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抗战/持久抗战的先声——柳维垣及其《中日作战观察》
来源：原创： 刘传吉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1月22日   2019-08-26 16:31:41

　　编者按

　　本期文章作者刘传吉，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处。本文使用了平台上的若干史料，公众号推送本文得到了作者的授权。我们十分欢迎有更多的像刘先生这样的历史研究者或者是爱好者使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进而写出文章，或给我们公众号投稿(关于征稿标准见文末的往期回顾)。

　　众所周知，中国对日抗战采取的是持久战战略，中国抗战的胜利同时也是持久战的胜利。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在国共两党内部，相关的主张并不少见。无论是蒋百里的“总体战和总动员”思想和决不对日讲和的呼吁，抑或蒋介石、白崇禧等“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构想，还是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对“人民战争”的系统深入的阐述，尽管其间差异显著，但在通过借助内力或外力持久抗战以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关于持久抗战理论及其实践的研究已经不少，但是相关论著中尚未见有提及柳维垣《对日作战观察》一文者(平台所收抗日文集《东北事件》和《国难》中都载有此文)。该文发表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中日战争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和剖析，发出了持久抗战的先声，指出了抗战必胜的前途，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1  柳维垣其人其事

　　关于柳维垣其人生平事迹，能够找到的资料不多。说起来，他也并不是完全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的知名，主要因为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期，曾和金汉鼎(滇军十二师师长)、戴岳(时任赣军十八师五十二旅旅长)等先后向蒋建议实行碉堡推进、步步为营、围而歼之的“堡垒政策”，为蒋所采纳，使红军和苏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损失。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战大学作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反思和批评红军反“围剿”时期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教条主义时，就曾提及柳维垣。他说：“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产生的过程。”虽然称之为“国民党的反动将军”，但从军事的角度对他的意见还是肯定的，视之为值得重视的对手。

　　柳维垣(1892—1960)，号叔戎，湖北黄陂人。1911年毕业于湖北陆军小学堂，曾参加武昌起义。民初入川军杨森部，历任旗官和排、连、营、团参谋长。1918年入读北京陆军部宪兵学校。北伐时期，入湖北警官养成所。1930年1月，任湖南浏阳县长。1932年7月，调任湖北黄陂县长。1933年，他向蒋介石建议采用“堡垒政策”，受到蒋的重视，得入南昌行营担任参谋人员，并参与第五次“围剿”方案的制定。1936年3月，委任陆军宪兵上校。此外，还一度担任过鄂西“剿共督剿”专员、安徽省禁种烟特派员、安徽省公安局长等职。全面抗战时期，历任湖北省政府秘书处设计室专员、重庆市政府设计室专员、四川民工征工管理处处长、四川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驻乐山)，其间曾入中央训练团、警官学校高级研究班受训。抗战胜利后，历任四川省第十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全国经济委员会专门委员、湖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视导专员等职。1949年12月在重庆被解放军俘虏，接受改造。1960年，未及特赦即病逝于重庆。

　　柳维垣是国民党军政界不可多得的具有战略眼光和思想力的参谋人员，曾撰有《“剿匪”战术》《“剿匪”侦察应用篇》《堡垒政策研究集》《国人对于防空之基本认识》《改革乡区制度刍议》《评定物价方案》《如何建立新社会体制》等专题论著，涉及战略战术、国防建设、行政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等方方面面，为文严谨扎实，且多有创见。据陈果夫1944年12月24日日记，柳维垣“系新县制之最初条陈者。惟研究此案之人将警察及社会体制删去，致现行之制度不全，而生流弊”，对他的创议表示肯定。直到国民政府覆灭前夕，他仍在绞尽脑汁，思考采取怎样的“新社会经济政策”以从根本上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柳维垣的战略眼光和宏阔视野在《中日作战观察》一文中也有突出的反映。

　　2 《中日作战观察》一瞥

　　《中日作战观察》，又名《对日战争之研究》，写成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据作者交代，最初发表在《新闻报》和《时事新报》上，11月、12月又先后收入抗日文集《东北事件》《血痕》和《国难》，署名“柳叔戎”，当时正值他的浏阳县长任上。文章不长，约四千字，文笔冷静凝练。

