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美国正式开始扶植日本经济复兴，中国方面认为此举违反了《波茨坦公告》中的相关规定，故而中国发生了反美扶日运动。过往多从爱国义愤层面理解这一运动，且较为忽视这一运动在香港发生的进行。本期将介绍《反扶日运动文件选辑》一书，由此展现这一运动在香港的进行，并希望有助于深化今日对这一运动的认识，同时从侧面折射出当时香港、国内外局势的微妙之处。
《反扶日运动文件选辑》一书由香港各侨团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编印于1948年，全书分为中英文两部分，包括该会的组织大纲，成立仪式的过程、讲词与宣言，对日和约问题座谈会纪录，致各团体、通讯社、报馆、国民党政权及其所属官员、英国政府、美国政府、麦克阿瑟、联合国、香港政府等的文电。
《反扶日运动文件选辑》一书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理事长、代理理事长与该会主席徐季良作序。在序言中，徐季良指出，香港各侨团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的缘起即是因为美国扶植日本工业复兴，导致“我民族工业，尤为备极摧残”，故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于1948年5月开始筹备，6月19日，社会各界集合成立该会。此时，该会成立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于是该会将其在此期间发表的各类文件，汇集成为此书，以供社会各界周知该会情形。
在介绍本书正文以前，有必要就此时中国发生的整场反美扶日运动，特别是这一运动在香港的进行加以介绍，这样方能更好地理解书中的一些内容。1948年美国正式扶植日本复兴，看似只与美国与日本有关，实则牵扯到中国(包括此时在各条战线上交战的国共两党与一般商人、第三势力等)、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英国以及英镑区各国(包括香港)。故而，这一运动一定程度上已外在于美国扶植日本复兴这一事件本身，这一运动的发展，则更不会取决于其中个别的人以及势力的意志，不过这却并不意味着运动当中个别的人以及势力的作为不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美国扶植日本复兴将对中国不利，国民政府内部早已有人认识到了。1948年3月16日，顾维钧(时任驻美大使)致电外交部，称“美国扶日政策，颇有必行之势，测其用意，乃系对苏准备，影响所及，与我利害关系匪鲜。将来如何召开和会以及和约内容，不无格于既成事实，可能致令我国主张势难贯彻”，并称“我国对此趋势似宜深加注意，预筹对策”。
然而，面对国内日益危急的局势，美国扶植日本复兴这一政策，对于亟须美国援助的国民政府来说，虽有不满，但也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反对。早在1947年，美国扶植日本复兴的征兆即已显现。对此，蒋介石虽然有所不满，但是也无济于事。他于1947年7月26日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今日认其仇敌日本为友，而认我中国盟邦为其奴隶之不若，此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对外政策与世界全局不能不持志养气，切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莫置国家前途于不顾也。”8月30日，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写道：“对日政策，不反对美国扶日政策。”这也预示了一年后国内反美扶日运动的结局。
平台上《晋绥日报》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报道
1948年，美国扶助日本复兴这一决策已经明朗化时，国内爆发了反美扶日运动。对此，国民党政权基本上认定这一运动的背后主使者为中共，即便其参与者不是，但也认定其是受中共煽动而起。1948年6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所谓智识阶级者，又被‘共匪’宣传以反对美国扶助日本相号召，乃以反美为反对政府之张本。”6月30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公开宣布扶助日本经济复兴，共产国际从中发动反美扶日运动，因之中国大部智识分子皆为其煽动，于是反美高潮澎湃，几有不可遏止之势，其实俄国以此诱引国人仇日反美，以掩护其扶助中共侵略中国之万恶，兼以反蒋，希图推倒我政府也。”
就本期主要介绍的运动发生地香港来说，相较内地，又有其特殊性。政治上，香港此时为英国所占领，但其内部又充斥着国共两党、第三势力等各股势力之间的斗争，在这些势力的争斗中，战线又未必是泾渭分明的。经济上来说，港英政府当局的决策多少受制于整个英镑区的经济政策，但是多少又得顾及香港这里特殊的地缘位置与政治态势。国共内战爆发后，大量内地的人才、资金、设备流入香港，战后初期香港开设或正在筹备中的纱厂几乎都是从上海迁来的。这更加导致香港的社会各界更多的是在经济层面上对美国扶植日本表示不满。
