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我寄寓在辽宁,过往的情景,如同昨夜的梦,时间的距离,已逐渐消淡我的记忆了。但是,北陵伞盖似的高松,
七八月间仍是园中繁茂的荷花,肥沃的辽宁的黑土,是忘不了的。还有树立在南市场一座骄傲的记功碑——远远地就望见大书特书明治天皇战胜中国的一座记功碑,稍有血性的中国人,是永远忘不了的。
在辽宁,我停留的时间,不算长,那里的生活、气候,以及一切的风俗习惯,和我们虽不十分协调,但我不愿意离开这座关外的名城,我预料如果离开了它,就不容易再见了。
梦是不难忘记的,人们忘记了辽宁,不应该比忘记了一个梦还更快更容易。我总想写下一段往事,纪念曾经到过的辽宁。有一天,是星期日早晨,我散步在辽宁城郊,大风挟着沙尘吹来,满天是黄色,使太阳减少鲜明的光泽。已是暮春三月天,在江南早就谢了桃花,开遍樱花了;而在辽宁的郊野,还看不见一株放青的树,地面没有一茎青草,山坡上只见几丛孤独的常春树,哨兵似地站住了岗位。这些树憔悴、稀疏,从她们的隙缝中,可以窥见南市场那些高大齐整的洋屋,我便走下山坡,向着那宽广的市街走过去。
人声、车声、市尘的喧闹声,击动耳鼓,两旁的人行道上,许多高髻的少妇,背着白色的布袋,布袋里盛一个小孩,拖一双木制的鞋,吉搁吉搁走着;男人也穿了扫地的长服,像法国神父的法衣似的,夹一根手棍,不知道在巡视什么东西。
我将步入那条宽广的市街时,就有一排高及半身的铁栏,电网似地横在我的面前,铁栏分成两段,在两段的交合处,有一个门,门正洞开着。
我自由自在地跨进去,张东望西,计算市上的车辆、电杆高的屋顶和天空的景物,颇为悠闲而豫逸。突然地,在我背脊上像从半空中落下一块陨石,回头,是一个着警服的日本人,短小凶悍,面上现出几条青筋,学习不自然的辽宁土白厉声问:“到那儿去?”
我眨眨眼,向他冷冷地笑了笑,才知道这里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土了。我怎么能冒昧地闯进人家的境界里去呢!只得咽下了眼泪,一只手抚摩着背脊上的疼处,无言地退去。
真想不到就这样单纯的一条铁栏,含蓄着比隔开我们自己国界的泊米尔高原还有更大的意义啊?这不可逾越的地上的界限,这界限是分成两个国土、两种国民、两样文化的。
在这界限的后面,有高巍的钟楼,楼上飘着红膏药样的旗子。还有空旷的土地,种着大麦的田,高梁的田,苧麻大豆的田,现在,都算是属于人家的了。
这界限在我们国土上存在一天,就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必须撤除这界限!
我无关心地仰视天空,但天空是一个不可分的全体。这时候,有一只麻雀飞上了铁栏停了一息,便迳直地飞到界限的外边去了。忽儿又从容不迫地飞回来了。
还有几只从我们这边跑来的狗,也行所无事地跑进铁栏去了,我看见先前那个面目可憎的日警,不但没有扑击它的背脊,反而很礼貌地摸摸它的尾巴,表示亲密的欢迎呢!这是何等卑鄙刻薄的心理呵!这岂是给我一个人的侮辱,他们所要侮辱的是中国人。不错!在今天以前的日子,你们面对着那座记功碑,是可以骄傲的。
等着吧!这不可逾越的地上的界限,总有彻底毁灭的一天。
(选自《副产品》,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6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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