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发兵东北，至14日日本正式宣告投降之时，苏军已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基本摧毁了关东军的抵抗，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受降事宜。由此，东北成为战后初期中国政局中一个极为特殊的问题，由受降的特殊化到接收的特殊化，围绕着东北问题，苏联(对国防及利益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向北发展”的战略)、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需要)、美国(“门户开放”的要求)四方陆续在东北登台亮相，各方关系复杂微妙，使得东北局势剧烈多变。
东北地区由苏军负责受降，出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日本投降的经过》
何为“东北问题”?
邓野认为：“所谓东北问题，总括而论，就是国、共、苏三个方面一并介入之下，东北的接收与交防问题”。汪朝光又进一步考虑到美国的因素，认为“中苏、中美、国共所谓三国四方关系在东北纠缠一体”。
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的整个政局下无疑是聚焦点之一，也是一个甚为特殊的问题。邓野总结出东北问题具有两个双重性：一是外交与内政的双重性;二是苏联国家利益的双重性。国民党与苏联构成外交关系，同时，由于中共势力进入东北，国共之间构成了内政问题，此即为外交与内政的双重性;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照会里明确承诺支持国民政府，与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但同时，在意识形态层面与中共更为紧密，“将其道义支持几乎本能地给予了中共”，这就造成苏联利益的双重性，事实也已证明，在东北接收交涉过程中，苏军的立场不断变动转换，亦是由此而来。这些复杂的政治关系表现在实际问题上，便造成了战后东北局势极度不稳定，并且呈现出不确定的发展态势。
那么，“东北问题”究竟是如何形成一个问题的?接下来将从两个视角出发去讨论——纵向时序视角以及横向空间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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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纵向的时序视角看东北问题的形成
东北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8日下午，在克里米亚岛的利瓦吉亚宫，进行了一场涉及中国的秘密谈话。斯大林向罗斯福发问道：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是什么?罗斯福答道：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将交给苏联，至于暖水港，“苏联可获得位于南满铁路终点的大连”(最好作为自由港);斯大林又就外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向罗斯福询问意见，罗斯福虽表示尚未同蒋介石谈起这些问题，但同意“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以及相信中、苏之间可就租借中东铁路问题达成协议。三日后，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中国称为雅尔塔密约)。同年七月至八月，中、苏两方以此协定为基础进行谈判，并最终于8月14日(实际上签署是在15日)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4项附带协定。
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协定》英文版，出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雅尔达秘密协定及雅尔达(即克里米亚)会议报告(附英文原文)》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致国民政府照会，出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二十六年的苏联与中国》
1945年9月9日，日本向中国的降书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中都根据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东三省受降由苏军负责的规定，再次埋下了东北问题的隐患。
日本政府向中国国民政府递交的降书，出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胜利文献》
1945年8月29日，蒋介石订定《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六项，并致国防最高委员会交议，纲要规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下设政治委员会及经济委员会。行营为处理东北收复事宜而特设，“综理一切”，后又相继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行营特派员。直至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一行等人才飞抵长春。
《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组织规程》，出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新东北概览》
由此可以对比一下中国共产党之部署：
早在8月11日，朱德已下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等部，向察、热、辽、吉进发。29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局，指示“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 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东北局，并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18日，彭真、陈云抵沈阳。 近一个月后，熊式辉等人才姗姗来迟。
至此，影响东北局势的主要三方势力都已登台，战后复杂纠葛的政治格局也只是刚刚拉开了序幕。张嘉璈事后在其《东北接收交涉日记》中记道：
“9月14日抵达重庆后，即向外交当局探询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后，当局有无与苏联讨论具体接收程序，乃知仅对于苏方撤兵及我军接防问题有交换文件。而对于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并无协定。良以我政府认为我军队到达东北，一切可迎刃而解。”
事实已经证明，不仅一切问题并未迎刃而解，而且还会引发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环环相扣，难以解决。此后数月的中苏交涉，就如同一场你来我往的拉锯战，“其间纵横捭合，常有少纵即逝之势”，而张嘉璈本人，也从初赴东北之时的“抱有极大志愿”，到离开之日“忧愧交集”，发出“一事无成”之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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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向的空间视角看东北问题的形成
《金史·世宗纪》有云：“生女真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之上，水绕山环、沃野千里，矿产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其北、东与苏联(今俄罗斯)接壤，西连外蒙古地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南与朝鲜半岛毗邻，南临渤海及黄海，并隔海与日本相望。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因素赋予了东北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对国际关系和国家防务安全战略发挥重大影响。
《东北九省政治形势图》，图中可见苏联撤兵历程及战后初期国、共控制范围。出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第二次大战后世界政治参考地图》
首先，对于国、共两党而言，若能控制东北所能带来的战略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已注意到东北地理位置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东北是一个及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若是共产党可以控制东北，便可背靠苏联，建立一片广大的根据地，并与华北连成一片。
反之，如果国民党可以掌握东北，其一可以依靠东北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南北夹击，其二可开发东北的工业资源，以对重建战后经济有所助益，其三也能通过收复失地来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国际的和国内的)。1945年11月下旬，身处东北交涉前线的张嘉璈与李宗仁谈及北方中共势力时，便有考虑到：“设东北不能掌握，华北必生问题。影响及于全局”，东北战略位置之重要性可见一斑。1946年1月底，张嘉璈所观察到的东北局势亦可供参考：“在中央或以为在停战协定中，有东北例外之规定，可开入军队，收回主权。但可知中共武力，早因苏方之暗中扶持，而日长月大。加以与苏接壤边境之广，中共<可>易得接济，而吾则仅恃京奉线，与一二小小港口，供应困难。军事胜负，难以预料。”
《战后中国各项问题图》，图中可见战后初期国共紧张局势
其次，东北区域也被纳入苏联国防安全的构想之内。尽管美方否认与苏联达成所谓“东北为苏联势力范围”之默契，但在苏方眼中，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的东北属于苏方势力范围，长城以内属美方势力范围，且苏联决不允许东北有“第三者”的介入。此外，苏联对于其防务安全极度敏感，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过程中，苏方一直强调：“日人在东北所办之工业，其目的非为对华，乃系反苏联”、“日人所办工业，实为准备对苏战争”等，因此，苏联始终要求不能使战后之东北再成为反苏的军事基地。
《第二次大战中苏联领土扩展图》，图中可见二战后苏联领土范围的扩展
关于苏联对战后东北的战略构想，杨奎松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前苏联支持中共夺取东北，为的是阻止美国人进入东北。中共如果能占据东北，则整个山海关以北就可能实现与中国的分治，成为既依托于前苏联，又可以有效保护前苏联的受中共控制的一道理想的防波堤。即使中共不能完全占据东北，引进大量中共武装，并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也足以对美蒋在东北的地位形成严重牵制，避免东北成为反苏的跳板或桥头堡。”
于是，各方复杂的政治关系、利益关系在东北问题上聚焦，形成了不稳定、不确定的战后东北形势，而这，也是战后中国政治格局发展态势暂不明朗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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