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外交/抗战时期中国知识人对阿比西尼亚的声援
来源：原创：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18-11-01   2019-06-28 15:52:44

　　今年11月24日是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建交48周年纪念日。两国虽相隔万里，语言各殊，但二战期间却曾率先共同举起反抗侵略者的大旗。在埃塞俄比亚(时名阿比西尼亚)最初遭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侵略之时，英、法、美等强国均一度为了自身利益而袖手旁观，反而是看似柔弱的中国知识人率先发起了对阿比西尼亚人反抗侵略精神的声援。因此，公号特结合平台相关资料草此小文，来回顾中国知识人在那段艰难时世对阿比西尼亚人民进行声援的点点滴滴。这样或也能描绘出中埃两国乃至中非双方实现民族解放和富强斗争中惺惺相惜的情谊之一斑。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在访问埃及等非洲十国之后，开罗的阿拉伯文报纸《共和国报》曾以“周恩来的语言毋须翻译”为题发表评论说，“我们懂得周恩来，因此，毋须翻译，我们也会懂得或将会懂得任何自由、权利和独立的语言。他的语言是毋须加以解释的”。这次出访无疑是对当时非洲国家寻求独立解放事业的一次有力支援，不仅成就了第三世界国家表达民族尊严和自由平等意志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加深了中国与埃及等非洲国家的友谊。

　　一

　　事实上，基于近代以来类似的被殖民命运，中国的知识人在抗战时期也对非洲国家寻求独立自由的事业进行了声援。1934年12月，意大利与东非国家阿比西尼亚在华尔华尔(Ualual)因为边界争端发生冲突，英、法等欧洲强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均一度保持静默。但中国的知识人却很快做出反应，如发表在《新生》上的《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的冲突》一文中则称“他绝不是一时偶然的事变，而是意阿两国多年来彼此龃龉与各帝国主义在阿斗争之必然的结果”。

　　出自平台上的《新生》

　　《东方杂志》的编辑张明养则迅速表示立场，称赞阿比西尼亚反抗侵略的精神，并提出意阿两国在华尔华尔(Ualual)的争端“不应看为单纯的边境争执，而实含有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重大意义在呵!”对阿比西尼亚进行声援。

　　《上海民友》杂志一位署名为“益三”的知识人也在他的《读〈阿比西尼亚国王演词〉有感》一文中指出，意大利的首相墨索里尼尽管是抱了极大的决心，“想一脚踏灭了阿国而供给他们做奴隶”，但阿比西尼亚的人民既然如是其勇敢、知耻、爱国，国王又如是其守职、忠贞，“阿国真不会失败或是灭亡的;万一失败或是灭亡，其民族的精神还是长存于天地间，总有一天仍会复兴的”。

　　1935年10月，意阿战争正式爆发后，中国的知识人亦陆续表态，声援阿比西尼亚进行抗意斗争。杭州私立树范中学的孙镇祥在他获得国语演讲比赛第一名的演讲文中就表示，“阿比西尼亚只要能够上下一致，坚持到底，我相信他是不会被灭亡的，而意大利的威权再厉害些也吞不下他”。明确表达了对阿比西尼亚反意斗争的信心。

　　二

　　其实孙镇祥等深知，阿比西尼亚作为一个半文明的非洲国家，除了占有地利优势以外，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无法与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强国进行对抗的。但是，同样身为弱国国民，他们又愿意相信，“人生存在世界上，只要能够努力，有百折不回的勇敢去做，总是可以挣扎生存;而不至于灭亡的”。

　　(阿比西尼亚的骑兵。当时的多数宣传都认为阿比西尼亚的落后武装不足以与意大利的现代化军队相抗衡)

　　故而，阿比西尼亚的反侵略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但中国国内仍不乏支持阿比西尼亚的声音。翻译家、经济学家吴清友1937年3月出版的《现阶段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一书在追溯意阿战争的来龙去脉之后即指出，“意大利征阿的工作虽歌唱凯旋，但阿国民众抗敌的精神并未灭亡”。并结合了路透社等对阿比西尼亚沦陷后持续抗争情形的报道来说明，“阿比西尼亚民族绝对不甘充当帝国主义的奴隶”。

　　平台上的《现阶段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更明确表示，“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出自平台上的《毛泽东选集》

　　(大连大众书店，1946)

　　针对意阿战争时中国国内一些持不抵抗主义者发表的“唯武器论”，许多知识人则从多种角度进行了反驳。艾思奇在回复吴信丰和郭秉义二人有关阿比西尼亚是否真的失败了的问题时就说，“战争的最后胜负，并不全然在乎武器的高低，而在乎有民众做后盾，在乎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办法”，所以被侵略的国家可以靠着民众团结的力量，“实行长时期的消耗战略”，“使敌人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元气消耗净尽，自然归于败北”。

