而日本的军事并非对华，乃是为了反对苏联，因此东北工业应作为“战利品”属归苏联所有，而苏方基于对华友谊，愿意将其中一半“让与”中国。苏方对“战利品”的界定，中方始终表示不能接受，中苏两方都不愿在“战利品”问题上作出让步，分歧依然未能解决。斯氏此次亦主动表示“经济合作反更可帮助中国政府机构之巩固，故经济问题如能解决，政治问题亦随而解决”，反之，此话的潜台词可以理解为，若中方拒绝合办工业，行政接收甚至是军事接收都可能无法推进。此外，对于中方所提接收前合办会招致舆论反感的问题，斯氏的解决方案是在苏军撤退以前商妥合办协定，“公布一节，可予展缓，不使外间知道”，仍是先解决合作问题再谈接收，只是采用秘密谈判的方式。

　　次日，张致电蒋介石报告交涉情形云：“务请中央早日定一原则，是否愿于经济上稍作让步，以求接收撤兵之顺利”。至此，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已经十分明显，先接收，还是先经济合作?可谓是“迎拒之间，十分微妙”。面对如此困局，张嘉璈和斯氏仅能在“目前仍可交换意见”上达成一致。

　　那么此时国民党的军事推进如何呢?自11月26日杜聿明率军进驻锦州后，蒋介石便接连下令暂勿向沈阳推进，于军事上取守势。12月8日又致电蒋经国、张嘉璈称：“由锦州前进部队，须待铁路交通恢复，方能决定日期。向沈阳开拨时，当先饬派员与苏军切实联络”。12日，蒋在日记中记道：“对东北空运部队及接收人员暂缓出发，必待俄对经济合作问题及其要求条件有一合理之解决以后再行派遣，应一本行营撤退时之方针进行”。与此同时，苏方亦因经济合作问题未得进展，而阻挠杜聿明部向北推进，杜于13日致电军令部，告以“马林诺夫斯基已令知黑山、阜新苏军，言华军在双方协议前，不宜向该两地前进，对沈阳、彰武、赤峰、多伦等地亦然。故我军在政府未与苏方商洽前不可再进等因，现职部最先头仍在沟帮子附近云”。国民党对东北的军事接收又陷入瓶颈之中。

　　《锦州至沈阳形势图》，出自平台上的《中央日报》(南京)，1945年12月30日

　　11日的会谈中，中苏双方争议的焦点逐渐从合作原则转移到具体的合作企业上来，开始就何种工矿归属于中苏合办范围展开交涉。隔日，斯氏向张送交苏方所拟合作事业清单，谈判方向终于从原则层面向具体细则层面发展。

　　24日，张嘉璈在受到蒋的指示后，向斯氏告知国民政府提出的经济合作原则，并告知将由经济部派员至长春，和苏方研究讨论具体的合办事业种类。此时，中方所提议的合作原则中依然不承认“战利品”名义，而建议用苏军延期撤兵费的名义作为苏方资本，用于合办工业。至于先接收还是先经济合作的问题，中方所提方案是：经济部所派专家到达东北后，即可开始讨论，有一草案后，待苏方撤兵完竣后，双方就派正式代表公开讨论，以示“并未有何秘密撤兵交换条件”。

　　1945年底至1946年初，为打开僵局，蒋经国赴苏与斯大林进行直接交谈，冀以“疏通感情”、取得“精神上之谅解”。然而，斯大林对于战利品的问题态度强硬，没有丝毫让步。至于苏联撤军和经济合作的先后问题，斯大林表示“谈判现在就可以继续进行，协议可以晚些时候签订，但越快越好，以免财产可能继续遭到盗窃”，看似作出让步，实则没有正面回答，并暗含警示之意。东北问题仍旧迁延不决。

　　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出自平台上的《中央日报》(南京)，1945年12月30日

　　此时，正值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之争，以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对中国问题达成共识，这些国际局势的变化，看似给中国政局带来一些朝向和平的转机——国共重开谈判并签署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甚至马歇尔提出了《整编中共部队与中国政府军合并之基本方案》，国、共准备就整军方案进行谈判，似乎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可以于一夜之间在中国实现。然而，国共停战协定中并不包括东北，蒋介石也坚持拒绝和共产党谈判东北问题，试图将东北问题仅作为外交问题从而否认东北中共军队的合法性。于是，在关内一片大好和平景象之时，东北局势并不太平。国民党仿佛是象征性的接收了几个省市的行政权，但因无武力保障，形同虚饰。1946年1月中旬，苏军态度迅速恶化，发生数种冲突事件(如中共军队袭击营口、盘山;国民党接防部队开赴沈阳时遭到枪击;苏方拒绝协助接收吉林九台矿区;吉林省保安警察被缴械;张莘夫遇害事件等)，历史的吊诡之处或许就在于此。

