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指挥官“指挥拙劣，缺乏积极企图心，与牺牲的协同心”;
国军“以守势为主旨，少取攻势”。
游击战为“为弱者之战法，敌(指国军)常夸言此战法能获得最后胜利。”
我们此前曾推送过《张展|一打六是保守估计?日军秘密文件中的日中战力比统计》与《日军眼中的八路军——<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介绍》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日军文件中的日中战力对比与八路军等敌后武装。今天，我们将介绍《敌对我作战参考资料》一书，由此反映日军对国军具体作战的观察。
《敌对我作战参考资料》为《抗战参考丛书》的第十八种。《抗战参考丛书》由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一厅第四处编印，封面印有“机密”二字，就笔者所见，抗战期间从1938年3月至1945年6月共出版49辑，并为各战区所翻印，本平台上存有这套丛书的绝大部分。其中，这套丛书并曾集合几辑印行过合订本，本平台所存的《敌对我作战参考资料》即收录于《抗战参考丛书合订本》的第三集(自第十七种至第二十一种)中。
军令部第一厅第四处负责搜集整理战史资料，研究战场对策，编纂抗日作战经过、经验教训，《抗战参考丛书》即为其重要成果。抗战结束后随着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而改作国防部史料局(即后来的史政局)第一处。这套丛书所包括的书的主题，主要为对某次战役与某阶段作战的检讨与总结(如我们曾在《抗战期间国军的交通破坏战》一文中介绍的《浙赣战役之检讨》)，具体战术等技术工作的研究，缴获日军的文书与对他国军事的观察等。《抗战参考丛书》不惟是国军部队长官作战的参考，同时也被用作国军的军官教育当中。
《抗战参考丛书》亦曾被日军缴获并翻译印发
(不难看出缴获的这一辑比较重要)
本期文章介绍的《敌对我作战参考资料》为国军第83师在晋南作战时缴获的日军文件，至少在1939年4月前即已缴获，原名《對“支”作戰參考資料(教)其ノ十五(“支那”軍戦法ノ特性及之カ對策上特ニ著意スヘキ事項)》，由大本营陆军部编撰于1938年10月，国军将其直译作《对中国作战参考资料(教)第十五号(中国军队战法之特性及其对策上特别注意之事项)》。就笔者所见，《對“支”作戦参考資料》从1938年8月至1939年4月，共编撰了20号，其内容与性质与《抗战参考丛书》类似，其中亦内容丰富，有许多可以与我们此前曾推送过的文章互证。
《對“支”作戰參考資料》第一号
为日军翻译的蒋介石制定的作战计划
就本期文章介绍的《對“支”作戰參考資料(教)其ノ十五(“支那”軍戦法ノ特性及之カ對策上特ニ著意スヘキ事項)》来说，这一份文件应当印行较广，如日军步兵第222联队即拥有220部。不过，这一份文件的日文原件似乎已很难找到，因此国军缴获并翻译的这一版本有较高价值。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国军即指出这份文件“综合南北各战场十余月作战经验所得，其中关于敌我优劣，言之綦详，佐以例证，确凿可凭”。
该文件分为“一般战法”、“游击战法”、“兵站之警卫”三部分。形式上，该文件在指出每条国军优劣的同时并会辅以具体交战的例子作为证明。本文将主要介绍其中对国军的“一般之特性”的观察。
首先，日军认为尽管中央军“优秀”，其他的杂牌军与新编的军队“其内容皆相当强化，已非前比”，但是因其缺乏空军与炮兵，就攻击力来说，“无论任何兵团，皆毫不足惧”。不过，至于国军的土工作业能力、作战的顽强与牺牲精神、抗日意志的强烈、行军、狙击、与投弹能力则“未可轻视”。此外，国军的迫击炮、重火器与手榴弹装备充裕，使用熟练;国军军队的搜索与警戒不甚严密，但是“谍报较善”(但是在本书的眉批中，国军承认自己“其实谍报亦不善”)，其旧式的通信联络，日军亦认为“不可忽视”;因为国军的给养极为简单，士兵能适应简朴生活，故而国军的大兵团富于机动能力，特别是铁路输送方面。
对于前者，日军举了许多例子予以证明，最突出的则是日军在夺取河南兰封以后，日军第十四师团被国军20个师(其中至少有6个师为中央军)包围，国军并附有战车、飞机、长射程炮，但是经过国军一星期的猛攻，日军仍“屹然未动”，并予以国军重大打击且使之败退。
上期推送介绍的《四月攻势敌情汇编》中
日军日记中记录的国军的交通破坏战
及其对日军行军的影响
