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春联儿
来源：叶圣陶   2019-09-28 09:57:58

　　出城回家常坐鸡公车。十来个推车的差不多全熟识了,只要望见靠坐在车座上的人影儿,或是那些抽叶子烟的烟杆儿,就辨得清谁是谁。其中有个老俞,最善于招揽主顾,见你远远儿走过去,就站起来打招呼,转过身子,拍拍草垫,把车柄儿提在手里。这就叫旁的车夫不好意思跟他竞争,主顾自然坐了他的。

　　老俞推车,一路跟你谈话。他原籍眉州,苏东坡的家乡,五世祖放过道台,只因家道不好,到他手里流落到成都。他在队伍上当过差,到过雅州和打箭炉。他做过庄稼,利息薄,不够一家子吃的,把田退了,跟小儿子各推一挂鸡公车为生。大儿子在前方打国仗,由二等兵升到了排长,隔个把月二十来天就来封信,封封都是航空挂。他记不清那些时常改变的地名儿,往往说:“他又调动了,调到什么地方——他信封上写得清清楚楚,下回告诉你老师吧。”约莫有三四回出城没遇见老俞。听旁的车夫说,老俞的小儿子胸口害了外症,他娘听信邻居妇人家的话,没让老俞知道请医生给开了刀,不上三天就死了。老俞哭得好伤心,哭一阵子跟他老婆拚一阵子命。哭了大半天才想起收拾他儿子,把两口猪卖了买棺材。那两口猪本来打算腊月间卖,有了这本钱,他就可以做些小买卖,不再推鸡公车,如今可不成了。

　　一天,我又坐老俞的车。看他那模样儿,上下眼皮红红的,似乎喝过几两干酒,颧骨以下的面颊全陷了进去,左边陷进更深,嘴就见得歪了。他改变了往常的习惯,只顾推车,不开口说话,呼呼的喘息声越来越粗,我的胸口,也仿佛感到压迫。

　　“老师,我在这儿想,通常说因果报应,到底有没有的?”他终于开口了。

　　我知道他说这个话的所以然,回答他说有或者没有,同样嫌罗嗦,就含胡其辞应接道:“有人说有的,我也不大清楚。”

　　“有的吗?我自己摸摸心,考问自己,没占过人家的便宜,没糟蹋过老天爷生下来的东西,连小鸡儿也没踩死过一只,为什么处罚我这样凶?老师,你看见的,长得结实干得活儿的一个孩子,一下子没有了!莫非我干了什么恶事,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可以显个神通告诉我,不能马上处罚我!

　　这跟《伯夷列传》里的“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是同样的调子,我想。我不敢多问,随口说:“你把他埋了?”

　　埋了,就在邻舍张家的地里。两口猪,卖了四千元,一千元的地价,三千元的棺材——只是几片薄板,像个火柴盒儿。”

　　“两口猪才卖得四千元。”

　　“腊月间卖当然不止,五千六千也卖得。如今是你去央求人家,人家买你的是帮你的忙,还论什么高啊低的。唉,说不得了,孩子死了,猪也卖了,先前想的只是个梦,往后还是推我的车子—一独个儿推车子,推到老,推到死!”

　　我想起他跟我同岁,甲午生,平头五十,莫说推到死,就是再推上五年六年,未免太困苦了。于是转换话头,问他的大儿子最近有没有信来。

　　有,有,前五天接了他的信。我回复他,告诉他弟弟死了,只怕送不到他手里,我寄了航空双挂号。我说如今只剩你一个了,你在外头要格外保重。打国仗的事情要紧,不能叫你回来,将来把东洋鬼子赶了出去,你赶紧就回来。”

　　“你明白,”我着实有些激动。

　　“我当然明白。国仗打不赢,谁也没有好日子过,第一要紧是把国仗打赢,旁的都在其次。一一他信上说,这回作战,他们排弟兄,轻机关枪夺了三挺,东洋鬼子活捉了五个,只两弟兄受了伤,都在腿上,没关系。老师,我那儿子有这么一手,也亏他的。”

　　他又琐琐碎碎地告诉我他儿子信上其他的话,吃些什么,宿在哪儿,那边的米价多少,老百姓怎么样,上个月抽空儿自己缝了一件小汗褂,鬼子的皮鞋穿上脚不及草鞋轻便,等等。我猜他把那封信总该看了几十遍,每个字都让他嚼得稀烂,消化了。

　　他似乎暂时忘了他的小儿子。

　　新年将近,老俞要我给他拟一副春联儿,由他自己去写,贴在门上。他说好几年没贴春联儿了,这会子非要贴它一副,洗刷洗刷晦气。我就给他拟了一副：

　　有子荷戈庶无愧

　　为人推毂亦复佳

　　约略给他解释一下,他自去写了。

　　有一回我又坐他的车,他提起步子就说:“你老师给我拟的那副春联儿,书塾里老师仔细讲给我听了。好,确实好,切,切得很,就是我要说的话。有个儿子在前方打国仗,总算对得起国家。推鸡公车,气力换饭吃,比哪一行正经行业都不差。老师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回转身子点点头。

　　“你老师真是摸到了人家心窝里,哈哈!”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作

　　(选自《我与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

作者叶圣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