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严冬,我到了贵州北部一个大城,在城郊山腰一座古屋里住下来了。
那时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湘桂溃败,难民大批向云贵高原移动,这个大城市里闹嚷嚷地挤着成群衣衫褴褛的人。贵州是出名穷困的省份,即使在这个黔北大城,一眼望去,也尽是些灰黯简陋的房子。贵州人穿着破烂的长衫赶着山羊从街道上走过。马队叮叮当当从城郊的公路上穿过,给人一种岁暮荒凉之感,再加以被抓的壮丁被押解着成群过境,这些壮丁在寒风中瑟缩呻吟,有的破衣飘舞,有的拿着一块棉絮按在半裸的胸膛上取暖,越到后方越看到政治的腐败,这种悲惨的现象使每个人都感到一种沉重的压迫。
那时我也是难民之一,一个机会使我住到那座山腰的古屋,这屋是什么僧侣的产业,有一个怪风雅的名字,叫做“焙茗山庄”,屋子的四周围也的确有一些茶树,可以让人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摘摘茶芽。除了这些矮矮的茶树,还有些铁角海棠,梨树,桃树之类,要是在春天,这儿该有一片好风景,但在当时,却只使人感到像是栖身在废园似的,寂寞哀愁。从山腰望下去,山脚的左角有一所大的住宅,成群尼姑整天在里面敲着木鱼,山脚的右角有几间简陋的茅屋,大概是最穷苦的人家居住的,再向下走去,才是城区。那些日子,一些衣衫褴楼的士兵时常走上半山,有时丁丁地砍着木,有时是抬着一些死掉的壮丁的尸体上山埋葬。那些赤条条到地球来又赤条条睡到泥土里面去的不幸的庄稼人,死了就像一条臭咸鱼似的被抛掉。他们连一具薄板棺材也没有,经常被一张芦席包着,挖个浅浅的坑,放下去盖上泥土。就算,有时一经雨水冲刷,薄薄的泥层被冲掉了,甚至露出一只手或几只脚趾来,山下的居民就赶快担泥挖土重葬一次。我们有次也做了这铺土的行业。唉,贵州的天气也像人间一样的阴沉,几天就下一次雨,从濛濛细雨中,看着山上各处新增的土馒头,夜里甚至远远地听到狼嗥。清早起来,看到的是檐下挂着的冰柱,是成群寒鸦飞舞喧噪的情景,不用说,我们的心情是难得有几天爽朗的。
住在“焙茗山庄”的一共有六个人:一对画家夫妇及他们雇用的一个东北籍的厨子,我和我的妻子,另外是一个念工科的大学生,老画家正忙着画山水虫鱼的国画,准备去贵阳开画展,我们夫妇,正在找车上重庆。
古屋里,窗上的棉纸很多破裂了。寒风呼呼地吹进来,墙上有蛛网,屋角里面有老鼠洞,古宅素来是老鼠乐园,一入夜,老鼠就作怪了!那种作恶多端目中无人的气概,惟有当时盘踞高位的人可以比拟。
在这样的屋子里,白天,画家绘画,他的夫人给他拉着宣纸。我们读小说,看报纸的大学生读他的工程学;厨子拿着一根小面棍做着各种北方小食,各忙各的,日子还容易过。一到夜里,睡觉呢,太早,做事呢,桐油灯光使人昏昏欲睡,聊天就成了我们经常的功课。当天晴风小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穿着棉衣,围在屋外的一块小方场上;如果是阴雨霏霏的夜里,我们就坐在屋檐下,生起火炉,一边围起来烘脚,一边闲谈,谈得很广泛,画家谈起齐白石、陈师曾,厨子眉飞色舞地谈着东北的“胡子”,大家当然也谈政治,谈军事,但最使人心脏像缩起来似的是谈鬼。
那是一个自自然然使人想起谈鬼说狐的地方,每个人都把《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一类的鬼故事搬出来再讲一遍,再加上一些自己听到的荒诞不经之谈。在聊天的时候,画家养的一只大黑狗不时莫明其妙吠了起来,山背后偶尔传来一两声不知名的禽鸟的啼声,更使人在听鬼故事时不禁把脚缩上来。在这种聊遺寂寞的闲谈中,发言最少的是那个念工科的学生,他是一个沉默的人,有时画家问他:“你为什么不也谈谈一些什么给大家听啊?”他就羞涩地笑起来。
一个夜里,又下着那贵州特有的冬天的黄梅雨,我们正坐在屋檐下闲谈,因为山下当天新葬了两个不幸者的尸体,我们又谈到死尸了,忽然,画家夫人指着山下一个地方惊异地说:
“你们瞧,那是什么?”
