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综合回忆〗长沙大火真实祥记——关于长沙文夕大火的若干补充
来源：余湛邦   2019-10-26 10:51:38

　　关于长沙文夕大火,张文白(治中)先生生前曾多次和我谈过,尤其在撰写回忆录时谈的更多。事后我根据他多次谈话,综合整理成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稿子《长沙大火真相详记》,经他过目。但我尚有若干点须加补充。

　　第一、谁是罪魁祸首的问题。

　　武汉三镇在1938年10月25日沦陷后,蒋介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除张治中外,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杨森、关麟征等等。蒋对武汉三镇沦陷前未能根据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的原则,对水陆交通各项设施和粮食、物资、器材加以破坏,为敌所用,大发脾气,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大谈如何放火,如何破坏,一个人谈了好久,在座者很少插口。蒋的话不但是下命令,而且起了统一思想认识、煽动、动员的作用,使在座的人都认为焚城是天公地道的事,而且有了蒋的指示为凭,自己不会有责任问题。殊不知抗日战争是民族图存的战争,应是全民的事。在蒋的单纯军事抗战、政府抗战的片面想法、做法指导下,焦土抗战根本就是空的,不可能得到人民支持来实行的,因而是错误的。这不叫焦土抗战,而是对人民拆烂污。因此,长沙文大火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蒋介石。

　　第二、长沙焚城的任务蒋介石为什么交给张治中而不交给陈诚?事件中张、陈是否有不和?

　　照理,陈诚是军事长官,张治中是政府首脑(张虽然兼了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但仅是名义),焚城任务应交给陈诚。因为只有军事负责人才能完全掌握敌人动态,及时作出决断。为什么蒋这样做呢?这是由于陈诚原是武汉的最高军事首脑,在武汉沦陷前未加破坏蒋认为张治中较能贯彻自已的意图。

　　至于传说陈张向有不和,大火后陈主张枪毙张,文白先生生前曾告诉我:“这,绝无其事。”还说:“大革命时,在黄埔军校我们就是同事,以后关系一直都好。“八·一三’上海抗日战役中,我统率第九集团军,陈统率十八集团军,配合作战,亦无问题。大火前,我们同住一处,密切联系,准备焚城事,我曾问他:“意见怎样?他答当然要做的。大火发生后,陈是曾经当面质问我:为什么举火不通知?但经我解释后他也就明白了。”

　　第三、张治中对焚城和大火事件的态度究竟怎样?

　　根据他生前和我的多次谈话,开始,他对焚城事就不是坚决的。在长沙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办?”张面上露犹豫之色,未即答复。蒋断然说:“还想什么?烧掉就是了。我们不能用,就别叫敌人利用!凡是不能运走的东西,都通通烧掉!"11月12日上午9时许,蒋从南岳发来急电,又叫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长途电话,命令张:“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并指示立即做好焚城准备,不得有误!张才召集保安处长徐杈(张的保定同学)和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张的黄埔学生)交任务。徐、酆研究后,酆把草拟焚城计划任务交给他的参谋长石国基和参谋处长许权。下午,酆拿计划请张治中审批。张看后表示同意,但说:“最好备而不用。如执行,第一、须经我批准才能举火;第二、必须先放警报,然后放紧急警报,让老百姓离家,才能开始。”

　　至于如何失误,《真相详记》中已有具体详细叙述,这里不重复了。事情看来很清楚张治中的责任,首先在执行了蒋的错误决定而没有表示反对;其次,领导无方,布置任务后监督不严,遂致酿成空前浩劫。他和我的多次谈话中曾表示:“亲睹火势燎原,全市父老和伤病兵流离呻吟葬身火窟,一切惨状,皆所目睹,每一思及,不禁恻然心伤、潸然泪下”他在解放后给郭沫若信中也说:“这是我毕生内疚、耿耿于心的一件事,任何人说我应负一定责任,我绝不推委。”

　　那么,他为什么在《真相详记》中一再说“这是意外突变”、“士兵与人民的义愤、无知与急躁”“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而且附和蒋介石的说法“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呢?这不是蓄意为蒋介石解脱吗?是的,事实确是如此。从黄埔军校起,张治中受到蒋的赏识与重用,他向来忠于蒋介石,处处为蒋介石打算,这是他“感恩知遇”的表现。他小时读了10年线装书,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而不能自拔。事实上,他当时有如哑巴吃黄连。解放后有一次他沉痛地对我说:“此事使我毕生耿耿于心,如鲠在喉,如芒在背,怎样说也说不清,到适当时候我是要把事实公开的!”

　　第四、酆悌、文重孚、徐昆是不是替死鬼?张治中对他们是怎样看待的?

　　既然肯定蒋介石是文夕大火的罪魁祸首,酆、文、徐3人当然就是替死鬼,但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和错误的张治中认为酆是死于直接职务,他并没有下达焚城的命令。因此在决定枪毙他时,张曾向蒋恳请减刑免死。解放后张告诉我,当时蒋听了悻悻然说:“我早就想枪毙他!”张于是不敢再说话。但是为什么蒋早就想枪毙酆悌呢?这是一个疑案。张对我说:“猜不透。”一般人都认为酆是侍从室组长,又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应是蒋的心腹,可是到了重大关头,也将他推出去作替罪羊,这是蒋为人的狠毒阴险处。当然,酆也不是没有责任和错误的。他在重要关头睡大觉去了,而且官僚架子很大。当时是省府工作人员姓王的同志解放后曾告诉我,火刚起时,他曾摇电话给酆,酆的副官说:“司令睡了。”王说:“有急事请他起来。”副官说:“司令吩咐,他睡后谁也不许叫他。”如果酆及时发现起火,是有可能及时设法制止的。

　　文重孚于放火后本来按计划率领队伍向沅陵撤退,但途中得知许多负责人都回长沙了,他不知出于何种打算,就转回长沙来,变成送死。当然,文也不是没有错误的。张治中对文最不满处是文过早撤岗,使社会秩序大乱,打电话一再追问,他一再诡词欺上;张要他一同上街巡视,他又不来。所以张在给蒋的报告中多说了几句责备文的话,也可能成为蒋要枪毙文的一个因素。

　　至于徐昆,是个性情急躁的人,有人说是他先下令放火的,是有责任的,错在误听谣言,不请示就擅作主张,但究竟是从犯而不是主犯。

　　张对酆和徐的家属都很照顾,金钱接济,生活帮忙,历有年岁,我亲办过。

　　第五、张治中从长沙起火以至办理善后,始终未离长沙半步。“张治中在大火后闻敌人未至,又黑夜赶回长沙”的这种说法不确实。

　　1984年9月

　　(原载《长沙文史资料》第2辑)

作者余湛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