不惟国军内部有强有弱，日军亦是如此。该文件认为国军在这方面“感觉极其锐敏，虽与我(指日军)同一兵团内之部队作战，视其战斗经过之顺逆而有显著之差异”，表现为国军“遇弱者示强，遇强者示弱”。如果探知日军的弱点或看破日军的消极退缩，国军立刻表现出“骄慢勇敢”，反之，如果国军蒙受重大打击，则“战意消沉”。
譬如说，国军在台儿庄附近、徐州会战前后在山西各处攻击日军，在日照附近猛攻山东自治联军(伪军，首领为张宗援，本名伊达顺之助)，皆是国军发现日军兵力薄弱。至于自北平到河南彰德，国军没什么抵抗，自然是因为发现日军强大。
《四月攻势敌情汇编》中
日军日记中流露出的日军士兵对蒋介石的崇拜
(仅供参考)
对于蒋介石，该文件亦表现出了日军的看法。该文件指出，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蒋委员长皆极敬畏”，军队则更不用说。同时，蒋介石下达的命令“简明直截，出乎意外之彻底”，但是实行起来“未必严格”，特别是在困难时、监督不严与情形不利时，则国军“多在形式上勉强奉行”。
对此，该文件举出了正反两方面例子。一方面，蒋介石为隐蔽国军阵地，避免日军炮轰起见，在华北地区下令禁止收割高粱，并且命令各村庄开挖壕沟而使之相互连通，“当时民众无不彻底履行”。另一方面，桂系军队在湖北广济附近的十多个师，浙江湖州西南方向莫干山一带的数个师，对于蒋介石下达的攻击命令，尽管经三令五申，结果仅勉强施行规模较小的逆袭而已。
对于后一个例子，值得玩味的是，这本书在这一条上面印着翻译时国军附上的眉批，称“倭寇挑拨离间之惯技，全非事实。”问题是，无论日军此语是不是挑拨离间，日军又何必要在对内文件中挑拨离间呢?同时国军各部对于攻击日军的命令实行是否彻底，日军自然应该是最清楚的。此眉批的作用应当是为了防止国军内部在学习、参考此文件时引起误解，滋生事端。
接下来，日军更是指出“中央直系军保存实力”。该文件指出：“中央直系军即所谓国民政府政权的护符，如果衰灭，即陷政权于没落，故极力避免战斗力的消耗。”因此，国军在第一线配置的军队，多非中央军，中央军则多配置于第二线、第三线，甚至配置于后方。随着战事的发展，纵然中央军会暂时配置于第一线，但是一旦退却，则是中央军先行撤退，而使非嫡系军队为之掩护而牺牲，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与武汉会战皆是如此。
毫无疑问，此处国军既加眉批，又有附注，称这又是日军完全造谣，“今日国军系统早已统一，更无所谓直系与非直系之分”。但是，除此之外，国军就没有在这里举出证明这份文件在这里是造谣的明证了。
在指挥官层面，该文件认为国军各级指挥官“指挥拙劣，缺乏积极企图心，与牺牲的协同心”，无法把握战机，更不能援救友军。这一点，在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浙赣战役后国军的检讨中亦指出来了。
在攻守上，该文件认为国军“以守势为主旨，少取攻势”，并列举了至此国军为数不多的几次主动攻击：在上海进攻日军陆战队、在台儿庄附近进攻日军分散布置的部队、在山东日照附近进攻山东自治联军。此外，在主动攻击以外，日军认为国军偶有逆袭(反击)，但也是出于上级的严令而勉强为之，至于其时机的选择与攻击的方法，“皆极拙劣”。
至于游击战，日军则认为国军“在本国领土内作战，其特质宜于采取游击战，乃属必然之事”，日军并认为游击战“为弱者之战法，敌(指国军)常夸言此战法能获得最后胜利。”日军此时对于我军进行游击战的态度，不言而喻。
在兵力配备上，该文件认为，国军在会战前，“徒知以分散兵力，配备宽广地域”，如果一方面受到日军压迫，则立刻集合军队集合于此，作为弥缝之计。但是，国军亦有少数在局部战斗剧烈的地方，以相当的兵力集中注入攻击的例子，如国军在上海、台儿庄的作战与在庐山附近对日军第106师团的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件指出国军很少进行白刃战、肉搏战，称国军纵使将日军包围，接近到三、四十米时，即不敢再前进，仅仅投掷手榴弹而已。如兰封会战时，国军两个师向日军第14师团没有步兵掩护的炮兵主力进攻，却始终没有进行肉搏，故而日军炮兵幸免于难。对此，国军又附上眉批，称这是日军畏惧国军白刃战的饰词。我们此前曾推送过的《抗战爆发前，国军对敌我双方优劣的认识》一文，里面介绍到，战前国军即认为日军“尤惮与我肉搏”，可见国军倒是对自身的白刃战水平感到十分自信，至于日军白刃战的真实水平，这一篇文章则有所涉及。
