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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达与萎
来源:原载《吼声》半月刊第1期   2019-12-20 10:34:16

  哭丧着脸的悲观主义,对于人们自然不是必要的,甚或是一种伤害。要勉强地劝人达观,也未见得是长策。所谓勉强地劝人达观,因其是勉强的,表面上一切事都看得开豁,骨子里却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等闲视之”。那是要一天到晚都背诵着先贤的格言,才能平静地过日子。这样地谆谆地劝导着别人的人,究竟是否只能够背诵许多现在的格言,抑或自己确是生活在明达的乐观的气氛中,谁也不敢说一定的吧。

  然而,在中国,这种劝人达观的说教者,是“古已有之”的秋水篇中说:“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动不为利,不贱门隶。而且,“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之不忧。”得而不喜,失而不忧,可算达观之至了。说说是容易的,当成格言看待也未尝不可,事实上呢,失去了忧喜之情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现在是一个听教训的时代。无论在什么地方,找训词和教诲,总比找职业容易些吧。而且教授先生,耆绅名流之辈,总是以说教训的话为能事。这批已经不愁生活的先生们,最高兴谈的是达观主义或明达等。提到陶潜,作为悠然忘物我的例证,也是在学校里常可听见的。抬古人来吓青年小子,倒是缙绅们的特长。

  古人是否比今人明达,谁也不能从坟墓里拉他们起来对证。即如陶潜,向来是被誉为隐逸之宗的。但当他说着“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这话时,显然是惋叹生死之大;纵是“贤达”也不能不低首于生命的法则吧。杜甫也早说过:“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违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单只“恨枯槁”,还未足见执着,陶潜读山海经诗中,有句:“契窳强能变,祖江遂独死!”对于反抗天帝的祖江的悲惨命运,还能这样地吐露惋叹,那么,对于人世的苦乐,怎能“超然不顾”呢?

  今日劝人学明达,劝人达观的人,不是在使人多明一些道理,却常常要人忘了哀乐之情,颇近似于基督教的教义:别人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给他打。这样的“达”,实在有点儿使人丧失坚毅精神的恶作用。一个人在肚子饱的时候,说说不应争持什么,这样来安慰饥民并表示雅慨,是妙举!一个绅士只愿别人如牛一般工作,而不能有精神的文化的生活时,也不妨说着万事“不过如此”而已,云云。大家便会更加忍耐地活下去。这不是“达”,乃是“萎”,是像乌龟般缩头的萎缩精神。

  要救自己的民族么?要分担人类的幸福么?这样虚伪的“达”是不行的!必得挨了打的时候懂得是耻辱,知道要伤心,才知道怎样能救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必得知道生命是可贵的!

  有人说,中国用不着西欧那样极端的政治理想,所以也不需要民主主义,不错!达人太多的时候,能干的早就做了奴才,粗笨的早就成了道地的奴隶,还需要什么呢!民族危难之中,听话的顺民可以招呼来保卫祖国,也可以随便叫他安静的忍辱受苦,不就够了吗?

  (1937年10月15日出版,作者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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