这一问题在香港的复杂性，可以从组织运动的人身上看出。香港各侨团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并于1949年出版过《日本经济复兴实况》一书，这本书由徐季良、蔡贞人作序，千家驹作跋。从这三个人即可看出这场运动在香港发生时的吊诡之处。其中，蔡贞人于越南沦陷前，在当地主持《远东日报》时与陈立夫产生联系，而后获得国大代表之资格亦“系陈氏介绍”。据《经济导报》记者赵元浩回忆，徐季良、蔡贞人等人为国民党CC系人物。1947年香港中华总商会竞选时，中共曾通过舆论宣传，将这两人“在商言政”的本色揭露出来，并让香港政府注意其国民党背景，最终使之落选。
这一以来，可见国民党背景的商人为该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对于其性质，中共则认为，该会“为广泛群众组织，除中间商人外，港革新派徐季良、蔡贞人(CC)亦参加，我在理事会中共占三分之一”，中共并指出，反扶日运动为这半年较大的运动，“由我方发起签名”。由此可见，中共背景的商人等社会人士亦为该会的主要组织者。千家驹自然便是其中的代表。千家驹后来称自己自1928年脱离组织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组织关系了。但是“党组织一直把我当成自己人一样，我来往的朋友亦十之八九是党员，或同情党的进步文化人。”
因为其中有中共的参与，同时或许是出于对香港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国民党方面仍然认为不惟整个中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由中共所策动，在香港成立的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亦是如此。
除此之外，港英政府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暧昧不清的。据称，“港府曾授意此间厂商多多呼吁日货倾销的威胁，扩大影响，以便采纳民意，转呈英伦设法制止倾销。”因为“日货倾销，英国也身受其害”，但是“英国为了获得美元借款，不惜迁就美国对日政策，所以反对日货是不中用的”。另一方面，蔡贞人则发动CC系，“把此运动转去专门向港政府找麻烦，并做为对港府讲价的政治资本”。可见这场运动的扑朔迷离——无论这场运动最后走向如何，不惟推进运动发展的人涉及到方方面面，同时参与运动的人也未必能用一般的派系斗争思维来简单地进行归类。
《华商报》对徐季良与反美扶日运动的报道
大概理清楚了这场运动在香港进行的复杂背景之后，再来看这本书就能发现一些端倪了。在该会成立的仪式上，徐季良演讲时郑重声明：“现在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之运动，国内各地刻正风起云涌，且牵涉国际问题，或者有人误会，以为反扶日即反美，本人兹特郑重提出，我人对中美并肩抗战，铲除暴力之宝贵友谊，绝对珍重，我人只是反对美国过度扶植日本”。结合徐季良自身的背景，与国民党政权对该运动的猜疑，则不难看出徐季良强调该会无反美目的的用意。
在该会成立的大会宣言中，该会论述了反对美国扶植工业复兴的原因——《波茨坦公告》中规定“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但是日本现在的和平民主基础尚未建立，盟国的对日和约亦尚未订立，故而盟国在法理上与日本仍属战争状态，而日本的工业品生产，却在美国扶植之下，突破了经济及赔款必需的限度。这样一来，“不特脆弱之中国工业，无力与之抗衡，即喘息未定之英国工业，亦将同受严重之打击”。此外，大会宣言并指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复兴的另外两条理由：日本未必能起到牵制苏联的作用，却反倒有可能首先起而侵略中国与英美;抗战八年的惨状，历历在目，一旦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这一惨状则随时可能上演。
6月24日，香港各侨团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致电蒋介石，称美国“积极扶植日本，使其工业生产超过自给限度，以遂笼络日本，从而控制整个远东之私图”，进而“使我脆弱之民族工商业首蒙祸害，迩来日货涌出，侵袭东亚各地，我国内及香港华侨工商业已受严重打击，对南洋各地之贸易日形减缩，因而停工减产者不少”。同样也反映出了这一运动在香港推进的经济动因，不过亦有反美倾向在其间时隐时现。此外，《反扶日运动文件选辑》所载的这一份电文与实际蒋介石收到的基本没有出入，说明这本书所收录的电文当无太大问题。