　　图为《中央日报》报道称中共军队袭击沈阳接防部队和攻击营口、盘山。然而，根据张嘉璈日记，接防部队开赴沈阳之时是遭苏军枪击。上图出自平台上的《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7、18日

　　苏方态度之转变，一方面是由于撤军期限在即，而经济合作谈判仍然毫无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方欲协助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而这，正是苏联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斯大林和马林诺夫斯基都曾多次表明，不允许美军和美元势力进入东北地区，然而魏德迈将军于1月5日的谈话，“将更刺激苏方，予苏方以美国势力将侵入东北之疑虑”。

　　魏德迈在华举行记者招待会，称美方将协助杜聿明部队运抵东北。出自平台上的《大公报》(天津)，1946年1月6日

　　巧合的是，1月16日，正值苏方态度恶化之时，蒋介石致函张嘉璈指示道：“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总要使我主权与法理不发生影响”，张虽然认为如今东北大局岌岌可危，而政府意见和苏方要求之间“相距太远”，希望我方可以放松，但也只能照办，在与经济部东北特派员孙越崎研究对苏让步程度后，致信蒋介石与翁文灏。21日，张接到蒋考虑出的合办事业新方案，内中规定了几条具体的让步底线，并决定搁置“战利品”的争议(即不承认也不提及)，但仍坚持合办协议应在接收完竣之后签订。

　　22日，宋美龄抵达长春，代表政府慰问东北民众及苏军将士，马林诺夫斯基因苏联大选返苏而“未能赶归”，被张嘉璈认为是“苏联一种不亲热之暗示”。

　　出自平台上的《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23日

　　25日，张嘉璈与孙越崎将经济合作方案作最后确定，并当面递交与斯氏。次日，张与斯氏再次会面，根据中方所提方案交换意见。斯氏对此方案十分不满，甚至有“实在不敢报告政府”之语。加之此时距规定的苏方撤兵日期不过数日，苏方希望迅速解决工业合办之事，因此向张表示经济谈判“拖延已久，若再拖延，势必影响军事、政治一切问题”，苏方的态度已然十分清晰。谈话结束，双方起立之时，斯氏又云之所以要和中方进行密切经济合作的原因，不是苏方“欲一手把占利益”，而实在是“不愿有第三国再卷入”，张嘉璈闻言向斯氏保证中方将以自力建设东北，如能顺利接收，“一年之内，可不藉外力而能恢复经济”。当然，这种个人的保证和口头承诺并不能打消苏方对美国势力将渗入东北的顾虑。

　　2月1日，已到双方约定好的苏联撤兵期限，苏方称因技术问题(如中长铁路燃料不足、更换机车等)而致撤退遭遇困难。张嘉璈于临行前会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由斯氏总结谈判经过，并得出中方所提方案“不能作为可使谈判成功之基础”的结论。马亦表态经济合作只是“对自身安全之一种戒备手段”，希望不要再“钩心斗角”、“犹作赌牌式”。此番谈话被张认为是苏方的“最后通牒”。

　　次日，张嘉璈飞离长春，于4日抵渝，向蒋报告谈判情形，孰料蒋态度强硬，认为“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行，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此后，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的重心实际上已逐渐从长春(张嘉璈-马林诺夫斯基、斯拉德科夫斯基)转移到重庆(外交部长王世杰-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值得注意的是，张嘉璈本人在谈判中态度逐渐转变，由最初反对合办工矿，最终转向主张对苏让步，尽快解决经济合作问题，以求可以顺利接收东北主权。这其中的因由原委，也正是交涉中最关键之所在。10日，蒋邀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蒋经国、张嘉璈商讨对苏经济合作最后方案，并准备将此案一面由外交部通知彼得罗夫，一面由张嘉璈携回长春再作接洽。

　　11日，美、苏、英同时公布《雅尔塔协定》。同日，美国驻华、驻苏大使馆分别向中、苏两国外长转交美国国务卿照会，提出中苏之间的东北经济合作谈判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美方的插手使局势更加复杂，经济合作交涉也更难达成一致。

　　美国务卿分别照会中、苏，表示东北经济合作谈判将违背门户开放政策，出自平台上的《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7日

