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外交/国民党对于“二十一条”的纪念与宣传
来源：原创： 盛差偲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18-05-09   2019-06-28 16:06:20

　　“我国自认为外交家的人们，口头在说雪国耻，而心里无一次外交不是愿增国耻，甘愿为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甘愿作资本主义者的牺牲，我国有了这样的外交家斯之谓真国耻!”

　　——国民党，1924。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在48小时内接受“二十一条”; 5月9日，曹汝霖、陆徵祥向日本方面提交由袁世凯政府修改过的“二十一条”的文本，并同意签约。与“二十一条”密切相关的这两个日期从此被目为中国的国耻。关于“二十一条”的来龙去脉学界已有十分丰厚的研究，本文将通过介绍平台上相关的两种文献，叙述大革命前后，国民党政权关于这一国耻的言说。

　　本文介绍的第一种文献为《五七国耻纪念》，该书的编者与出版者径直署名“中国国民党”，原书无版权页，亦未标注出版年份，不过根据内容可以判断出版于1924年，大概是当时国民党的宣传品，可以反映出其时国民党对于这一国耻的一般态度。

　　《五七国耻纪念》一书中在旅大、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印刷附律、李义元案、中俄交涉等问题上均阐述了国民党自身的立场，除此之外，并收录了《三民主义与国耻纪念》一文讨论国耻之纪念。

　　平台上《特选音乐教材》一书收录的相关歌曲

 

　　文章一开头，作者称“我们以前纪念国耻的观念完全错误，今后我们应该急速由错误的观念中回到我们应走的正轨”。之所以过去纪念国耻的观念完全错误，作者指出，是因为国耻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内军阀与资本主义勾结的结果。而以前对国耻的纪念，国人“以为我国的‘国耻’如山，实在是我们人民程度太低，不及碧眼卷发的白种人，自己的不好;在他一方面是白种人的政府太无道，枪炮太利害……所以大家以为雪耻的唯一方法，不是激起国民爱国家爱政府的感情，将来与外国人打一死战。”

　　在这三个造成国耻的来源之中，作者尤其强调军阀在当中发挥的作用，亦即当时的中央政权，北洋政府。对于当时在北洋政府中任职的官员，作者则称“他们唯一的进身之阶，唯一的终身知遇就是‘军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他们唯一的买卖即是‘造成国耻’。我们还在那里大擂大喊‘为政府后盾’，叫现在这班东西快些招兵买马、背城借一，岂不是大笑话、大错误。”而后，作者进而宣扬大家参与到国民革命当中来。

　　其时，正值北洋政府与苏联政府交涉，该书并刊有《国耻纪念日对于中俄交涉的感想》一文。文中称“不顾及外交的后盾，不改变外交的手腕，老是承他人的鼻息，凭他人的播弄，自己不拿出主旨，立定脚跟，何年无国耻纪念?何日又不是我们的国耻纪念?”“我国自认为外交家的人们，口头在说雪国耻，而心里无一次外交不是愿增国耻，甘愿为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甘愿作资本主义者的牺牲，我国有了这样的外交家斯之谓真国耻!”

　　在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此时国民党对于国耻的宣传与纪念，相较过去将国耻的形成归咎于中国国力的弱小与中国人民的文明程度有限，此时则更强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其在国内的代理人军阀政府才是国耻的源头，这一争论，一如后来围绕着胡适的“‘五鬼’闹中华”这一说法所产生的论争。这一认知，或许有部分来自于社会主义，但更多的则是基于中国自身主体性、自身传统与维系本民族认同的认识。

　　在此基础之上，国民党一方面将对于国耻的纪念导向对于所谓的军阀政府的反对，以至于发动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另一方面则具体在办理外交上，开始进行“革命外交”，以区别于北洋政府及其以前的政府所实施的外交，这同时也是对于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以来，西方传来的新秩序与新准则的反动。

　　尽管无论是国民革命还是革命外交，或不彻底，或被迫终结，但是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的这一思想倾向，却长期存在，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时隐时现。尽管对于这一思想倾向的评价，因人而异，但是这至少反映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思想潮流。

　　本文介绍的第二种文献为《五七国耻纪念宣传大纲》，该书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宣传处编辑、出版于1928年3月，为“纪念宣传大纲”的第十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为国民革命军实行政治训练工作的最高机关，其间几经改易，存在于1925年至1928年，随着军事委员会的一度裁撤而随之缩编为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则其地位不可与大革命时期同日而语。这一机构的设置自然是因为国民党其时“以俄为师”，在军队中引进政治工作制度。“纪念宣传大纲”丛书，顾名思义，则为国民党关于众多纪念的宣传大纲。

　　关于“二十一条”，该书指出：“被强迫承认的而且是未经合法承认的二十一条约，依然枷在中国人民的肩上，如今还未到达正式宣布取消的目的。而国际帝国主义联合进攻压迫中国的事实，反而逐年增多，愈逼愈紧，这明明是表现我们过去的奋斗，是失败的。我们都能够看到‘五·四’、‘五·卅’、‘三·一八’等的革命运动，是一部份国民的单调的行动，并没有何等严密的组织，而且是单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攻击，这不能不说是过去奋斗史中的缺点”。

　　这一观点，如同我们在上一篇推送的《国共两党眼中不同的五四运动》一文中所介绍的一样，其时国民党一方面将对于“二十一条”国耻的纪念导向于鼓励大家参与国民革命，另一方面则指出此前的历次民众革命在革命组织、革命参与者与革命目标上均有所欠缺，从而更为国民革命的进行张目。

　　这本书的出版背景，正是国军的“二次北伐”遭到日本出兵山东的阻挠，故而此时国民党对于“二十一条”的纪念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第一种文献中国民党曾抨击北洋政府将不断地造成新的国耻：“国耻纪念，何只乎九年前的今日?”然而，讽刺的是，第二种文献出版不久后，日本出兵山东便直接酿成了济南惨案(可参见我们此前推送过的《从歪曲事实到还原真相——济南事件的社会反应与各国声音》一文)，亦即旧耻未雪，而新耻又染。

　　这一记新耻，就本文中引述的国民党言论而言，或许完全敲响了国民革命的丧钟，告诉了国民党政权，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单靠“国民革命”未必能解决太多问题，更何况此时的“国民革命”也越来越流于空谈。

　　但无论来说，也不宜低估国民革命的价值。就国民革命中出现的革命外交而言，其本非中国的专利，实则是当时东方弱小民族努力奋斗的一项世界性的新趋势，更如台湾学者李恩涵所评价的，“‘革命外交’所表现的，无论是温和型或激烈型，都是一种奋斗的不懈的精神，为追求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自由平等的地位而努力，它也为中国长达八年(1937—1945)或十四年(1931—1945)之久的对日抗战，提供了一项精神的基础。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和牺牲虽然惨重，但就凭借着这股长期抗战、牺牲奋斗的精神，中国终于赢得了美、英两国的敬佩，主动答允在1943年1月11日分别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

　　近代中国的历史，尽管史观不同，对其评价与概括也会因之不同，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近代中国也的确是一个充满着国耻的时代。即以蒋介石为例，自沙基惨案后，他就天天在日记中写下“阴(英)番必灭”;自济南惨案后，他则日日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雪耻”，称日本为“倭寇”;抗战胜利后，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他仍然继续在日记中写“雪耻”二字。由此可见，国耻叙事对于国民党之重要，而这也是当时的中国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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