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行将过去，在5月这个纪念日特别多的月份，我们此前曾在相关日期推送过相关文章以示纪念，比如1915年的《二十一条》(“五·七”、“五·九”)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今天是5月30日，也是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五·卅运动”)93周年。对于这三个在十年内接踵发生的历史事件，王奇生指出，这三个历史事件分别可概括为“亡国”、“亡省”与“亡人”所导致的“事件”、“运动”与“革命”，总体而言，“这三次集体行动的规模与‘危机’的程度并不构成正相关关系，甚至呈现出相反的态势……三次‘危机’的程度一次比一次减弱，而集体行动的规模却一次比一次增大。”
“五·卅运动”作为这一连串政治事件的末尾，则在一定程度上亦具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集体行动进一步升级……动员不再需要民族危机个案的触发。或者说，动员由民族危机动员转入国民革命动员阶段……从单纯的民族主义运动到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为此，本文将通过介绍平台上的三份相关史料，反映“五·卅运动”以后，不同时候，不同的人如何纪念“五·卅运动”。
本文介绍的第一种史料为《反日运动专刊》，该书由上海法科大学反日运动委员会宣传部编印于1928年，书名由褚辅成(时任上海法科大学董事长、校长)题写，沈钧儒(时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作序，该书的编撰因应于济南惨案。(可以参见我们此前推送过的《从歪曲事实到还原真相——济南事件的社会反应与各国声音》一文)该书中载有朱敩春的《把五卅惨案反抗帝国主义的结果来说现在日军侵华中的镇静状态》。
朱敩春作为“五·卅运动”的参与者，指出尽管“五·卅运动”曾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未有几时，大家一颗很热烈的赤心，渐渐地冷下来了，终于冰冷而止，使一般所谓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者，在恐怖状态之下，复得神气活现，耀武扬威的出来，含着一种狞笑来申斥我们‘你们这辈将亡的民族，抱着五分钟热度，要和吾们作对，真是可笑之至!吾们的背后，还有许多兵舰枪炮，假使你们再要来时，我可不饶你们!’……吾看到中国的史页中，凡和帝国主义者反抗的结果，终是等于零。”这一表述自然是针对刚发生不久的济南惨案而说的。对于这一现象，作者认为问题出在买卖日货的商民身上，并提出了相应的主张。
五卅运动海报
就表面上来看，济南惨案所带来的危机与灾祸，要远甚于“五·卅惨案”，并至少与五四运动时所面临的危机相埒，但是，就表面的运动声势来看，不惟不符合此前的发展趋势，亦不能与此前的运动相提并论，无疑是因为国民政府的管控。对此，作者评论道：“吾们的国民政府，为了恐怕反动分子乘机捣乱的缘故，停止民众运动，极力叫吾们民众‘镇静’，好像这许多死难的同胞们，不过是供日帝国主义者意气泄发的一种牺牲品，不值得吾们替他们哭一声!喊一声!”
对于国民政府力主“镇静”，有人认为是因为国民政府“先要完成北伐，使日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奉鲁军阀——的恶势力消灭了，然后再和日帝国主义者去拼命!”对此，作者借他人之口，质疑道：“从前孙先生在全国的一隅尚且要和帝国主义者反抗，而现在国民政府的势力，占了全国五分之四，为什么还不许我们哭一声，喊一声，而反要吾们镇静呢?”进而，作者认为，“对于日帝国主义者，决不可以再说领教领教的镇静下去!吾们应当采取正当防卫，和日帝国主义者拼命!”可见他激进的态度。
国民政府颁布的《五卅国耻四周年纪念办法》
出自平台上的
《外交部公报(第二卷第二号)》(南京国民政府)
作者所指出的这一矛盾，并不难解释，无非是因为国民党成为了全国的执政党及其意识形态的蜕变，故而其做法自然大异于此前。但是，这也意味着国民党在国民革命期间反帝的坚决态度与发动民众运动的热情投入在此时将成为国民党执政的一个负资产——如果宣扬往昔的光辉历史，则无以解释今日在表面上所展现出来的对外怯懦与对内压制，而一般民众如作者这样的，则可以借此向国民党当局施压与宣泄不满。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上海法科大学，应当是一所较为激进的，甚至是在外界看起来左倾的学校(“四·一二政变”后，褚辅成被指为共产党员，一度与沈钧儒同被软禁)，甚至有“CY大本营”(“CY”指共青团)之称。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朱敩春，却在第二年，著文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辩护，并于此后进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从此投身国民党党务工作。
本文介绍的第二种史料为《萌芽月刊(第一卷 第五期 五月各节纪念号)》，由萌芽社编印于1930年5月。《萌芽月刊》为综合性文艺期刊，从第一卷第三期起，因为“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该刊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萌芽月刊》1930年1月1日创刊于上海，鲁迅主编，冯雪峰、柔石等人助编。本文介绍的第一卷第五期出版后，《萌芽月刊》即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这期《萌芽月刊》中刊有《打倒帝国主义的五卅》一文，署名“李德谟”，为李一氓的笔名。(李一氓原名“民治”，故笔名亦用“德谟”，取“德谟克拉西”之义)