　　13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对东北问题四项主张，要求改组东北行营、承认东北的中共军队等，意为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承认“东北问题”也是一个内政问题。国民党通过《中央日报》对此作出反驳，认为“政治解决”和“国际解决”不能混为一谈，坚持东北问题是中苏之间的外交问题，国共东北之争也由此开始公开化。

　　图为中共中央对东北问题的四项主张，出自平台上的《新华日报》，1946年2月16日

　　19日，彼得罗夫再次向中方表示必先解决“战利品”问题，苏方的强硬态度使得本来已即将赴长春继续交涉的张嘉璈被蒋阻止，嘱咐其暂缓赴长。然而，三日之后爆发重庆反苏反共大游行，并迅速蔓延至全国，不仅使得东北局势骤然恶化，国内充斥着反苏气氛，也加重了苏方猜忌，引来苏联抗议，张嘉璈赴长日期也一再展缓。25日，蒋介石宣布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将由长春移至中央办理，在长春的交涉由此结束。

　　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对于政协会议、中苏交涉和“东北问题”多有指摘批评，张嘉璈甚至感叹道：“于是东北问题，自中苏纠缠，美国空言仗义，中共无理要求，国家主义派之反苏、反共，将进而入于党内政争”。此时，因为东北接收问题迟迟未得解决，引发党内不满情绪，王世杰、宋子文、熊式辉等人也遭到攻击批评，承受来自党内的压力。8日，王世杰面告彼得罗夫：“照目前国内外情形，凡主张中苏友好者，均将遭受挫折。关于经济合作之商谈，我方原拟派张(嘉璈)、蒋(经国)二位赴长继续商谈，而近接报告，苏方拆移机械设备甚多，故实无法再谈”。

　　沈阳苏军司令称，苏军搬运东北机器系遵照某三国协定，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否认此说法。出自平台上的《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7、28日

　　3月中旬，在苏军撤军之后，中共军队攻下四平街，并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以战争换和平”、“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东北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不得不使蒋介石考虑作出经济让步以求苏军协助交防。25日，中苏双方同意在重庆继续经济合作谈判，隔日，彼得罗夫向王世杰递交中苏经济合作提议草案，提出苏方要求的最低限度合作企业种类(可以看做是苏方最后的让步)，而中方以苏军协助接防的程度来作为考量，如董彦平、张嘉璈等人即认为“即使吾方应允苏大使提出之合作条件，吾方军队亦只能到哈尔滨，而对于北部五省之接收，势须受到阻力”。

　　4月4日，因苏方已告知规定的撤退日期，且马林诺夫斯基即将离开长春，蒋介石提出可以向苏方表示愿意再商谈经济合作事宜。当日下午，王世杰向彼得罗夫表达此意，对于苏方提出的草案，“一俟派定人员，即行开谈”，但同时表示希望苏军协助接防长、哈两市，使“长春、哈尔滨不重演四平往事”。

　　出自平台上的《消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创办)第5期，1946年4月21日

　　8日，张嘉璈将拟就的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对案交给王世杰，王仍坚持要看苏方是否协助接防之后再行开谈，而张认为苏军“是否协助我军北上接防之枢纽，在经济合作之协议达成与否”，因为苏方已安排好阻碍接防的准备，“静待经济合作谈判之结果，而伸缩操纵”。次日，蒋下手谕，令经济、外交两部各指定次长一人，与苏方开始商谈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并派张嘉璈从旁协助。直至16日，外交、经济两部代表才正式和苏方进行第一次经济合作会谈，然而此时苏军已从长春撤离，蒋以重开经济谈判作为接防长春之筹码的计划亦失败，国、共在长春的战斗情势紧张。两日之后，中共军队进入长春，蒋亦下了武力解决的决心，东北局面似乎已经无力转圜，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也谈不出结果。

　　出自平台上的《抗战日报》，1946年4月21日

　　面对如此情势，王世杰在日记中记道：“中共态度益强硬，盖在东北方面，得苏军之助，中共军事显较前强有力也。蒋先生因决定暂不再作让步，但决定延缓国民大会开会日期。苏联方面近日未来谈东北经济合作问题。苏方政策似已决定放弃与国民政府妥协政策，而以支援中共为基干。长春之陷落，中共态度之日趋强横，均与此有关”。于是，在第一次正式的经济会谈结束之后，双方对经济合作已不再抱有希望，谈判遂自行终止。

　　以上便是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全部历程，其间历时半年之久，但最终未能谈出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中苏经济合作交涉的迁延不决，也导致国民党东北行政接收、军事接收的困难，形成难以解决的“东北问题”，而“东北问题”又进而影响到国共之争的全局，既然谈判解决不了问题，那争议就只能诉诸于武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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