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这边的战事转紧,大批军队调到xx来了,城郊的马路上,兵、马、大车,担架,络绎不绝。由于长期行军,人马都显得十分疲乏,兵士们背着沉甸甸的背囊,拖着两条沉重的腿,汗流气喘,间或还有两个走蹶了脚的落伍者,停在树下,问田里的农人:“老乡,龙头村还有多远?”
近郊的村庄都驻满了军队。
我们学校也来了两排人,属于一个摩托连。门口站着岗,沿着山谷。在松林边,一排摩托整齐而肃穆地穿着车衣,有时嘟嘟嘟,一两架开出去了。不一会又开回来了,嘟嘟嘟。但那高大而威武的救火车自开来以后,就始终没有动过,停在摩托对面的岗子下。
他们暂时停在这里静候命令。每天除规定的学术科而外,有工夫还替学校平操场,修路。我们则把自己的“牙祭”用来慰劳他们。看见一整宅病号躺在床上没有药治,我们又募捐买了一些药品送他们。而最有趣的是,午饭后女同学教他们唱歌。院里一个宽大的石台上,明丽的阳光照着,兵士一排,女同学一排,女同学唱了兵士唱,唱来唱去,便合唱起来了,兴奋而又热忱,大家都快意地笑着。
军民的关系是友好的。
这倒也是军队苦生活里的一点甜味,已四年了,他们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从战争到战争,穿的是破烂布军衣,吃的是粗砺的饭,睡的是枯草,一月剩下来的薪饷有时还不够买一双草鞋点零花,但是他们仍艰苦地干着。他们是中国的兵士呵!
午后休息的时候,坐在院里石阶上哼新式唱词的,有;跟人闲谈的,有;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有;但是,你看,那边篱笆旁,有三个兵士正在起劲地争论着。
“四川地方不好,天干没有收成,米贵得要命,你看湖南的米多便宜。”一个颇有一些抑彼扬此的意味。
“四川地方不好,哼,哪个说没有收成,这两年丰收,你不晓得,完全是奸商囤积,想发国难财,米才贵的。”另一个不服气地反驳着。
“四川才有些山高水低的好地方呢。”第三个说的倒是句老实话。
我站在后面听得失声地笑了。三个回头看见我在笑。他们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一笑倒好,好像把彼此介绍了。
我们开始谈着。那个说四川不好的,个小,但还精悍,说话急促,性情热躁,一个地道的湖南人。当我问这个部队哪省人最多的时候,他便骄傲地提高了嗓子:“当然湖南人”。而那个年青的四川人,辞锋尖锐而又不现形:“我看哪个队伍也少不了四川人!”
但是那个默默不语的却很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老一点,结实,本分,眉端眼际,显然给辛苦的劳作抹上了暗影。他没有军人的气息,一望而知其为一个老好人。他盘脚坐在草地上,手里卷着叶烟,善良地笑着。于是我故意引他开腔:
“你打过仗没有?”
他正在吸烟,摇摇头。他脸红了,露出羞愧,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也许他在想一个军人没有打过仗才叫笑话呢。我觉得不应该这样问,无故让人不好意思。
年青的四川人很有几分口才,自动地把那个老点的介绍了轻描淡写。说他是抽壮丁抽来的,从前在乡下做庄稼,也是四川人。不比他自己和那个湖南人,抗战以前就当了兵,老经战场,真见了不少的仗火;虽然他们年纪轻一些,在队伍里可还要充老资格。尤其他自己。刚好抗战的时候,他就随着第x军去保卫南京。他带了伤,左腿上,在安庆养了很久,复元了又上前线,他参加了湘北大会战,去年他才转到这边来。年青的四川人说得津津有味,他自炫自诩,得意透了。
那个老点的巴着烟,偏着头听,不多言不多语。好像觉得他的伙伴说得不错,有时佩服似地点点头。
后来我对他们说了我也是四川人。
“你?”老点的似乎不大相信:“同乡这连还有一个四川人,没有在,一共三个。”
他纯粹的土话流露着家乡味。一份乡情便从口音传到了心里。乡情主要的是一份亲切,他不但令人感到亲切,更其令人感到可爱。他有一股乡土色的老实劲,看光景,他,一个出门不久的乡下佬,有如他乡遇故知,正尝着同乡情谊的甜美。人总是爱在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上稍取一点快乐。我们都是同乡人,但并没有细说哪县哪乡,笼统说个四川,好像就仅够了。
从此,在路上或者院里,偶尔碰见,彼此总笑着含含蓄蓄地打个招呼。站岗的时候,他背着枪踱来踱去,每逢我过上过下,他神色多少带点羞怯。有一次,他同一个弟兄站在桥头闲谈,我远远从旁边过,他偷偷指着我对那个人低声地说:“他也是个四川人!”口气甜蜜蜜的。
他们在这里住了三个礼拜了,看看阳历新年也快到了。过去有一个时候,传统习俗的影响太大,人们都不愿意过阳历年,然而,军队却首先提倡,每到年尽岁末,兵士们都下乡去砍柏枝砍竹子,背回营房扎门,张灯挂彩,确也有一番新气象。但是,现在,却什么动静也没有。好像若无其事,冷冷淡淡,好在这也不是过年的年头儿呢。
元旦晚上,我到炉子上去打水,碰着那个老点的同乡在那儿点火抽烟,打了一个招呼,我顺口一说:
“今天过年。”
“乡下人还是只会过旧历年。”
“你有几个年没有在家里过了?”