　　平台上的《哲学与生活》

　　(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书影。毛泽东曾写信给艾思奇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论持久战》中有关阿比西尼亚的部分论断可能就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对阿比西尼亚抗意斗争的这种关注和声援也为中国后来的全面持久抗战做了有效的思想动员。意阿战争进行过程中，一些青年因为中国遭受的相似命运，对阿比西尼亚的挫败一度也发生了极大的感应，“竟至于痛哭流泪了。就是比较不很神经质的人，也感到了惶恐和不安”。有些青年虽痛恨不抵抗主义者所谓阿比西尼亚必败的论调，但却都想不出方法来说服他们，甚至因此而发生动摇。

　　在此情形下，艾思奇等声援者的言论亦随之跟进，指出，阿比西尼亚即使失败，但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的缘故，仍“可以在其他的国家甚至于侵略者内部的劳苦大众身上获得援助”，“侵略战争愈更迟延得久，侵略国的内部矛盾就愈更扩大，侵略国的物质或经济也就愈更困难，愈更枯竭”。中国的抗敌条件比阿比西尼亚更为有利，“一定不会全然和阿比西尼亚走同样的道路”。这样的说法虽不一定能够扭转当时民间普遍存在的畏敌情绪，但从吴信丰等人一再致信请求其“给我们勇气”来看，艾思奇的言论应该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他们的抗敌心理。

　　三

　　在阿比西尼亚寄予希望的国联制裁意大利侵略的问题上，中国的知识人也表达了对他们的支持。傅斯年还在天津《大公报》上发文代表国人表态，提出：“我们的同情都在亚比西尼亚方面，我们的称赞及帮助都归于积极支持盟约的英国人及其合作者”;“我们应该就是论事，只尊信此事之口号，不必‘心理分析’英国人之下意识，不当无知的诅咒国联，不可因东北事件待遇不同对此事灰心”;“国联如表决制裁时，我们要投赞成制裁的票，决议之后，我们要诚意执行”;“为执行国联决议，或为此事引起之新局面，我们有请世界‘并案办理’之权”。

　　傅斯年的《一喜一惧的国际局面》

　　出自平台上的《大公报》

　　他们甚至主张中国在支持国联对意制裁时可以不计较英国因此可能攫取的私利。任教于南京政治学校的邵德润就提出，国联“一反其往昔处理中日争端时之消极态度，而能趋向于积极方面以裁制意大利之侵略行为”，传递了一种稍近乐观的信号，即便其态度转变是由于英国人在幕后操控，“其精神亦可嘉矣”，因此中国对国联的对意制裁应尽力予以“同情之协助，使之复活再生”。

　　胡适则接连发文为他的集体安全主张张目，认为意阿冲突“惊起了国际联盟的瘫病”，使国联各会员国觉悟到“一个强国的欺凌一个弱国不仅是那两个国家的事，乃是关系国际盟约存废和国联自身存亡的问题”，并强调国联是欧战以后国际集体安全的唯一机构，“无数爱好世界和平的志士仁人的信心与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机构上，他们决不肯轻易容许它经过一两次挫折就夭死的”。他还相信，法国新政府在重新组阁后“能够同苏联合作，拉拢英国，共同加强国联的力量的”，而国联的弱小会员国自然会诚意地拥护国联和苏联的国际理想主义，“倾向于加强国联的力量”。

　　(1939年胡适送给新任驻古巴公使李迪俊的照片。照片左侧题诗源自胡适在1938年10月赠陈光甫照片诗。原句中“做了过河小卒，只许拼命向前”在这张照片中已改为“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彼时中国抗战与阿比西尼亚一样处于异常艰难的时期，“只能拼命向前”也是中阿两国不屈抗争的真实写照)

　　这些言论虽有着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但也不乏对阿比西尼亚抗意斗争的同情、认可和支持。有的知识人，如周立波更意识到，“真正能够同情中国解放的国家，除了苏联，首先是各弱小民族的小民，他们的声音使我们感到亲切，他们的反抗，更能在精神上给我们许多兴奋和助力”。1943年，击败意大利后成功复国的海尔·塞拉西一世亦致电中国称：“回顾过去六年，中国面临强敌之英勇战斗，使举世爱好和平之人民，于打击国际叛徒之共同战争中，益感无限之兴奋。阿比西尼亚对中国之抗战，尤特别关心，良以我两国虽受帝国主义者最早侵略，但吾等从未一刻停止对侵略者之抵抗，纯恃武力以侵蚀一国自由精神，决永无战胜之希望。阿比西尼亚于重获自由之余，谨向中国人民致敬，并与联合国预祝中国自由解放”。

　　周立波的《非常时期的文学研究纲领》

　　出自平台上的《读书生活》

　　相比于军事上的支持和介入，这些情感上的相互支援尽管不是左右当时战局成败的主要因素，却有如涓滴汇流，最终凝聚成了二战以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浪潮，推动了独立自由平等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

　　往期回顾：【文献速览】《中苏文化》(苏联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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