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冰天雪地的塞北,然而我爱它,我并不曾感到冷的难熬,我们是习惯于那种气候的。有谁相信呢,这温暖的南国,冷起来,反而有时使我招架不住了。那阴霾的天,好像寡妇的脸,悲凄而憔悴。风,夹着恼人的冬雨,凉森森的,一直吹入骨髓,肌肉永在痉挛着,痉挛着,连脑子里的血液都凝结了。怎么也伸展不开胸腰,仿佛一个胆怯的战士,总喜欢缩着脖子,因此,一到天冷的时候,人就显得矮小了些。
长江里混浊的水还在不息地奔流。松花江呢?那清澄的液体却早已结成坚实的冰了。每逢我横渡长江的时候,望着那起伏着的波涛,我的冥想远驰了,让长江里的浪花把它涌送到松花江畔吧,我怀念起平明如白银般的松花江面和那穿行似梭的犁,多么爽畅呵!坐在那软绵绵的铺着皮褥的爬犁上面,箭一样的在冰面上滑行,那比汽车更快,也比汽车更舒适些。清新的风拂着裸露的面庞,会使你的头脑特别清醒。我常坐在爬犁上面运用着思维,在想着一篇小说的结构。
我不是生在松花江畔,然而松花江是我的第二故乡,它给予我许多温暖,也给予我许多痛苦,然而是多么宝贵的人生经验!我仿佛一颗刚出土的嫩苗,经过了松花江水的灌溉,才慢慢地成长起来、坚强起来。因此,除了故乡之外,我更爱松花江,我怀念我的第二故乡,有时,更甚于生我的沈阳。
这时候,似乎不该是怀乡的时候了,倭奴的炮火已经轰遍了中华的领土,烽火漫天起来,辗转流亡的孩子们,还有什么资格与余暇,永在忆想着蹂躏在敌人铁蹄下的故乡呢?
竭力、竭力地想把它忘却,不让宝贵的脑汁白白浪费,然而,怎么能够呢!两三年来,总在流亡的人群里生活着,尤其是近几个月,许多的朋友——都纷纷地让敌人迫出了家乡,做了逃亡之客。骨肉离散了,家园里正驰骋着敌骑。大家聚在一起,谈起来,常是把话题引到个人的故乡去;故乡里的骨肉,故乡里的田园;故乡里患难的同胞和朋友;尤其是那无尽的富源哪,使人怎能忘怀呢?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楼上忽然流行起《松花江上》那支流亡的歌曲。那些日子,仿佛大家都有着说不出的苦闷,文章不能写,也很少交谈,整天只是仰起面孔胡乱地哼着。
老杨唱,老陆唱,后来,竟连从不唱歌的老太太也唱起来了,唱着,唱着,她便深深地打着沉闷的唉声。
日里唱,睡在床上也唱,总之,只要一有空闲,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个唱,大家便都习惯地随唱起来。于是,这支感人的歌子时刻地回荡在我们楼上的两间房子里。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变成了孩子的催眠曲。有一次,住在楼下的舅父问我:
“你是高兴呢,还是发愁?怎么半夜里还在唱歌?
“我是哄孩子睡觉呵!”
“怪不得,夜夜我都听你唱‘森林煤矿,大豆高粱……’”舅父说。接着他又惋惜地叹了一声:“唉!真可惜,咱们东北那么多的富源,如今,都让小鬼子享受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去呢?”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无意中我又唱了起来。
舅父摇了摇头,又打了一个唉声。
不久,这流行病也传染到了舅父,舅父也常常在楼下唱了。起初,大家是从头至尾一句不漏地唱着,后来,也许是嫌歌词太长了的缘故吧,竟断章摘句、东一句西一句地乱哼起来;再后来呢,就只剩下最末一段了: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呵,爹娘呵,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即使是真的把故乡忘了,这样一来,又怎能不引起乡思?最喜欢唱的要算老杨了。早晨,大家还没有起床,一睁开眼晴,便可以听到隔室老杨的歌声,更有时,他嘴里嚼着饭,“松花江上”还在他的喉咙里打转。
歌子唱的烂熟了,自己都好像感到了烦厌,老杨常常一个人在他的房里自言自语:
不唱啦,老唱这伤心的歌又有什么用呢?
刚唱了半句,便自已下着警告,于是,歌声马上截住了;可是,过不了一刻,又照例唱了起来。
“不唱啦,老唱这伤心的歌有什么用呢?”我学着他的口吻警告他。
隔着板壁,老杨带着伤感的音调说:
“真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唱这伤心的歌子呢?或许能有那么一天?”
“有的,怎么没有?打回老家去呵!”我坚定地确信地答着。“对啦,我们应该拚着命打回老家去,那时候,我们就不唱这个歌了,那时候,我们将摇着祖国的大旗,高唱凯旋的歌子踏上故乡的土地……你说,到了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高兴呢?”“字典里怕是找不出形容那种高兴的字吧?
(选自《西行散记》,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初版)
作者白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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