“就是一个,说起年,我就想起好久没给家里写信了。”
“你也常接到家里的信吗?”
没有,从来没有接过。他自己倒发过一封单挂号,在湖南后来又在广西发过一封单挂号。都没有回信,不晓得交到没有他怪惦念着呢,我想到他乡下也许不通邮政,请人转也靠不住,农家小户对这些事总很隔膜。但我却安慰他说:“收总是会收到的,有回信你也收不到,你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军队生活是流动的”。嗯嗯!他觉得说得对。
“是的,家里老二也跟我一样不识黑,他也会请人写,我们那一方有个教学的老先生,他肯帮忙,那回老二走了,他还帮我写过一封信,多好一个人。”
从他乡土的谈吐里,我感到乡土的情调。
你常写信回去就好了。”
“是的,接不到信,我还是要常写信回去,不要让家里的人耽心,这回我想寄封航空信回去试试,不然二天到了××,那地
方更远,寄信收信都不容易。”他好像在自白;说明了一个出门人对家里的态度,但偶然一转:“老实航空的邮费多少?”
“四角一,平常航空,挂号要八角。”我回答。
嗯嗯,他点头,好像理会了,口里算着:“几天可以到?”
“快两三天,乡下就难说了。”
他点头,好像在想着什么。
他也许又在想着家了。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怎样会忘记自己的老地方呵!
一个下午,我房门外忽然有人的响声,仿佛要想敲门又怕敲门,要想问又怕问,我把门打开了,呵,那位老实的同乡严肃地立正在我面前,做出要向长官报告什么的样子,他庄重的态度里拌着一些不好意思的味儿。他下垂的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几张信纸,他来让我替他写封家信。我请他坐,但他无论如何要站在我的桌旁。他好像进了一个长官室,对待长官一样,很显明地把我看在他之上,礼貌与拘谨兼备,但一种朴素的表情,让人亲近最后我又让他坐,他坚持不,我便说:“把你的意思说说吧。”“没有别的。”他回答,“只是一封报平安的家信。他用心用意地慢慢地细述了一遍,时断时续。
我接过了他的信封信纸。他真客气,真周到,同乡人,要我写一封信,还要特别买信纸信封来,我心想。可是我不愿明说,
说也是多余的。提起笔来要把自己调度一下,采用他的口气,这是不习惯的。首先,我要把称呼问好,他说写他老母亲。父亲早去世了。她是一家之主,兄弟老二在家里,是小辈,写给他,怕得罪了老人家。给老人家信什么都可以包括了。
我愿作个忠实的记录,想着又问着,写着又念着:
“从前寄回的两封挂号信不知收到没有,没有接着回信,挂念得很。儿自从离家过后,到湖南,到广西,现在又到了云南当兵的生活原是动的,一年来儿的身体都平安,千万请放心!”
他点头,默默地笑着。
“母亲在家里不要太劳神操心,大小事情都可让老二管去。如家用不够,叫老二多拿点钱回家,也可以找姐夫帮帮忙。儿的饷很少,每月剩下的钱有时还不够买一双草鞋,不能寄钱回家,国难期间,能尽忠就不能尽孝,不过把敌人打走了就好了。”
写到这儿,我的笔停住了。我想不起还有什么,应该怎样接下去,他却连忙地说,生怕写掉了:
“还有我走的时候,口田大欠的包谷帐还了没有?我走了人手不够,是找哪个在做活路?今年庄稼有几成收?”
“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没有?”
他的脸莫名其妙地红了。光景是我触动了他心里的什么隐秘。我问得实在无意。我也毫不在意地微笑着。他窘,怪难为情,踌躇多一会,才吞吐着:
“还有阿毛的妈要好好孝敬婆婆,料理家务事,抚养三个孩子。”
他还要嘱咐他的妻子,这大年头了,想起或者提起自己的女人总害羞呢。
把信写完了,我又从头至尾念了一遍,他感谢地点着头;要得,要得。我问他知道邮政局不,知道怎样寄不,他摇摇头。他说他托人去寄,军人不能自由上街,礼拜天也只能在附近玩玩,这使我想起近几日来常有小学生替他们带信进城去寄的事。我当即说:“我替你寄好了。”起先他不肯,我说明我时常进城,很方便,一点也不麻烦。他才愿意了。
“多少钱?”
他从袋里摸出来几张角票数着。
“不,我替你寄了好了。”
我认为我应该替他寄,凭同乡这份情谊,凭我对他的好感,何况他生活那样苦呢。这本来就是一个小事!我一定不肯接钱,他一定要给。争来争去,最后他把角票放在桌上,就跑了,生怕我去追,回头说了一句:“哪有又劳神又出钱的道理”,人就不见了。
一天清早,我刚起床,他忙慌慌地跑来,急急地说:“我们队伍马上就要开了!”
我很惊诧,话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集合号就响了,他行了个军礼转身就跑了。
我也跟着出去,站在门前,看见他们正站好了队。一会儿他就走了。我那位可爱的老实的同乡在行列里有时还偷偷斜过头来投射出告辞的依恋的眼光。
一九四二年二月
(原载《文艺杂志》第1卷第3期,1942年3月15日出版)
作者方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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