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辛亥革命与袁世凯
来源：宋云彬   2019-10-09 16:16:10

　　辛亥革命时我已经十多岁了,当时情形,还历历如在目前。那时候我已经读过邹容的《革命军》,就思想而论,是属于革命一派的,不过究竟年纪小,还不能了解革命的意义,但有两桩事使我感到痛快:第一是满清皇朝被革掉了,第二是头上的辫子被革掉了。在满清皇朝未被革掉以前,我们做“作文”就很麻烦,有些字要缺笔避讳,有些字要另行抬头,稍一不慎,就要受教师的斥责(不过仅受斥责而已,还不至于发生什么思想问题)。在辫子未革掉以前,每天早上母亲要逼着我打辫子(我的辫子是每天打一次的,而且打的是“大胖辫”,据母亲说,辫子松乱,是最不体面的事情,而大胖辫在那时候最时髦,但容易松乱),费去不少时间,又不常洗头,一到夏天,头发里散出一种难闻的臭气来。还有一桩事,曾引起我极大反感,就是光绪皇帝死掉的时候,小学校的教师率领我们去遥祭什么“大行皇帝”,事前教我们行三跪九叩首礼,还要我们做三声狗叫一般的哭声。名之日“举哀”。祭过大行皇帝回来,我觉得受了侮斥;告诉我母亲,母亲也非常气愤。因此,我听到南京孙大总统就任,北京宣统皇帝退位的消息,快活得难以言语形容。但当时有一些做惯了奴才的遗老、遗少们,一旦失去主子,无所依傍,不免满腹牢骚,对革命表示反感,对“逊朝”不胜眷念,我就跟他们争辩,不管对方是“师长”或者“尊辈”。所以那时候虽然快活得难以形容,但有时也因了这种辩论而百脉偾张,大动肝火,有一次,我们正在跟一位顽固老先生大开辩论,被教师Y先生听见了,他也来参加,冷冷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革命不是这样容易成功的。一次革不成,二次,三次,也许四五次都说不定。”Y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老师,因为他的头脑最清醒,思想最前进。我们听了他的话,大家都愣住了。这些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当时我们读过种种革命的文告,“也读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知道从此中华民国的人民都享有平等自由之权。而且事实上已光复的几个省份,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确实很自由。记得当时临时政府的内务部忽然颁布一种《报律》,第二天上海各报都刊登着一篇同样的文章,题为《掷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孙大总统看见了,便下令取消这个《报律》。这样一个贤明的政府,这样一位服从民意的大总统,革命还不成功吗?所以当时我们一致认为Y先生的话是过虑,不必十分相信他。

　　但后来,Y先生的话渐渐应验了。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做了大总统。Y先生又告诉我们,这是革命失败的预兆。据Y先生说,袁世凯的野心很大,而且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在戊戌政变的时候,谭嗣同请他帮忙,他当面答应,暗地里却向直隶总督荣禄去告密,把谭嗣同等卖掉了。所以Y先生断定,袁世凯做大总统,一定会把民国卖掉的。不久就是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起来,但一忽儿便失败了。当时我已进中学校,Y先生还在原来的小学校里教书,还乡时常常和他见面。他说,“如何?我的话说中了。现在是二次革命,将来还有三次,四次。”

　　情形愈来愈坏,袁世凯想做皇帝,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袁世凯的箝制舆论、铲除异己的手段,也愈来愈毒辣。据在所谓“首善之区”的北京朋友来信说,北京城里布满了袁世凯的密探,茶楼酒肆都挂着“不得妄谈国事”的牌子,只要稍不留意,在什么地方随便发点牢骚,就被密探捕去,不知下落。名记者黄远生,为了不肯做袁世凯的《亚细亚日报》的主笔,趁轮船逃到美国,袁世凯派密探跟他到美国,就在旧金山把他杀死了。许多革命党都逃在海外或隐避在上海租界上,明哲保身之士,不但不敢说话,连气都不敢透。当时我们见不到反对的言论,听不到愤怒不平的声音。袁世凯的高压、残杀手段,换来的是一种酷烈的沉默。有一次,Y先生告诉我,这种酷烈的沉默,仿佛大风雨来临之前的一时的静寂,所谓“万木无声待雨来”,不久会有大事变发生的。他又告诉我,袁世凯那种刺探方法和残杀手段,是从永乐皇帝和雍正皇帝那里学来的。永乐皇帝的“瓜蔓抄”,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过;雍正皇帝之如何密布爪牙,如何残杀异己,那Y先生知道得很多,他一一告诉了我。他说,袁世凯如果做成了皇帝,一定是一个专制魔皇,不过现在世界潮流已跟三五百年前不同,要创造一个二十世纪的新君统,并不是容易的。

　　Y先生的话,终于又应验了。梁启超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篇洋洋大文,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打破了酷烈的沉默。原来袁世凯要做皇帝,一切都假借“民意”来进行的,最初是组织“筹安会”,讨论什么国体问题;又开什么“约法会议”,扯毁《临时约法》;再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教各省推举国民代表,上表劝进。梁启超在那篇文章里,把这一幕活剧,描写得淋漓尽致。他说：

　　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一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牵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复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数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

　　等到蔡锷云南起义,护国军正式通电讨袁后,梁启超又撰文指斥袁世凯的破坏民族道德,他说: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民争回一人格而已。”呜呼!我全国父老昆弟,亦知将军此言,其中含有几斗之血,几斛之泪者?呜呼!我四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曷尝有所谓政治,惟此二物之魂影,纵横披猖,盘旋熏灼于人人心目中而已。夫无论何国,皆中人之资居大多数。中人云者,导之善,则可以向善,导之恶则可以向恶。袁氏据一国之最高权,日日以黄金诱人于前,而以白刃胁人于后,务使硬制软化一国之人以为之奴隶。自非真强立之士,其不易自拔也有固然矣。一盖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无庸为讳者也。而此罪孽谁造之?吾敢断言之曰,“袁氏一人造之。”袁氏窺破人类公共之弱点,乃专务发达此弱点以资其利用。其有能自制其弱点而不甘受彼利用者,则必设法屠杀之,驱逐之,窘蹙之,使其不能自存。当前清之末,袁氏执政,已专用此策以自植势力;我国政界恶浊之空气,实自兹播种。及其为总统,乃益煽而扬之。试思以此种人为淘汰之术,挟大力以鼓铸社会,如何可当。使袁氏帝国成立,赓续行此政策数年及至数十年,其必善类日渐灭绝,惟恶种独能流传,其不至使我全国人尽丧失其为人类之价值焉而不止也。

　　这种痛快淋漓的文章,令人一读一击节。不久袁世凯就在千夫所指之下,龙驭上宾了,共和的招牌又得继续挂下去。但不晓得什么缘故,过了一二年,我们的故乡忽然传来一种流言,说袁世凯没有死,而且言之凿凿,说他是由日本人保护,逃出北京,现正在外国休养,等待时机,以便卷土重来云云。这些流言我当然不肯相信;有一次见到Y先生,我问他听到过这些流言没有,他开玩笑似地说：

　　“袁世凯没有死。他还要活下去,到中国革命真正成功的时候才死。”

　　(原载《文艺生活》第1卷第2期,1941年10月出版)

作者宋云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