在《打倒帝国主义的五卅》中，李一氓指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的资产阶级形成，其阶级意识亦因之觉醒，而中国无产阶级亦开始随之形成，其阶级意识开始随之觉醒。因此此后相继发生了五四运动与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分别象征着中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至于而后发生的“五·卅运动”，“既是这些洪涛一层一层的冲积而成的水成岩，自然它在这几点上，要有更明确、更深刻的反映……五卅既然是有它自己的前因，反过来说，它又成为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之直接的前因”。
对于五四运动，李一氓认为，“五四运动的起源是反帝国主义的，但可怜的很，我们那时却没有听见过这四个字，反之，国内文化运动的高潮，倒淹没了五四运动的这一意义。”对此，李一氓认为，是因为“那时‘反帝国主义’的这口号的基本条件还不具备，就是资产阶级还没有大规模的意识的觉醒，与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
冼星海作曲的《五卅纪念歌》
出自平台上的《抗战歌曲集》
到了“五·卅运动”时，情况则不一样了，“打倒帝国主义”成为这个运动的中心口号——“不管你五四运动中的胡适如何的不高兴听这个字，咒它是海外奇闻，然而这一适当时间的适当的口号，它自然而然的‘遐迩皆闻’——绝不是什么‘海外奇闻’。”
读到这里，可以看出李一氓对于五四运动以及参与五四运动的人较激烈的批判态度了。由我们此前曾推送过的介绍后世对于《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的纪念的文章可知，相较我们今日对于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的包容态度，民国时候的人们对于这些运动的评判也许更加“苛责”，一方面自然是因为评判这些运动更与他们自身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民国的一种发展态势——即如罗志田所说：“崇新自然重少。从逻辑上言，中国传统既然黑暗，则越年轻当然受害越少也越纯洁，故少年才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当然，此处李一氓的态度更多的则是因为自己所秉持的意识形态上与五四运动中人的不同——李一氓认为“陈独秀与胡适无疑的是那时代的资产阶级所派出来的代言者。”胡适则不用说，而陈独秀也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此外，不断的崇新与重少，又会导致另一批人对之反思而回归“保守”或是回归象牙塔，一定程度上则加剧了对这些运动的批判。
李一氓指出，若以反帝国主义的视角来考察“五·卅运动”，“我们必然要说五卅至现在为止，都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最尖锐的一次”。李一氓并认为在反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五·卅运动”不仅仅超越了五四运动，而后的北伐也未必能够超过“五·卅运动”。对于反帝国主义这一方面的强调及其定位，亦是后来中共评价“五·卅运动”的一般看法。
平台上的
《上海会审公廨审理五卅六一惨案纪录》
但是，李一氓的论述尚不止于此。李一氓指出，如果说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的完成，那么“五·卅运动”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的完成。
具体而言，李一氓提出如下几点表现：亲日派(如戴季陶)的资产阶级只想单独对英国展开斗争，而亲英派的资产阶级则只想单独对日进行斗争;商业资本家与买办资产阶级则首先在“五·卅运动”中投降帝国主义;“工业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温和的智识分子(如梁启超)等在反帝国主义上则表现出软弱性;“五·卅运动”的领导势力，一贯的都是无产阶级，态度最坚决，行动最英勇;“五·卅运动”中智识分子(指学生，而非学者教授)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也不像五四运动时的学生一样没有确定的阶级意识，而是大体上倾向无产阶级甚至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尽管他们仍属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
在此基础之上，李一氓指出“凡是阶级矛盾最厉害的场合，就是阶级分化进程最急促的场合”。换句话来说，也正是因为“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尖锐的展现，故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化进程也最急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完全得到了觉醒。总体来说，就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说，“五四，是生长的表现;二七，是发展的表现;五卅，无疑的是成熟的表现。”既然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完全觉醒，那么未来的前途则只有一个——“劳动运动已经很扩大，势必要促进革命势力取更深刻的斗争形式——内战。”