　　《东北事件》，上海长城书局1931年11月版

　　关于写作此文的缘起，作者开门见山地写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承灾乱之余，自是不宜于开战;而在日本现时之情势，亦并不宜于开战;中国为整理休养计，自应当拥护和平，不能轻于求战……但对于万一开战后，双方之利害，彼我之长短，亦应分析共同研究，免失去审辨力及民族自信力……故就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之客观条件，一申论之。”

　　关于中日战争的前景，文章做出了极为鲜明的判断：“如果战事一开，则中国将永无屈服求和之一日，在日本则永无完成胜利之可能性”。“在未开战以前，中国有痛苦，日本无痛苦。开战以后，双方均有痛苦。战事初期，中国之痛苦大，战事尾期，日本之痛苦大。战事结局，日本必降低其国际地位，而丧失其四十年来侵得之属地及一切不正当之利权。”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原文为七点，兹并为六点)展开对这一论点的论证。

　　一、当代战争，胜败已不取决于首都存亡。旧式国际战争，以攻占敌国首都为战略目标，“因为一国之首都，必经过长时期之经营，为全国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之总枢纽”，首都沦陷即意味着国家灭亡;但“自交通进步、无线电发达后，离开首都亦易于发布号令，迁移都会并不十分困难。……因连年革命，已成一特能久战之特殊国势”，“日本兵力决不能进占可以挟制全国之决胜地”。

　　二、兵力并非判定胜负之首要因素。“自欧战后，判断双方胜负者，不注重较论兵力，而重在比较双方之国力”。“实战有不可预测之危机，兵力并无绝对之优劣……国力则有绝对之标准，必人多、地大、物博者，始能持久。……日本兵力不能绝对优于中国，中国之国力则能绝对优于日本。中国视数十万人作战为常事，边省都市被日军蹂躏者已经数见，开战后再无退让之可言，至少可支战五年至八年，无屈伏求和之必要”。

　　三、就兵力言，日军并无绝对优势，只要战略战术得当，亦能收以弱制强之效。日军作战兵力有限，海军、空军虽强，但并不起决定作用;决胜之陆军器械虽优，但“惟于向阵地正面冲击之短时期，敌械始大显其效力。中国在主持久战，向敌阵正面冲击之时机甚少，又在内国作战，必能多得抄袭与夜战之机会，尔时专恃火器之日军，必立见其短绌”。在这里，作者明确指明，中国抗战当为持久作战、灵活作战。作者还举红军的反“围剿”作战为证：“(红军)所用之器械不及中央军之器械远甚，而对战时期关系甚微，迟延至今尚未消灭。”此外，敌人之毒气弹及炮弹威慑力虽大，但杀伤力亦有限。

　　四、日军受兵力所限，对占领区不能实现绝对控制。“日本袭占边地省城，并不能认为已得全省，即每一县城驻日兵一营或一连，亦并不能即统治该县。……日本在民族意志坚强之现时代，远越国境而行无理之侵战，徒见其自取覆败而已”。

　　五、日本侵华为不义战争，失道者寡助。“日本违反全人类之心理，破坏国际间之规律……现世界中，又有何国能同情于横暴之日本，任其并吞雄长，再来危害全世界?若至引起战争，则敢断定日本之覆亡更速。”并敬告日本国民，早日遏制“武人及贵族之横暴”，否则，“待至水穷山尽，则其本国及民族之生存，必至发生危险。吾意开战后，彼非放弃武力侵略政策，别无图存之途径”。

　　六、抗战有利于消弭内患。“中国十数年来之内战，每系为日本扶助反政府派之操纵政策所助长，现在国人已经觉悟，加之此次日本幸灾乘危，更为国人所痛恨……现日本仍欲利用反侧，欲使中国人再自相残杀，恐已失去时间性。……纵有少数丧心官僚、军阀甘受利用，亦难得其下属及国人之拥护同意，何易再起内战?倒是外战不生，内战不息，则反为灭亡中国之绝症耳!”

　　《东北事件》一书的配图

　　上述论断，多数都被后来中日战争的进程所验证。基于以上各点，作者还对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国势走向进行了设想：“至中国之国势如何，则视国人觉悟之程度及政府之措置如何以为断。或则混乱延长，沦于破碎，或则因发挥自治自卫能力及能拥护和平之民族精神，进而增其国际地位。”征诸抗战胜利后数年间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这段话同样耐人寻味。

　　往期回顾：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中的持久战言论简析(一)

　　1933，一个医生眼中的对日作战

　　近代中国关于抚顺煤矿的两次对外交涉

　　快看过来，这是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的征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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