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我怎样写起杂文来的
来源：选自《骨鲠集》   2019-12-10 14:27:24

　　“五四”以后,我常常看新文艺作品,尤爱看散文、随笔之类,而鲁迅的散文,更为我所钦服。一九二六年我在广州。那时候正值北伐,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情绪尤为紧张,报章杂志都刊载着鼓吹革命的文章,内容无非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我看得有点腻厌。刚巧鲁迅到广州来了,我很盼望他能够发表些杂感一类的文章,让我换换口味。等了很久,不见他有文章发表,我便写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投给一个报纸的副刊(叫做《新时代》),下一天就刊出来了。那篇文章的内容,无非是怂恿他写文章,但没有什么反响。不久,我就离开广州了。到了下一年,我在《语丝》上(?)看到鲁迅的一篇文章,题为《在钟楼上》,是叙述他在广州时候的情形的。文中提到我那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新时代》上又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先生做的。文中有这样的对于我的警告:“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并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压迫,种种刺戟,也就无话可说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而编者还很客气,用案语声明着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并非恶意的笑骂的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写一点东西,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在钟楼上》就是预定的题目。然而一则还是因为辩论和开会,二则因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两句话,另外又引起我许多杂乱的感想,很想写出,终于反而搁下了。(以下写他对于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的感想,不具引。)

　　原来我那篇短文居然被鲁迅所注意,而且把它记下来,而且说“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这使我感到意外的喜悦。那时候我颇想写些杂感,投给《语丝》,但因为正在替商务书馆选注《资治通鉴》,终日埋头在旧书堆里,既无所感,也就没有写出什么来。以后在《申报》的《自由谈》和《立报》的《言林》里,曾发表过些杂感,但总共也不过四五篇而已,这时候就有朋友向我劝告了:劝我多读书,少写这一类文章,因为写这类文章,容易招怨,容易贾祸。朋友们好意的劝告,我当然是接受的,所以以后就没有写什么。

　　抗战迫使我离开上海,把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到了汉口,情绪紧张得很,而对于现状颇多感慨,刚好朋友S君在香港编《立报》副刊,常常写信来要文章,我便写些杂感寄去。不久《国民公论》出版,他们特辟《寸铁》栏,要求我写些杂文,我只得勉强应命。其后国军西撤,我转辗到了桂林,《国民公论》在桂林继续出版,我也常常替他们写些杂文。那时候艾青主编《广西日报》副刊《南方》,我觉得他编得大方、谨严,便投了几篇稿子去,陆续被登出了,而且从此和艾青认识。他赞美我的杂文,多方鼓励我写。人究竟是有感情的,他鼓励我,赞美我,我对于他不免有知己之感。但此后我写文章特别郑重;有时候写好了自己看看不满意,往往丢掉,不给它发表。因为我觉得文章写得很草率,没有内容,是对不起朋友的。一九四○年八月《野草》出版,更多给我以发表杂文的机会。不过这一二年来,生活平淡。思路渐渐狭窄,虽然想写,却写不出什么来。

　　我的朋友H君,曾经批评过我的杂文。他说,“鲁迅的杂文是投枪,是匕首。他打击敌人,总是击中敌人的要害,给敌人以致命伤。你的杂文就没有这种力量,你击不中敌人的要害,”他又说,“根本原因在于对事物观察得不深刻,不深刻就肤浅。所以写的杂文,往往浅露而少含蓄,浮泛而不深入。”这种直率的批评,我完全接受,而且很感谢他。但我以为我写的杂文还有一种短处,就是喜欢搬弄古典陈语,说得坦白一点,有好多地方简直是以艰深文其浅陋,使年青的读者看了不了解,而学术修养较深的人,读了又不免齿冷。这是没有办法补救的,我的学力和识解力限制了我。

　　我杂文虽然写不好,却也居然引起一部分人的憎厌。曾有一位老作家,见我写杂文的时候,用最厌恶的神情对我说,“算了罢,写这些老气横秋的文章!”我知道憎厌我的杂文的,不止这位老作家。他们的心情我是了解的:第一,我不会写小说、剧本或诗歌,又不懂得文艺理论,只会写些“老气横秋的文章”,在老作家看来,自然是不入眼的。第二,自鲁迅写下许多杂文以来,杂文也算是文艺作品了;像我这样只写写杂文的人,有时候也居然被错认为文艺作家,这是有伤老作家的尊严的,因此对我不仅讨厌,简直憎恨了。第三,杂文总不免带有讽刺性,有时候触着了人家的痛疮,就引起人家的厌恶与憎恨。而第四,我世故太浅往往凭一时兴会,妄发有伤作家尊严的议论,使他们对我愈加憎恨;例如我曾发起研究某一作家的作品,便引起极大的反响,至今诅咒之声,尚隐约可闻。其实这些厌恶与憎恨,也是多余的，我没有要做文艺家的野心,不想坐作家的交椅;文坛宽阔得很,老作家们大都久已占定了地位,让我在空隙处小小驰骋一下,也不见得就伤犯了作家的尊严,侵犯了作家的地位,何必这样腐心切齿呢?

　　我明知道厌恶、憎恨我的人并不在少,但不想改悔,以后还要继续写我的杂文。理由很简单:第一,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第二,我相信鲁迅的话,“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

　　一九四二年二月于桂林

　　(文献出版社1942年9月版)

作者宋云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