本文介绍的第三种史料是《第二战区政治部一年来重要宣言集》，该书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编印于1940年。该书刊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1939年5月30日发表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为“五卅”运动十四周年纪念宣言》。总体而言，这份宣言宣传“五·卅运动”，主要是看重其针对的对象包括日本帝国主义，故而则可以为今日宣传抗战服务。
具体来说，这份宣言中指出：“各帝国主义者火拼的欧战，一面是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猛进和民族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感到绝大的畏惧;一面则是加速了各帝国主义的经济破产，基于上述的矛盾，可知当时各帝国主义者联合屠杀我同胞的‘五卅’惨案决不是偶然产生的。”有意思的是，与李一氓的文章相比，尽管价值观与思考方式完全不同，但是这两篇文章看似是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五·卅运动”，至少是对于中国的影响。
观点类似的地方尚不止于此，这份宣言中并指出，“五·卅运动”“增强了全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影响到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产生”。但与此同时，这份宣言并指出“五·卅运动”“充分的表现了我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力量的壮大与帝国主义在我革命巨浪的威胁前如何丑恶地施展了他的分裂伎俩。”也就是说，相比此前李一氓的文章，这份宣言更强调各阶级之间的联合与统一而非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分化，同时也认为“五·卅运动”的失败亦在于“受帝国主义者分裂政策的破坏”。这一认识与宣传，放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宣传“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便不足怪。
这份宣言末尾的口号
不过，从国民的的角度来说，“统一战线”一语基本上是中共与左翼人士的词汇，国民党并一般是从负面来理解这一词语，而这份宣言中却出现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一语。应当说，即便这份宣言不是出自中共人员与左翼人士之手，至少也反映出了当时阎锡山与中共之间的合作关系。1939年9月，阎锡山与中共的合作关系破裂前夕，梁化之(时任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牺盟会常委)即与薄一波一同署名发表文章，强调“要顺利的争取抗战胜利，完成复兴中国和建立按劳分配社会的事业，首先不可缺的重要前提，就是中国内部的团结，即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长久的发展。”
总的来说，这三种史料代表了国共十年内战期间一般的民族主义青年、中共党员与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当局对于“五·卅运动”的看法，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无一不是笼罩在危机之下的——日本出兵山东并屠戮中国军民、国共十年内战中的“白色恐怖”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日本全面侵华。尽管他们都共同强调“五·卅运动”中的“反帝国主义”这一主题，但是由于他们的身份与所处的时代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对于“五·卅运动”的内涵也有着不同的认识。
第一种史料呼吁国民党当局师法“五·卅运动”，重拾国民党广东时期与北伐时的“革命外交”等对外坚决抗争的斗争武器;第二种史料既极端主张“五·卅运动”在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认为其超越了五四运动，即便是北伐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又强调当下应当在“五·卅运动”的基础之上，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要力量，将运动以更深刻的形式推进，因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五·卅运动”中暴露无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也由此分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因之完全觉醒;第三种史料则强调“五·卅运动”既是成功于中国各阶级之间的联合，又是败于各阶级之间的分裂，从而揭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这一目标。如果说后两种史料都是出于中共或是左翼人士之手，则折射出了中共政治路线的转变。
总而言之，相比其他思想意涵更加深刻与复杂的历史事件，“五·卅运动”的内容相对单纯，但后世对它的理解尚能出现如此多的歧解，可见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了，也希望大家通过平台上的其他史料，更进一步地发掘“五·卅运动”等历史事件的其他面向。
往期回顾：国民党对于“二十一条”的纪念与宣传
国共两党眼中不同的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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