大家都有一种悚然的感觉,透过这阴黯的雨帘,借着尼姑院子里透出来的微弱的光,我们看到有一只动物似的东西,正慢慢地走,向右方那排茅屋走去,厨子喝了一声,但似乎那动物一点也不受惊似的,它慢慢地移动,终于被茅屋旁边的一棵大树遮住了。
“恐怕是一只野兽,小狗之类。”画家说。
“是了!一定是来挖吃死人的了。”
“不,”厨子以他的浓重的东北口音插嘴道:“小狗哪有那么大呢?”
我们都觉得很惊奇,最后大家共同的结论是:那不过是一只什么都不凶猛的野兽,可能是出来挖吃那些不幸的壮丁的尸体的,因为我们的呼喝,它掉转方向走掉了。在贵州的山城里,野兽向是很多的,除了狼,还有獾,黄鼠狼之类,虽然虎豹一类的猛兽,在公路线上的城市不大听人谈起。
过了两三天的又一个夜里,仍是下雨,说也奇怪,我们又看见那动物在山下慢慢地爬行了,仍是循着上面谈到的方向,但夜气浓重,又下着雨,仍没有看得清楚,这回我们大家简直“鼓噪”起来,连工科学生也热烈地参加讨论事情的究竟,那令人疑惑的动物似乎在下雨的夜里才出现,当厨子喊着要拿屋角一根铁铲跑下去看个究竟时,画家以他旷达的老人特有的声音大笑起来:“你不怕那是僵尸吗?”这搭讪的话使人打了个寒噤,厨子口说不怕,但却没有真的下山去。
又过了两天的一个夜里,同样的情景,我们在檐下聊天,大门洞开,里面八仙桌子上正燃着一盏红灯笼,当作台灯。在微雨寒风中,那个工科学生大叫起来:
“看!看!又来了”
果然,在夜幕下,山下又有一团黑魃魃的东西在爬行,这回我们再也忍不住了。工科学生拉了我一下衣角,我们敏捷地走进屋角,我拿了灯笼和一根木棍,工科学生拿了那把铁铲,我们飞奔下山去,后面喊叫我们的声音我们不理了,山下有新坟累累的那回恐怖的事我们也不理了,我们的心跳得很厉害,但是,强烈的一穷究竟的愿望使我们飞奔下去了。
大黑狗汪汪地叫,木叶萧萧,微雨正向我们斜打着,红灯笼摇晃不定,把山腰一小片细雨濛濛的空间都染红了。
越走越近,我们看见那爬行着的动物仍然爬得很慢,好像无所惧,我们都握紧手里的武器,我举高了灯笼,歪歪斜斜地再沿着山坡小路跑下去。
很快地我们接近了,工科学生已经举高了手里的铁铲,可在灯笼光照到那动物时,我们都吃了一惊,天啊,原来是一个人,她像野兽似地伏地爬行!
我们更走近去,妇人抬起头来,是一张憔悴贫困的脸,道地的贵州人,她绽开了惭愧的笑容,用土音和我们招呼道:
天下雨,路滑得很呀!我怕跌伤了娃儿!”说着,又指指自已胸前,原来她把一个婴儿绑在胸前,使那小生命不致被雨打到,她又学野兽似地爬行,使自己不致滑倒,在红灯笼照耀下我们看见她手脚甚至裤管都满是泥巴,头发零乱,她又辛苦爬向屋那边去了。
我们举着武器的手都瘫软地放下,山上的画家高声喝道:——
“是什么东西呀?”
“是一个女人呀!一个母亲呀!”其时四野沉沉,工科学生的答语引起了回声,似乎四面的山都以一种沉浊庄严的声音在喊—一
“是一个女人呀!一个母亲呀!”
我们像被人打了一棍,受了重伤似的,踉踉跄跄走回山上。在山坡上又发见了几个新土堆,不用说,又是“壮丁队”新葬的死人了。我的胸膛好像被天气夹扁,一句话也说不出,沉默的工科学生忽然喃喃地感慨起来:“一个人多么辛苦才养得大,那些狗东西却把人不当人!”听着那样激动的话,我举起了红灯笼,照见那个青年朋友脸部的肌肉痉挛着,感伤和愤怒使他的眼神异常恐怖,这时候,似乎野兽和僵尸,再也不是使人害怕的东西了。
1944年冬
(原载《人世间》第2卷第4期,1948年3月20日出版)
作者秦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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