由于国军认识到自身在空军与炮兵上的劣势，故而与中共军队长于夜战类似，常常利用夜间进行交接、退却、移动与逆袭。但是，事实上日军也长于夜战。之所以国军善于利用夜间，可能也是受到自身认为日军“最畏夜战”这一错觉的影响。(这一点在上一篇文章中同样涉及)
日本炮兵少佐在天津海光门上督战
来自平台上的《义和团战争全图》
电影《兵临城下》一开场的督战队令许多观众印象深刻，这份文件亦指出国军“厉行督战”。国军督战包括四种类型：一、在第一线部队后方配置督战队，“以火力阻止其退却”;二、以中央军配置于杂牌军的前后左右形成督战形势;三、在重要逆袭的地方将中央军跃进于最前线，形成精神上的督战;四、在机关枪巢掩盖中配置军官进行的督战。
此处，国军则并未附有眉批称此处造谣，可见此说应当接近实际，并且足见在当时的语境中，督战队未必会招致反感。早在1933年8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即颁布《“剿匪”军整顿军纪办法大纲》，规定“进剿军”在预备作战前一日，应该组织临时督战队，由师、旅的特务营或是特务排组成，以副师长与师政训处长为督战队的正、副队长，各团政训员为督战员，负责“督促各部队作战之进展，严办借口后退之官兵”。
平台上《新华日报》对
日军诬称我军施放化学武器的报道
该文件并称国军“对化学战能力迄今尚未发见，故对化学兵器极其恐怖。”这一点本不稀奇，不过早在20年代日军即针对中国地方军阀对化学武器的保有与利用进行了调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在自身大规模施放生化武器的同时反而在外交场合上、报刊舆论中公开宣传国、共军队施放生化武器。仅就这份文件出版以前的时段来说，1937年9月24日，日军军报导班发表同盟通信，诬称国军昨日在上海施放化学武器。1937年10月2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情报部长谈话，称国军在巩县兵工厂制造大量化学武器。但是，依据这份文件即可证明，日军上述宣传全系出自污蔑。
同样的，日军在1938年2月25日的一份内部文件中即指出中国军队没有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能力，并且对化学武器十分无知与恐惧，一旦施放则会对之造成强大的精神上的打击。之所以会出现部分史料声称中国军队施放生化武器，除了战场上的误判以外，自然主要是出自宣传需要，日本方面一直十分关心中国及西方国家对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施放化学武器的报导。同样的，日军对于国军宣传的忌讳亦反映在该文件紧接着化学武器这一条的下一条中——国军“极端为虚伪的宣传，对愚民及无知之第三国人民能获得相当效果”，故而日军进行反宣传也并不奇怪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日军对于国军“一般之特性”的观察，实际上，本书其他有价值的地方还有许多，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进行介绍。回到《抗战参考丛书》，这套书为蒋介石所重视，但是对于国军自身的提升起了多大的作用则很难说。蒋介石曾称：“本委员长自作战以来，迭经电令指示战术上应行改正之点，并先后颁发作战教令十有余号，《抗战参考丛书》多种，而各部队对于所颁之电令教令，仍多视为具文，不能详加研究，切实施行”。
有意思的是，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防部史政局在其编印的《“剿匪”基本工作之实施要领》中，仍指出对于“装备较强之‘奸匪’”，除了此次编印的实施要领以外，尚需要参考《抗战参考丛书》。总之，无论《抗战参考丛书》对于当时的国军作用如何，这套书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国军的战时实态，本期文章介绍的仅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欢迎大家查阅使用这套书的其他几辑。
往期回顾：抗战期间国军的交通破坏战
抗战初期，阎锡山与八路军合作组建的地方武装
日军战报有无虚报?来看日军官兵日记吧!
80年前，国际组织在伦敦对中国抗战的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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