与上述致蒋介石的电文相较，该会于7月22日致香港政府的请求书则体现出了更多的实质性内容。这封请求书首先列举了澳大利亚外长与菲律宾驻美大使的演说。澳大利亚外长指出：“美国扶助日本工业复兴之政策，可能有危害澳洲及太平洋诸国之安全。且美国今日之政策，实有类于第一次大战扶助德国复兴，而造成德国军备之继起。”菲律宾驻美大使则指出：“菲律宾对于日本能于一夜之间变为民主及爱好和平之民族，不予以乐观之同情。”在指出美国扶植日本复兴的危害以后，该会请求香港政府作出如下措施：
一、对盟军总部抗议，要求其限制日本货物出口。
二、在香港限制日货进口，恢复与放宽英属各地的特惠税制，与东南亚各国订立物资交换商约，以利于香港货物输出。
三、对香港本土工业进行财政支持，如改善设备，充实资本，援助外汇。
四、政府配给的原料予以减价。
五、减低工人食物配给的价格，进而方能降低工人工资。
六、对当地工业家予以技术支持。
最后，该请求书中并举例称，香港配给原料价格的昂贵是香港本地工业缺少比较优势的首要原因：香港配给的棉纱，每包需要港币1300元，而一包棉纱在上海的售价，则折合不过1000元，至于日本的棉纱成本，更是折合每包仅要700元而已。由这一请求书可见，该会有较强的经济目的，相较于其他政治诉求(如对日和约的否决权问题)，其经济诉求更强烈，更繁多，也更为明确。
这本书中同时收录该会给港英政府发出请求书后，港英政府辅政司的覆函。基本上，这封覆函回绝了香港各侨团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的所有请求。对于每条的具体表态及其理由如下：
A.无法请求麦克阿瑟限制日货出口，因为日本现在必须输出货物以换取粮食，否则则需要美国纳税人担负日本的粮食供给。
B.没有必要限制日货进口，因为目前输入香港日货的种类与数量仍属有限。
C.香港产品已享有惠税权利，其他额外请求则无法满足。
D.关于请求香港与东南亚各国订立物资交换协定一节，因为请求书中并未明列与哪个国订约，以及交换哪种货物，故而请香港各侨团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先确定后再通知政府。
E.对于在财政上支持香港本土工业一节，“政府深感无能为力”。
F.有关援助外汇一节，政府一向已竭尽全力优先给予。
G.有关降低原料价格一节，政府一向以最低的价格配给。
H.有关降低工人粮食配给价格一节，港英政府称，一旦如此实施，政府将直接从香港其他居民那里弥补政府的损失——“如此为利益一部份人而加重另一部份人之负担，宁得谓之公道?”此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确定谁更有资格领取廉价的粮食。
I.关于给予工厂技术支援一节，政府现在正在考虑。
J.关于购买巴西廉价棉花一节，政府现在正在调查研究，但是困难很多，未必能够实现。
除此之外，港英政府尚提出一点意见，要求香港各侨团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不能寄希望于政府，而应该提高自身产品的水准，寻求自身生产方法的合理化。总而言之，对于该会提出的各项请求，港英政府绝大多数予以拒绝，或者则是未给明确答复。仅就这封覆函来看，反美扶日运动在香港的进行似乎没有达到其目的，看似印证了前述“英国为了获得美元借款，不惜迁就美国对日政策，所以反对日货是不中用的”的说法。
1948年11月11日，英国与日本订立的贸易协定公布，日本从英镑区获取原棉、羊毛、铁矿、橡胶等原料，英镑区从日本进口丝织品、棉纺织品、工业机器、机械零部件等产品。不过，此贸易协定并未涵盖香港。有论者指出这是因为“香港处于外国与中国大陆贸易中转站的特殊地位，它与大陆联系更为密切。”不过，就这本书所反映出的史事出发，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是因为这一运动起了相关作用，同时，与其说是英国当局要考虑到这一协定对香港经济的不良影响，也许他们更要忌惮这一运动背后纠缠的各股势力及其对英国在香港统治的威胁。即如英国官员当时所认为的一样——香港“生活在可能随时爆发的火山边缘”。
就结果来看，或许是受惠于上述协定并未将香港包括在内，后来的香港历史书写中，似乎都忽略了这两年中日货倾销的插曲，反倒指出战后香港工业建设中最突出的成就是纱厂纷纷设立，尽管纱厂却恰恰是受到日货倾销最严重的行业。不过，由于本期介绍的这本书主要是对这场运动前期的静态描述，因此我们对于香港发生的这场反美扶日运动来，尚有许多扑朔迷离的地方难以弄清楚。
最后，还有两点值得指出：一方面，过往对于英国在日本战后复兴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诸多不同的评价，本期介绍的这段史事相信将至少为展现战后英日关系提供新的史料与视角;另一方面，就这份史料所承载的信息来看，推动这群运动的商人既然主要着眼于经济利益，故其本质上仍然是“在商言商”，未必尽乎是当时所宣传的那样，是“在商言政”。但是，回到被呼为“在商言政”的徐季良、蔡贞人二人身上，他们超逸于国民党政权对这一运动的禁制，而参与其中，究竟是与中共抢夺这一运动的领导权，是爱国义愤，还是仅仅是经济利益使然?总之，他们“在商言商”的这一形象也仅仅只是今天介绍的这份史料所展现出来的，他们当时的追求究竟落脚何处，仍然需要考察更多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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